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 | 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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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进路有三：进路一：持续聚焦高势能运转的政治宣传研究。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是政治宣传，现代政治中政治宣传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于人类政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属性及其张力关系。国家的存在，决定着政治宣传永远在国家政治层面 “高位势能”运行。中国的以政治宣传为主轴的政治传播模式短时期内不会改变，政治宣传将一如既往地释放巨大的传播能量。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要求我们高度重视这一领域，不断提供新思想新理论；进路二：高度关注方兴未艾的微政治传播研究。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逐步分离和良性互动，“政治”不断地从“国家形态”向“社会形态”回归和迈进。伴随着这种回归和迈进，微观政治越来越凸显出来。微观政治与“微传播”的镶嵌与耦合，迅猛激活了微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研究聚焦和着力于方兴未艾的微政治传播领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应是一种理论自觉；进路三：深度融合迅猛兴起的政治传播交叉学科研究。伴随着政治传播由国家宏观政治向万象丛生的社会微观政治领域的延伸和拓展，诸多学科所聚焦的政治传播的新的学科方向、新的“交叉地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兴交叉领域会在两个维度上延展：第一，基础学科会进一步使政治传播的“学科高度”、“学科厚度”大大增强。第二，与时俱进的种种新兴技术性方法，会带来政治传播研究前所未有的不可预见的新气象新景观。

关键词

政治传播  微政治传播  宏观政治  微观政治  进路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实践的政治传播研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和业界的辛勤耕耘和潜心钻研，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并逐步在现实的政治传播实践中发挥着指导和引领作用。在这个时候，冷静而理性地观察和分析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未来进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必要的反思性判断和前置性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进路一：持续聚焦高势能运转的政治宣传研究

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是政治宣传，这个判断是对古今中外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论总结。[1]现代政治中政治宣传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不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对其的“恶劣使用”就自然消解。恰恰相反，人们应该理性地剥掉那些人为地缠绕在“宣传”身上的种种“恶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让它能够在人类的政治传播中发挥其正当的、正面的作用。

这个道理，在学理上需要从人们貌似熟知的“政治”讲起。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2]现实中确实如此。人们对政治的认知，仍存在种种误区。其中一个主要的认知误区是：从现实出发，把政治看做一种纯然的现实活动。但其实深入考察人类政治的起源和本质就会发现：政治乃是一种从理想出发的不断实现理想的现实活动，也就是说，政治是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双重属性的人类活动，并且现实中的政治始终保持其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合理张力。

从一般的学理上讲，现代政治中政治宣传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正是来源于人类政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属性及其张力关系。其中，正是人类政治的理想性及其不断实现这种理想的永不间断的渴望和努力，决定了人类政治首先近乎本能地和自觉自愿地选择政治宣传来推展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宣传就是用政治的未确定的理想性来引领、感召、鼓动受众，通过行动使政治的理想性不断地转化为现实。[3]

基于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属性，我们可以把政治在现实中的运行图景划分为“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两个层面。所谓宏观层面，是指政治在国家层面的运行，亦可称为国家政治；所谓微观政治，是指浸透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本来可以对应性地称为“社会政治”，但是，因“政治”其起源之时的“公共”意涵与“社会”的“公共”意涵重叠——那时的“政治”就是“社会”——这样一来，现在再使用“社会政治”一词，就反而无法表达区别于国家政治的微观层面的政治了，所以，我们还是直接称为“微观政治”。从功能发挥的角度看，政治的主要功能，是按照一定的政治理想调节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调控现实社会秩序，质言之，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所以，所谓政治的宏观层面，是指国家的政治理想推展、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权力运行、政治秩序控制等；所谓政治的微观层面，是指一般社会活动和百姓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4]

政治宣传天然性地存在于国家政治之中。国家政治所依赖和使用的主要工具或传播路径，正是政治宣传。政治宣传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功能，就是因为它是国家政治存在和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正如欧根·哈达莫夫斯所言：“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没有纯粹的宣传可言。宣传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权力，宣传只有被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才算取得胜利。若意识形态的工具被剥夺，将导致权力结构的瓦解。意识形态、宣传和权力三者不可分。”[5]

