任剑涛 丨 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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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人民共和国相伴随的中国当代政治学走过了70年历程。这是一段前接晚清、民国肇始的现代政治学，后启与中国主题凸显的政治学建构的发展过程。中国当代政治学的国际与国家主题出现两轮循环，首先是受到苏联政治理论的决定性影响，让中国的国家话语受制于国际话语；其次是受到美国政治理论的全方位影响，让中国的国家话语再次处于蛰伏的状态。直到跨越21世纪的门槛，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主题从国际转变为国家，在国家主题中凸显中国主题，这是中国硬实力显著增长的产物。政治学“中国”的建构属于国家软实力建设范畴，还处在一个起点上，需要中国政治学研究共同体久久为功，做出艰苦努力。
关键词
中国 政治学 国际 国家 显隐
中国现代政治学始自晚清，成熟于民国，再造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治学的再造，既秉承了百余年来政治学致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的大旨，也走过了自己探问“现代中国”的曲折历程。70年中国政治学以此形成了自己不同时期的特殊主题。基于不同主题之间的转换，构成一部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史。这里的主题转换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政治学基本概念如民主、法治等等的转变，二是政治学背景主题如国家—国际的转变。涉及第一类主题转变的论述甚多，关于第二类主题转变的相关论述较少。显然，围绕第二类主题转变的论述所具有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第一类主题。当代中国政治学在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确立的政治学主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国家定位问题，也涉及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中自我意识的成熟度问题。70年之间，中国的国家话语经历了隐匿与彰显的两个循环，这是与国家建构的硬软实力状态完全呼应的情形。
一、先声：中国政治学的“中国性”
就现代分科学术而言，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与两个因素具有密切关系：一是中国现代转型需要政治学的理论支持，因此促使政治学介入中国的政治转型，也促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创生。二是在比较文化的局面中，中国人自觉运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知识“整理国故”，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推进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确立。前者是一个实践需要而促进理论建构的问题，属于社会政治史与政治学互动关系要考察的论题；后者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知识建构的专门问题，属于直接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建构的尝试。
从现代知识视角看，可以说最早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家梁启超对之已经有相当明确的表达：“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止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实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实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是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1]这中间的关键意思有三层：其一，作为一个文化体系而言，中国文化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体系处在同样应受尊重的位置。其二，中国文化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主要文化体系的特点，那就是擅长于思考人生与政治问题。其三，中国文化所擅长思考的人生与政治问题，在学科归宿上属于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不过，这是“以今语道之”的结果，而不是古已有之的思想表述形式。由此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致思建构，是以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为知识依托进行转述的产物。
这样的断定，可以说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一种共识。萧公权在写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也毫不讳言地指出，“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2]萧公权在具体论述中也随时随地在中西比较中立论，以此呈现中国政治思想漫长历程中重要思想家及其学说的特点。在这里，之所以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诸政治学科的代表性学科特别提出来讨论，就是因为这一学科对兴起中的中国现代政治学之展现“中国性”特质具有特殊意义：政治学需要在其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它的国际趋同性与国家独特性，以彰显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目的，也就是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的理论鹄的。
政治学是始自古希腊的西方分科学术。[3]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为奠基性著作。与古希腊文明同时出现的其他文明，也都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但都没有直接命名为“政治学”的学说体系。就此而言，中国政治学作为舶来的分科学术，与所有非希腊地区的广大区域处境相同。直至晚清，中国才有了命名为“政治学”的学术活动以及相应的学术作品。这是与晚清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政治学进入中国的大致历程是，“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杂志、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的事。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4]随着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勃兴，“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政治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两种中译本；德国那特硁所著《政治学》，也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中译本。此外，还有英国赖烈的《政治原论》，美国威尔逊的《政治泛论》，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政治学史》等等”。[5]可见，自晚清传入中国的现代政治学，明显具有双重指向：首先是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其次是为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供给学术资源。这就注定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对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同时，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制开辟进路。这是此后中国现代政治学呈现出来的实践应用与理论建构双重关注的基本学术风格。