这就是说，国家的存在，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存在；国家政治的存在，决定着特定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特定意识形态的存在，决定着国家宏观政治运行机制的存在；国家宏观政治运行机制的存在，决定着政治宣传的存在。国家政治的强大性，国家特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决定着政治宣传永远都是在国家宏观政治的层面上“高位势能”运行。“高位势能”是一个借用了物理学的形容性质的概念，意在说明，国家政治的运行中，政治宣传所处的地位之高、所具有的控制力之强、所产生的动员力之久、所发挥的作用之大，乃是其它政治传播形态所无法比拟的，更是其它政治传播形态所无法取代的。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种抽象的学理“降落”到现实的中国，理性地聚焦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之现实思考一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立足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引领和指导人类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以共产主义为政治信仰的伟大的政党；中华民族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并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新中国的建立、建设、改革、富有、强大，最有力地体现了政治的理想性通过政治宣传的强大引领功能，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在上述的过程中发挥着无以取代的伟大作用。历史是如此，现实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基于坚定理想信念的政治感召；坚持正确的方向，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继续引领历经沧桑的东方大国走向复兴，完成“两个一百年”历史使命，这种“高于天的理想”，要沁润在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心间，需要的是有气势有感染力的政治宣传；“中国梦”对中国人民的感召，“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民众的呼唤，需要的是有温度有效度的政治宣传；中央和国家的种种宏大政治战略的大政方针的解读和深入人心，需要有目的有目标的政治宣传……

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宣传，仍将是中国政治传播的主要形态，以政治宣传为主轴的政治传播模式仍然不会改变。政治宣传将一如既往地在中国的国家政治中持续高位强势运行，亦将继续释放巨大的传播能量。

当然，现代政治中的政治宣传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随着进入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其固有的种种弊端也会不断地得以矫正和改正，传统的政治宣传也会不断地“蜕变”成为“新宣传”。[6]中国的政治宣传更是如此，虽然，进入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全世界绽放异彩，随着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和媒介地位的突出变化，互联网时代所要求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使中国的政治宣传也焕发出一定的新的活力，对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鼓舞和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坦白地说，现在的政治宣传的态势与效果，还远达不到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宏大政治战略的要求，远达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伟大战略的要求。

正因如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中，聚力于高大宏远政治理想的政治宣传，将继续高位势能运转这一面向和进路，要求我们理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这一领域，不断提供改进党和国家政治宣传所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论。

进路二：高度关注方兴未艾的微政治传播研究

从政治学角度思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层变化，应当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持续变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涉及到诸多方面，但观察和领略其变化机制和轨迹的主轴，乃是“政治”。政治的变化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变化的不可逆的趋势是：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逐步分离和良性互动，“政治”不断地从“国家形态”向“社会形态”回归和迈进[7]，伴随着这种回归和迈进，是微观政治越来越凸显出来。

有学者从理论角度描述了基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第一，是从社会结构或构成上来看，由于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伴随着工业文明而彼此分化的社会诸领域呈现“再一体化”和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从而导致各领域之间界限的模糊，并使社会构成呈现内在差异化和多态化，消解或削弱了主导型领域的统治地位或控制作用。第二，从社会运行和控制机制来看，由于社会诸领域的“再一体化”和相互融合，社会的主导型、中心化的宏观权力逐步分化为非中心化的、弥散的微观权力，从而使社会的控制机制由几种宏观权力的彼此冲突或相互博弈逐步让位给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差异化共生。“在信息化时代或者在后现代的背景中，构成社会运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要素除了宏观的政治权力或者宏观的经济力量外，越来越多地大量涌现出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权力。……这种内在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所有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形成了所谓的微观政治，而社会的运行和控制机制开始表现为这种中心化的宏观权力和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网络。一般说来，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真实与符号(符码)彼此渗透的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或者微观政治结构，既可能为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提供空间，也可能使理性对人的统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对这种控制机制的抗拒和改造往往同样需要各种多态化的、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的多维反抗，而无法沿用传统的宏观政治变革模式。”[8]

从政治学的学理上讲，微观政治的凸显有其内在的根据，是如前所述的政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双重属性及其张力关系使然。政治始于理想，决定了宏观政治的强大运行与强力覆盖，但是，特定的宏大政治理想总是在不断地向现实转化，正是在这种永不停顿的转化中，政治的理想性不断地“减弱”，现实性不断地增强。理想总是不断地被现实所检验、所修正，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张力关系中，理想性总是不断地向现实性这一极倾斜。现实是“鲜活”的，现实是具体的，现实是弥散的，因此，各种不是从理想出发的“微政治”就会应运而生！

从传播学角度看，互联网时代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时代跃迁。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应用，宣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9]从传播技术发展和媒介革命所引发的时代变迁这一特定角度看，互联网的发展，正有力地推动着传统媒体与迅猛崛起的新兴媒体融合转化为“自媒体”，可以说“自媒体时代”时代已经到来。自媒体时代有种种特征，但是，传播进入以微博、微信以及未来不可预见的“微传播”[10]形态无疑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微观政治与“微传播”的镶嵌与耦合，迅猛激活了微政治传播。