在民国阶段，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令人瞩目。一方面，一批政治学专门著作出版，并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另一方面，大学中设置的政治学专业院系数量明显增多，高峰时期达到四十几所。再一方面，政治学界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组织，会员达到140余人，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尤其不乏奠立中国现代政治学学术研究基础的知名学者。[6]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现代政治学传入中国不久，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在学术研究与实践运用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去极少数幸运者毕业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回来在大学找个教职教政治学外，其余大部分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7]如果说后一方面的问题表明政治学的中国社会需求有限的话，那么前一方面直接显现出中国政治学学科品质有待提高。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学科类型划分，政治学不是理论科学，而是实践科学，它必须与其理论所依托的社会经验紧密结合，否则就失去了落地生根的肥沃土壤。在晚清民国阶段，由于政治学的“中国性”远远弱于它的“国际性”，中国政治学的发育不能不说是不太健全的：就现代国家来讲，与国家建构相适应的政治学话语，应当是一种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才能既回应国家发展的政治学需求，又符合国际话语建构的对话需要，就此解决国内成员的国家认同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两大国家建构基本问题。但论者指陈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的特点，显然处在转述国际政治学话语的状态，政治学的“中国”完全隐匿在国际通行的政治学话语的背后。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历了三个政治体的连续更迭。在这一期间，政治学的中国理论发展与政治学的中国实践需要之间是显著疏离的。这是几个因素所注定的结果：一是政治学作为舶来品，本身确实需要大量引进西方政治学的著作，以确立它的学术基础。在这方面，由于中国政治学学术著作的引进比较偏狭，主要限于介绍性著作，尤其是限于教材的引入与再加工，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当属必然。像钱端升那一代获得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又主要从事行政学的研究，颇有些带偏中国政治学发展方向的遗憾。因此政治学研究很难切近中国现代转型的急迫需要。二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急骤性，让政治学研究者完全来不及为之提供理论支持或有效论证，因此几乎处在“临阵磨枪”的研究状态，政治学研究者几乎都是急急忙忙将西方政治学某一著作或论断拿来应对中国政局的政治学需要。无论是严复一生从译述西方政治学转向推崇早期蔑视的中国传统，还是储安平时政评论中的拉斯基影响，都表明中国政治学缺乏理论建构的能力与因应实践需要的从容。三是中国政治学的思想市场很不健全，政治思想探究受制于政治权力的走向。晚清阶段，清政府对立宪改革的虚与委蛇，让现代政体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接引迅疾夭折。民国时期，由于蒋介石本人左打苏联，右打美国，声称要走出一条以礼义廉耻治国的中国式道路[8]，这就让引进的西方政治学与苏俄政治学都处于不受权力待见的尴尬状态。尽管蒋介石声称中国的现代建国仍然遵循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进路，似乎旨在彰显中国特性，但论证粗疏，尤其是失于中国性与国际性的平衡。加之这种来自国家权力方面的政治学话语与理论界的学术话语疏离，让所有政治学理论处于一个缺乏有效思想争论的窘境，因此无法获得有力论证自己思想的氛围条件。如果说在晚清民国这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学完全没有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性”，或者说完全处在一个在万国政治学话语之间摸索“中国性”的状态，那绝对是一个符合中国政治学发展实际的结论。从总体上讲，中国政治学关于中国的国家话语建构被外国同行提供的通行国际话语所遮蔽，或者说前者隐匿于后者之中。
二、“向苏联一边倒”：国际话语碾压国家话语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处在执政位置的政党领袖依据自己对国内外局势的判断，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国际政策。这一政策，直白表述出来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略而未表：中国在向苏联一边绝对倾倒的同时，拒绝与美国有任何外交往来。这是一个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策定势。
当建政者决定“向苏联一边倒”时，便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模仿苏联政治学—法学的特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者，从政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史来看，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政治学学科就被取消掉了，长期只能以政治时事或思想政治教育的面目继续发挥作用。二者，从政治学被取消的理由上看，具有政治与学术的两种缘由。但两种缘由都与国家权力的取向紧密相关。从学术角度看，“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联大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10]这是一种学科设置的理念对政治学取消发挥作用的结果。从政治的角度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关切政治，尤其是革命政治的理论形态，但同时又是支撑国家权力运作的政治观念体系。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成就是组织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在夺取政权的政治理论建构上成就突出，相形在建构国家新机制的政治理论建构上尚存不足。接掌政权的现实政治处境，让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忙于应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问题，而无暇应对相应的政治理论建构任务。因此，中国的政治理论思考也就呈现出紧张应对实际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展现纯粹政治理论思考的兴趣的特点。这种政治思考的实用取向，也妨碍政治学理论的专深研究。
“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就此发挥出双重功能：不仅可以解决新生中国政权的权力依托与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可以为中国输入支撑国家权力体系的现成理论。正如毛泽东在建政前夜所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1]可见，处在建政可期的位置上，“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之所以确立起来，具有国外与国内两种缘由：从国外看，正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中国必须决绝地走苏联的道路。从国内看，动员工农结成统一战线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其实也是走苏联道路的产物。“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2]这是一种由国际话语建构国家话语，从国际经验凸显中国道路的归纳总结。
在预估未来的时候，毛泽东也以苏联的经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信心。“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3]确认苏联“先生”的地位，也就等于确立了中国的“学生”位置。由此也就等于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政治理论表述方略：苏联是先行者，中国是跟随者。因此中国对苏联的政治理论建构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前者对后者的亦步亦趋关系。这不仅从前述政治学学科的废立上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政治理论话语总体上一直受制于苏联相关话语的定势上得到证明。众所周知，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彻底决裂之后，这样的状态也没有出现过结构性改变：这不仅从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及其表述的相近性上呈现出来，而且也从政治理论话语的格式化表达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种种问题的语式上体现出来，并且在政治理论或思想政治话语建构与高等教育体系上也一直受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
悉心仿效苏联，对中国新政权的政治理论建构来讲，既是基于经验上的必须仰赖，也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还是因于国际关系政策倾向的必然定势，更是因为政治运思中的国际考量碾压国家话语的注定结果。衡诸现实，“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其实具有结构上的两面性，一面是倾心仿效苏联的政治理念与政策取向，一面是从中摸索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但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张力：以苏联政治理论话语及其制度进路为代表的国际话语，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国家建设进路，有一种到底是唯苏联马首是瞻，还是逐渐脱离开苏联模式而挺立中国独特性的分途可能。
中国与苏联的分道扬镳向世人表明，中国并不愿意臣服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权威与制度模式，中国试图维护自己国家的自主性与独特性。循此思路，在政治理论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坚定地认为，中国才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正统路线。就此而言，中苏论战中方的“九评” [14]，充分显示出中方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不再接受苏联领导地位的立场。不宁唯是，中国党政领袖直接主导的“九评”，在总的政治意识形态评价上，已经将苏联钉在了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上。这是一种中国自认具有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与领导地位的正式宣示。同时，中国党政领袖也认定，苏联进行的经济模式改革，以及后来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的缓和努力，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都是必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方向上严厉拒斥的做派。中苏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建构之争，让中国在态度上明确拒绝接受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这是对中国建构独立自主国家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明确且系统的表达，是民族主义的国家话语以国际话语的形式进行的一次完整表达。“在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人们透过当年毛泽东气吞山河的激烈言词，看到的是他在外来欺负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值得肯定和自豪的。”[15]可见，将“九评”放置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理念史的角度看，乃是一次民族主义的国家话语对曾经绝对主导中国发展的国际主义的霸权话语的决绝告别。
但是中苏的决裂并没有促成真正反映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民族性、国家化与原创性政治学话语。在中苏分裂基础上浮现出来的中国政治理论，是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过是苏联斯大林时期政治话语的中国式极左改版。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左理念的社会传播体系，而不是有力促使中国政治现代转变的原创性政治学话语。因此，从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关系上看，依然处在前者碾压后者的既定状态之中。
这与当时中国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政治局面，以及这一局面与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相脱节的国家情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抓革命”是国家政策的主调，“促生产”便成为辅助性的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国家的经济能力不强，国家由此为相应的国家建构事务如政治发展及其研究等提供的物质支持严重不足。相应也就使国家的政治理论话语建构成为与公众疏离的领袖个人事务。按照邓小平的总结，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达，便成为几乎不用偿付成本的“空话”或“套话”。加之国家全面取消了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政治学学科，使之依附于法学学科教育之下，变成名存实亡的一门学科。更因为法学教育被严重扭曲，成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并且铁定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 [16]，法政学术研究几成领导人政治意志的机械转述。因此，国家实力的不济复加国家政策导向的失误，让中国无法产生切近国家发展经验的政治与法律理论。试想，在一个自认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统的国家，怎么可能催生反映国家政治发展态势——无论是应当态势还是实际情形——的政治理论呢？！而在政治理论的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先后次序上，国际话语绝对领先于国家话语，其实也不符合现代国家创制政治理论的一般情形：只有从国家情景出发的政治理论思考，才可能具有经验性支持，也才可能具有理论的原创性，由此为别的国家的借鉴提供可能，进而呈现其国际性或普适性的一面。当时的中国，却将政治理论的国际话语这些“空话”或“套话”置于国家话语之前与之上，因此无法提供切近政治生活现实的原创性政治学话语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中国的”政治学话语就此陷入云遮雾障的状态，未能显山露水，也就不是令人惊怪的事情。