自媒体时代的微传播，通过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重置着过去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着政治传播形态。第一，基于自媒体的微传播，“赋权”于社会以某种难以定性描述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社会获得一种可以与国家政治对应的力量。第二，基于自媒体的微传播，使社会民众从一种新的途径获得宏观政治宣传以外的各种政治信息。第三，基于自媒体的微传播，使社会民众有权力有能力，能够依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和评论从宏观政治宣传中所获得的各种政治信息，使其产生新的“蝶变”效应。第四，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基于自媒体的微传播，其赋权的“社会”具有着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构建”功能，各种区别于国家宏观政治的“微观政治场域”通过迅捷而快速的传播会应允而生，茶余饭后，休闲养生，甚至娱乐八卦，都可能弥散着政治气氛，传播着政治信息，成为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宏大政治的“神经末梢”，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已然成为“参政议政”的新场域、新形态、新途径。

当然，必须清楚地是，通过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而生成“微政治传播场域”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们所谋求的政治目的与国家宏观政治理想一致或接近时，便会二者相向而行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正能量；相反，一旦“微观政治传播场域”的诉求与国家宏观政治的理想反差过大，二者的能量就会相互抵触和磨损，在某种条件下，甚至会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危机。

从理论上讲，微观政治传播与国家宏观政治中的政治宣传的“行进逻辑”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政治宣传中的主导逻辑是“政治的”，所谓政治的逻辑，就是政治权力主导的遵循既定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的行进机制。所以，我们一般才会认为，政治宣传总是理想的、感性的、强行的、灌输的、组织的等等。而微政治传播，基于自媒体的自主性的特质，其主导逻辑是“传播的”，所谓传播的逻辑，就是媒介权力主导的遵循即兴事实和具体事件的行进机制。传播逻辑注重于从现实的具体事物出发，通过细微的传播图景，深入其社会背景，展现其具体过程，演示其构成细节，聚焦其核心诉求，放大其影响效果。通过引发到某种政治层面而发酵和延伸，形成一种强大的反作用于国家政治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微政治传播就可能会提升到国家政治的宏观层面，引发宏观的政治变革。

所以，所谓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割裂；现实中，不存在没有国家政治的社会，也不存在没有社会的国家政治；所谓国家宏观政治与社会微观政治，也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现实中，没有脱离宏观政治的微观政治，也没有脱离微观政治的宏观政治。正像列菲伏尔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批判》中所言：“‘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虽然存在着间距和鸿沟，但这并不意味着容许我们把其中的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二分开来，更不容许我们‘忽视’其中的另一个层面。不可还原性并不等于截然分立。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分关系、对应性以及同源性。[11]”说到底，它们是同一个“政治”、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比如，我们现在说的是同一个、仅有一个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

把上述这种理论思考落脚到当下的中国，完全可以说，伴随微政治传播领域的方兴未艾，政治传播研究聚焦和着力于这个新兴领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应是一种理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创立的政党，新中国也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政治理想建国的国家。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复兴的辉煌历史，新中国从大到强的成长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实现政治理想的历史。这种历史也是一个政治理想不断地从国家宏观政治走向微观现实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根据现实“与时俱进”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展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宏观政治理想不断地结合中国国情、“落地”成为可见可实现的具体现实目标的实践过程，是一个政治传播过程中宏大政治宣传不断走向微政治传播的过程。现在，进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媒体时代，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及与之相应的人们政治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微政治传播领域必将遍地开花。与之相应，探寻微政治传播的重要机制及其种种重大问题，必然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聚焦领域，也是可以预见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主要进路。

进路三：深度融合迅猛兴起的政治传播交叉学科研究

无论被理解为“政治的传播”还是“传播的政治”，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来说，古往今来都不是也不可能只是政治学和传播学可以完全为之。现在，伴随着政治传播由国家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更需要诸多学科的合力关注和研究。事实上，诸多学科所聚焦的政治传播的新的学科方向、新的“交叉地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