三、“悉照美国”：另一种强势国际话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其构成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此前，中国尝试模仿快速实现国家强大的建国目标的苏联，却仅仅积累起沉痛的教训。因此，国家发展的方向必须扭转，才有望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与富强”的国度。此后，中国确实转向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轨道，不仅启动了市场经济的广泛实践，而且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之思。自晚清以来，中国此时此刻才真正让国家运行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相应地，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也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尝试创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普适性质的政治学理论。但这个进程的开始，不是从国际话语一下子落定为国家话语，或国际主义话语一变而为民族主义话语，而是首先跳跃到另一种与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尝试对接的国际“先进”话语与制度，从此前的苏联转变成美国。中国努力对接的是美国所代表的政治学话语与制度实践模式。
美国与苏联是两种类型的国家，但同时又都是对后发外生的、尤其是落后的现代国家具有示范性的国度。美国是渐进崛起的现代国家，在现代建国百余年之际，崛起为世界强国。但美国之称雄世界，长期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局变化趋势相左——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典范，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自然是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敌人。苏联是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其强有力的国家权力迅速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改造成一个足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垒的强大国家。这令所有处于“落后挨打”的后发国家艳羡。这是一种在情与理两方面都可以理解的羡慕：任何一个希望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进入强盛国家行列的国家，都希望成为苏联，而不希望成为长期渐进发展方才崛起的美国。而且苏联的国际主义示人以平等对待落后国家的新面目，不像美国那样似乎仍然充满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性与掠夺性。就此而言，中国全情投入苏俄的怀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美国的综合实力远超苏俄。一旦一个落后国家走出革命建国的激情，将国家建构问题放置到理性的平台上衡量，美国的建国模式与发展态势，对落后国家的吸引力就会超过苏联。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发展的比较观察中，呈现出苏联对卫星国的资源掠夺与政策控制，而美国相应政策的刺激性不如苏联，这就给落后国家处理与苏美的关系展示了不同前景。加之从二战后的国际阵营发展的结局来看，与苏联关系紧密的国家愈来愈穷，而与美国友善的国家大多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这就更是给落后国家理性审视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以相当不同的理据。
中国与苏美的关系不是一种寻求平衡的关系。倒相反，三者的关系长期处在一种绝对不平衡的状态：在中国确定“向苏联一边倒”国策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敌视，一直是政治观念与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倾向。而在中国“打倒帝修反”的国策中，苏联和美国一样成为受敌视的国家。只有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现代化闸门以后，这种不均衡关系才有了改观：美国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成为政治理念、制度设计与生活方式的一个模仿对象。
历史地看，美国与苏俄一样，一直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当然也就是中国建构现代政治学的牵引性国家。这与苏俄和美国以强大国家面目同时出现在尝试实现现代转型的晚清中国面前有关。虽然中经晚清、民国与人民共和国三个政治体的变化，这种强势参照关系丝毫未改。只不过走俄国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中国在经历了一个现代化严重挫折的过程以后，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与人民共和国建政早期阶段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选择相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多数情况下，出现了明确可辨的“悉照美国”特征。
“悉照美国”的理念始自晚清。邹容认为，必须经由革命建立新中国，新中国必须是一个采纳共和政体的国家。至于共和中国如何建构而成，他认定，中国必须建构成共和国，共和国是自由独立的国家，“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而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的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17]。在邹容看来，中国的共和建国，美国已经提供了立宪的蓝本，只要注入中国性质即可；中国的社会自治，完全仿照美国法律推行即是；中国的公共行政事务，也只需按照美国方式办理便成。这是与中国“走俄国道路”全然不同的“走美国道路”的系统表述。这一方案为代清政府而起的民国政府所拒斥，但民国与美国的友好显然在跟苏联的友善之上。正是这一定势，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早期关系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中国实在无法长期实行同时抗拒苏联与美国的国策，1972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史转折点。[18]并且最终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之际，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主轴。
这与决定中国现代化基本国策的领导人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利，“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19]同时，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对世界秩序的维护有利。亦如邓小平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20]这是基于内政外交两方面的理由确立的中美友好关系基调。
这样的国际关系态势，直接塑造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话语倾向：美国政治学对中国发生全面、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一方面，这固然与美国强盛国家相倚的强势政治学相关。诚如王逸舟依据国际政治学指出的，美国政治学在国际范围内占据绝对知识优势。这一优势，从多个方面[21]得到印证：一是从国际政治学的主导流派来看，“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研究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个始终存在、发散着巨大影响的‘美国重心’。是美国的威尔逊理想主义，造就了第一阶段的‘乌托邦’特征；是摩根索、凯南和基辛格等人的研究，奠定了其后阶段西方‘权力政治学’的框架，使国际政治学与外交政策结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是多伊奇、卡普兰和沃尔兹等人的‘行为科学的现实主义’研究（以‘信息现实主义’‘系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形式出现），使国际关系的分析头一次具有了‘科学’外表；是以基欧汉、奈伊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工作，使全球主义学说从罗马俱乐部的生态分析层面推进深入到国际政治层面。虽然其他的‘旁系’多少起一点制约作用，美国人的主导地位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目前它虽从巅峰状态有所下降，仍处在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二是从学术研究机构、出版刊物来看“，美国始终拥有范围最广大实力最雄厚的研究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和课题基金），出版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事务期刊杂志，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的国际事务兴趣似乎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同行更浓厚”。三是从政治学理论的传播与影响力来看，“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一个事实是，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见解，无论是否由美国人首创，总是经过‘美国中心’的阐述和诠释，才形成国际研究界公认的‘一家之言’；连‘美国中心论’的许多批评者，如罗伯特•科克斯、罗伯特•沃克、吉米•乔治，也经常是通过美国的巨大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网络和印刷传媒网络，才得以使自己的批判理论广为人知。此外，在非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在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和东南亚），在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世界，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世界政治的理论认识也多受到美国中心的严重辐射，出现了所谓‘美国化’现象”。四是从知识群体提供的经典作品来看，“从二战结束至80年代初的35年间出版的、被誉为‘当代经典’的22部著作中，美国作者提供了18部，占总数的80%还多，美国以外的发达地区的作者贡献了另外的4部，不到总数的1/5”。这种研究优势，从政治学的其他学科来看，又何尝不是如此？！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是政治学的三大分支，可以说当今世界上都由美国政治学界提供了最多且最重要的作品，最为政治学共同体公认的权威杂志，最有效的学术传播渠道。政治学的“美国化”是一个全球现象。向美国打开大门的中国又怎么会有例外呢？！
另一方面，自然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自愿、自觉地接受美式政治学的研究进路、思想影响、评价机制与教育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有学者指出，美国与欧洲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即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与美国的科学主义传统。但不能不看到，“近些年来，美国学术系统的组织逻辑和评价系统被移植到中国，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成为评价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并将其与职称、工资等待遇关联起来。这一机制对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负面影响可能比人文学科更大，因为人文学科总体来讲是一种阐释性研究，量化研究在其中属于边缘，我们很难想象在人文学科中会出现量化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量化研究已经成为是否‘科学’的一个标志” [22]。论者关注的是中国政治学界受美国影响可能形成的失衡研究态势，但在此人们首先看到的可能是美国政治学研究对中国相关研究的决定性影响。美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的影响力，自然与中国对美国国际关系上的亲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影响达到了中国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几乎是对美国相关研究预设加以证实的地步，仍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23]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的研究从此前的一边倒向苏联，转变为一边倒向美国，是有着政治学国际知识版图的某种必然性的话，那么中国学术界的主动认同，应该说是这一倾向呈现出来的重要动力之一。究其原因，当然与中国政治学界的价值与知识双重的不成熟有关。
就价值一端来看，中国政治学界关乎现代价值的共识远未形成。而且由于国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影响，诉诸价值争论以促成价值共识的做法被抑制。因此，缺乏价值共识基础且又难以启动价值共识的竞争性促动机制，美国政治科学界推崇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进路，就很容易为政治学研究群体所接受。这使中国政治学界无法深入研究关乎中国长远发展的基本价值问题。价值问题一旦被悬搁起来，政治学就失去了灵魂与方向。而且现代价值的竞争性探究一旦缺失，政治学研究势必成为游魂野鬼式的游谈。这就不仅让中国政治学界无法直探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真正从事具有原创性的政治学研究，而且中国被美国政治学牵着鼻子走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怪的事情。
从知识的视角看，由于中国政治学的舶来性质，同时由于政治学中国化的进展甚缓，中国政治学界并没有成功将现代政治学研究转换为基于中国情景和汉语表达的学术研究活动。这就使70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呈现出在前期效仿苏联，近期效仿美国的研究群体特性。在这样的研究定势中，本应在经验描述上凸显中国全貌，在理论研究上展示中国风格，在比较优势上呈现中国特点，在理论原创上做出中国贡献，但实际上却几乎都付诸阙如。同时，在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或规范论证方面，不仅失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重述与分析，而且失于对中国政治的规范论述与愿景描摹。换言之，在美国政治学话语主导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徘徊在国际话语的密林，而没有找到国家话语的立足点或支撑点。需要不为多余地澄清一下，所谓国家话语，是针对中国政治经验生活引申出来的政治学理论话语，它具有与其他国家依据自身经验引申出的政治话语的不同特点。这些话语，自然具有国家独特性与人类普适性两重含义。从总体上讲，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对全球政治学话语做出的贡献。因此，政治学的国家话语不是国家主义话语，即以崇尚国家权力建构的政治学理论话语。所谓政治学的国际话语，是将国家具体的政治生活经验掩盖或隐匿起来，仅仅以抽象的政治理念来概括实际的政治生活，而且将现实政治生活作为抽象政治理念的塑造对象，从而完全失去政治学研究的现实基础与经验指向。就此而言，无论是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或是一边倾向美国，都不可能完成中国政治学应当优先描述和分析“中国”政治的基本研究任务。“中国”就此被严严实实遮蔽在抽象化的、挪移进中国的国际话语之中。
四、硬实力与政治学“中国”的凸显
由上可见，中国政治学70年历程中前段倒向苏联、后期倾向美国，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话语长期碾压国家话语。这是一个总体上的指认。在具体的处境中，中国政治不断努力彰显自己国家的权益，因此也就会促使政治学研究与思考断续不继地展现其中国特色。此前所论，只不过是指出后者的尝试成就不如前者罢了。在政治学研究上述总体状态指认的基础上，人们可以看到，就中苏关联视角看，由于中苏关系在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的延续过程中，出现了中苏关系的龃龉，并且中苏同盟最终走向分裂，中间出现了一段中国基于民族主义理念的国家话语。但如前面所述，这些旨在彰显中国民族主义气概与理念的政治理念表述，是在国际主义话语的中国操弄表象之下的曲折表达，因此并未改变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话语碾压国家话语的基本态势。而就中美关联角度分析，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中美关系不断遭遇挑战，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制度建制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差异、台湾问题的梗阻，中国一直存在着顽强抵抗政治思考与政治学研究的“美国化”的强大力量：这里所谓的政治思考，是指关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美式思路，这是执政党一直高度警惕的改革思路。这里所谓的政治学研究，是指中国政治学界探究政治问题时的理论活动，其“美国化”的程度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超过前者。但学界与政界也都对此一再拨正。[24]因此可以说，中国政治与政治学一直存在着探寻中国进路、寻找中国位置的意愿。
但这种意愿并不能直接催生相应成果——无论是在政治实践上还是政治理论上，都是如此。因为某种政治意愿的实现，只有与国家的实际政治进程内在扣合起来，才会出现理论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可能性的契机；而某种研究意愿，也只有在政治学研究共同体做出了相关的、国际同行公认的研究成果，才能为人们所承认。而这两种转变，都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态。换言之，中国政治学研究成功植根中国鲜活经验土壤，并做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来，依赖于中国的发展以及研究共同体对之的创造性阐释。从学术研究现实基础的视角看，脱离国际社会尤其是强势国家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强大牵引力量，只有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这一研究意愿才具有了兑现的现实物质基础。同时，只有在物质基础壮大的同时，经由政治学研究共同体的艰苦努力，真正因应于中国经验世界的变化生产出令国际同行信服的学术产品，这一意愿才具有了瓜熟蒂落的基本条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换言之，即使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傲人，或者说GDP的增长令人瞩目，但政治学界对之阐释缺乏原创性，仅仅满足于运用既有的政治学理论对之进行一般性的解释，或者单纯表达对国际政治学研究共同体共识的抵触态度，则中国政治学研究长期存在国际话语碾压国家话语的态势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反之亦然。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或GDP增长疲弱，不成其为或不再成其为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那么中国政治学因为缺乏现实鲜活经验的持续支持，也就无以提供令国际社会的政治学研究共同体认可的研究成果。中国政治学取得关乎“中国”论述的突破性成果，也就只能成为无法兑现的满腔雄心而已。
从两方面的关联角度看，现实局面似乎令人感到鼓舞。一方面，中国近40年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25]这一奇迹来源于曾经的中央指令型经济转向当下的市场主导型经济，也就是由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形式转变为一种较高效率的经济形式，从一种集权型调配经济资源转变为分权性配置经济资源。结果是，中国从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的国家，迅速蹿升为世界GDP总量第二位。这确实堪称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中国自晚清以来落后挨打的自我认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后进国家由此有了先进国家的自我定位。这对中国人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长期无法打破的自贱性精神定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奇迹”的惊异心理，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迅速跨出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扩展。在政治领域，中国开始提出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当下为人熟知的“一带一路倡议”、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即是明证。[26]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从完全不自信变得自信起来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堪为佐证。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反映到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中，便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开始急剧凸显。所谓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相对于另外两个意义上的中国而呈现出来的概念：一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在政治意义上，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国家单位，在1949年之后摆脱了国家被动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地位，因此具有现代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含义，而不是备受列强欺凌的准国家，也就是习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今中国经由市场经济的艰苦实践，已经成为世界上受到正视和重视的国家层级的政治单位。二是世界意义上的中国。中国在局部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成为低度发展的落后国家，国家的发展不再具有世界意义。只有在中国崛起，关键由于GDP总量居于世界前列的情况下，中国才会受到世界关注，同时对世界事务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因此让国家成为影响全球事务的实力型国家，让其他国家乐于或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事务的重要国家之一。但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与这两者相比，具有两个特殊含义：一是指中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以至于缺少“中国”的存在，政治学论述就缺少必须指涉的对象；二是指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镇，以至于缺少中国政治学者发出的声音，国际政治学界的发声就显得不完整，理论研究成果就显得脱离现实世界的政治真实。
就目前状况讲，政治学意义上“中国”的凸显还不够鲜明，但轮廓已经可以辨认。辨认这一轮廓，可以在三个方面留人以印象：
其一，国际社会的政治学界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进行政治学审视。从总体上看，近期关于中国的全球政治学研究共同体话题与学术聚会明显增多。在话题上当然同时存在被中国人视为正面抑或负面的论题，但相对于此前“中国”从未成为主导性政治学话题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正面话题可以从关于中国崛起会不会“统治世界”的命题上窥一斑而见全豹。负面话题则可以从“韧性威权主义”的命题上得知确切信息。仅就前者言，当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著的《当中国统治世界》[27]出版以后，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辨认，就成为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近期便出现了围绕这一命题的相反论断，如一位美国学者便出版了《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的著作，认为“中国的真正兴趣其实在保持现状，而非主导世界”。[28]姑且不论关乎中国崛起的两种世界影响的不同论断成立与否，仅就两种意见出现于国际学术界，就可以知晓政治学“中国”的出现已经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情。就学术聚会而言，国际学术界针对中国发展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每年不在少数。如果算上中国国内举办的关于中国话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可以说相当的惊人。
其二，中国政治学界已经自觉提出可以让国际政治学界正视的理论命题。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已经为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提供了不少研究的客观资源。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举措不断成为国际政治学同行的热门话题。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是如此，村民自治的话题也是如此，经济增长的国家动力机制话题还是如此。但截至2008年以前，中国政治学界主要还处在一个呼应欧美国家学者论述中国问题的被动状态。自那以后，中国政治学界逐渐作别被动呼应欧美政治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论述与命题的状态，进入一个自主提出命题，并介入国际学界的相关讨论的积极情形。无论是价值选择上归于左翼还是右翼的学者，也都在欧美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出版了专门著作。就前者言，关于何谓“中国”的国内学术讨论，就引起国际学界同行的热烈呼应。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何谓中国的问题也曾经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国际同行的呼应程度相当之低。因为那是中国人自己需要紧急解决的、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民族自我维护的学术大问题，直接涉及抗战的历史—政治动员效应。当下关于何谓中国的讨论，关注的论题已经转移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外与认同” [29]问题，这是一个不仅涉及中国自我认知的问题，而且也与邻国、乃至于全球社会如何对待中国发展状况高度相关的问题。这中间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论述已经成为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话题，而非中国人自救的强烈呼告。因此，这一话题获得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呼应，自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中国经济疾速增长的惊世成就相伴而出的政治学话题，不仅有“中国与世界”的老瓶新酒这类命题，而且还有中国学者提出的国际新秩序建构的论题。如赵汀阳近期一直探究的“天下秩序”，就旨在提供一个替代西方国家的“世界秩序”的理论论证。赵汀阳认为，“新天下体系对其（古代天下秩序——引者注）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是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 [30]。这是一个试图赓续中国传统的国际政治秩序理念但赋予其全球化时代新含义的命题。尽管在与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秩序之间心存调和意念，如其所说，“西方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与天下—国—家的政治系统之间形成一种齿轮式的啮合，存在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可以扩大政治可能世界的容量而有助于建构一种政治新概念” [31]。但论述中间展现出来的、以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述与西方学者展开平等对话的意欲还是人人可以明确感知得到的。这类论述，在国际话语绝对碾压国家话语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肯定是难以想象的。
与之旨趣一致的论述，所在多有。诸如大陆新儒家关于儒家政治可以超越民主政治的论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路不必效仿西方国家而能自辟蹊径的论断，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普适价值的持续争论，都表明中国政治学界不再单纯依违世界强国给定的政治命题与论证方式，试图有所创新，尝试做出突破。尽管这类努力肯定会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巨大争议，但比之于单方面接受国际同行的命题与论证，总是增加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声音。
就后者即中国学者的国际出版而言，前有汪晖论述中国现代思想兴起的著作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32]后有贺卫方的法学著作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出版，[33]还有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的儒家政治论述英文译本在美国的出版。[34]这只是以外文出版中国政治法律著作的个例枚举而已。从趋势上看，以外文出版的中国学者的政治学相关作品日益增多，而且中国官方也推出了汉语学术著作的外译项目，相信这样的出版工程会呈现出某种繁荣景象。这些著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评价上都存在广泛争议。但作为中国学者的政治法律论述被国外出版机构翻译成外文出版，视其为引起国际同行关注的标志则不为过。
其三，中国政治学研究共同体与国际政治学共同体之间的紧密互动渠道已经打开，从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在国际社会发声，并且与国际同行积极进行学术互动，让中国政治学成为国际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契机。在这方面，赵汀阳与法国学者德布雷关于革命变迁与政治权力等方面展开的对话，[35]以及赵汀阳与法国学者阿兰•乐比雄关于一神论形塑的西方思维模式及其对现代性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从分化到融合可能性的讨论，[36]可以作为旁证。近期这类对话明显增多，兹不一一列举。
当代政治学“中国”的凸显，是中国硬实力增长催生的软实力响应。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相关方面：从正面看，中国硬实力的疾速提升，让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的国家认知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前绝对主宰政治学界思维的学生身份，开始转变为挣脱学生身份，尝试成为独立的创造者角色。基于此，政治学致思的主题发生相应的转变，也就是从国际主题转变为国家主题、在国家主题中凸显中国主题，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从反面看，如果不是中国硬实力的显著增长，政治学的“中国”主题是很难凸显出来的；同时，如果不是中国硬实力的明显增强，中国政治学仍然只能行走在模仿先进国家的道路上。这是无须讳饰的事情。
但中国的硬实力增长，并不一定就自然能促成中国软实力的相应增强。因为硬实力的增长，对一个志在强国的、“由国家带动的发展”的国度来讲，是一个相对容易实现的目标。但国家硬实力的增强，不能顺带强化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强弱，依赖这个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独创性贡献与普世性认同。这是一个远较国家硬实力建设复杂得多的渐进社会工程。硬实力建设是可以迅速收效的，而软实力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情。政治学“中国”的建构，便属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范畴。可以说，人民共和国走到今天，70年时间从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度跃迁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第二位，硬实力建设的收效有目共睹。但包括政治学“中国”在内的软实力建设，还刚刚处在一个起点上。在这个起点上，已经令世人瞩目地突破了国际话语碾压国家话语的窘境，但是否能够成功提供中国供给的现代政治学独创性话语，又是否能够获得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仍然处在未可预期的状态。这需要中国政治学研究共同体继续做出艰苦努力，并与国际同行理性、持续地互动，方有望真正为“中国”找到世界位置，为“中国政治学”逐渐赢得世界承认。此时，政治学的“中国”面目才能清晰地展现给世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凡例”。
3.萨拜因指出，政治理论“是指对政治问题所做的‘受过规训的’探究（the disciplined investigation）；据此，我们所说的政治理论乃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区（亦即我们今天称之为希腊的古希腊人居住地）并在一个较为具体的时间（即在公元前5世纪期间）被创建起来的”。［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4.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5.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6.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7.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8.参见马勇：《中国之命运：基于思想史的解读》，《北京党史》2016年第2期。
9.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
1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萧枫写道，“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这场‘大论战’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即‘九评’所争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这类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对的；在后一问题，即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萧枫：《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九评”问题》，《学习时报》2013年10月28日。
14.萧枫：《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九评”问题》。
15.参见戚桂芳等：《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21期。
16.邹容：《革命军》，严昌洪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毓麟陈天华邹容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6页。
17.参见［加］玛格雷特•麦克米兰《：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温洽溢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另参见任剑涛：《我们已经冲破旧格局》，《南方都市报》2017年2月26日。
18.王翠：《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处理中日、中美关系的外交智慧》，《党史文苑》2011年第9期。
19.刘金田：《邓小平：我是热心中美关系的》，《党史博览》2000年第4期。
20.王逸舟：《试析国际政治学的美国重心》，《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21.谈火生：《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5期。
22.参见任剑涛：《宏大理论回归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双赢诉求》，《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23.如前引谈火生文就明确指出，要“防止中国政治学的‘美国化’”。
24.林毅夫等指出：“可以预计，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赖以支撑的条件能够持续不变或进一步改善，那么，不就的将来中国经济总规模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国是占世界人口2/3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又是一个处于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国家，她的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过渡和发展成功，并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经历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大国的可能性，不能不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学术上的好奇。”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页。
25.参见任剑涛：《国际规则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
26.马丁•雅克指出：“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前言”。
27.孔诰烽：《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沈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28.笔者在2019年4月26日仅以“国际学术界的中国话题学术会议”为题在百度上搜索，便出现了38万6千多条相关信息。中间自然有大量重复信息，但从总体上讲，在国际学术圈中中国话题的热度是可想而知的。
29.参见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30.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秩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31.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秩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32.Wang Hui,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3.He Weifang, In the Name of Justice：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3.
34. Jiang Qing, 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5.德布雷、赵汀阳：《一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6.赵汀阳、［法］阿兰•乐比雄：《一神论的影子：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通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原刊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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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仪修通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