20世纪以来，“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自律的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向多态化的微观领域和微观权力的这一深层次转变相适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模式也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变。[12]”从国家宏观政治这一角度看，社会科学对政治的研究，在关注类似于“公平”、“正义”这样的宏大抽象的“政治哲学复兴”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转向微观政治的研究。比如，之前，传统的政治学更多地关注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权的更迭等，而20世纪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微观政治学，则或者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或者像福柯那样，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被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揭示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弥散于日常生活和不同社会层面的微观权力。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在传播技术作为“主变量”的推动之下，政治传播从高大宏远形态走向弥散性的微观形态所显现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那种来自于宏大政治理想的全部政治信息被现实的种种政治诉求揉成了“碎末”，同时，来自于现实政治生活的种种新生的政治诉求，又形成强大的“政治泥石流”反冲那种高大宏远的政治理想。毫无疑问，产生于弥漫性日程生活中的微观政治是与经济、历史、文化、科技、教育、宗教等等社会生活“镶嵌”在一起的，如此一来，微政治传播领域就不能只是政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所能覆盖的。甚至，在国家宏观政治传播即政治宣传中的“政治统摄传播”这一规则的效力也会大大减弱。

传播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政治在微观领域被“碎末化”和“再生化”的现象，使人们深刻地反思着人类的政治和以往人们对政治的研究。比如，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中就指出：“政治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行为，不能够自行孕育出一个内部的概念体系。与某一时期一系列被视为政治冲突有关的观念的东西，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时至今日，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科学的范围。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更不要说地理学、生命科学和艺术，在经典定义中都与政治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相交点。正式的政治理论虽然远远谈不上消失，但它也只占据一部分领地。”[13]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超越传统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视野，来研究被“碎末化”和“再生化”的政治传播，既是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由高大宏远形态迈向社会微观形态的要求，同时也反过来使政治传播在社会微观领域门洞大开。想象一下，当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生命科学、艺术学聚焦于政治传播的某一特定领域、事件或对象，政治传播的新领域乃至新学科岂不万象丛生？政治传播的研究成果岂不百花齐放？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政治传播就是政治传播，它有着自己的特定的基础、轴心和学科边界[14]，并不是随意贴上“政治传播”的标签就成为一种政治传播研究。我们这里所强调的所谓政治传播的“交叉学科”是指一定要“交叉”在政治传播这个研究对象上。事实上，在对政治传播交叉学科的研究上，我们亟需的是学科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自觉的深度融合。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兴交叉领域会在两个维度上延展。

第一，基础学科比如像哲学、历史学等对政治传播的关注，会进一步使政治传播的“学科高度”、“学科厚度”大大增强。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科，其巨大的优越性首先是要求廓清和厘定任何研究的“研究对象”，并对研究的“核心理念”进行“前提性批判”，这一点就会使以往政治传播研究往往经不起深究的“前提观念”得以澄明。众所周知，以往我们很多的政治传播研究不太考虑研究前提的意义，往往费尽周章却研究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其次，哲学研究方法的“抽象”能力，可以使以往政治传播研究的杂乱无章华而不实的种种貌似方法的“方法”，通过提炼和升华，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性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研究范式。毋庸讳言，以往政治传播研究缺乏的就是稳定的、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研究范式。

说到历史学对政治传播的关注，则更是令人期待。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这个时代的“躁动喧嚣”，热切关注浮于“躁动喧嚣”表面繁华的传播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由于没有什么“历史”的支撑而往往昙花一现。历史学的介入，思想史、概念史、形态发展史的梳理和研究，会使当下的政治传播研究通过“走向历史深处”，对时代作出富有详实史料支撑、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批判和解释。在这个方面已经有成功的案例，那就是福柯运用和借鉴历史学研究方法对微观政治的研究。福柯本人承认他的微观政治学受到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影响。他在《知识考古学》的引言中，特别分析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史学方法的重要理论意义。他指出，年鉴学派的新史学家强调从政治事件的变幻不定的背后揭示一些在较长历史时段中相对稳定的、深层次的现象，“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15]福柯在历史学最擅长使用的“确定一种不变的、决定性的和连续性的结构和力量”方法的深处，另辟蹊径，在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中发现各种“断裂” 的“横切面”和“沉积层”，奥妙无穷！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这些方法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在历史范畴中辨别各种不同的沉积层。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16]说到此，我们可以把福柯与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勾连一下，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规律”的同时，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做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这样批判传统历史观：“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7]

第二，与时俱进的种种新兴技术性方法聚焦于政治传播研究，自然会带来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景观。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基于现代政治和现代传播的无限开放性，尤其是现代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种种难以预见和难以框限的新技术新方法会迅速介入和浸染政治传播的研究，微博、微信、大数据、云计算、穿越历史、跨越国界……，会使政治传播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效果？聚焦新的研究领域，追求新的研究样态，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必定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的进路。

总之，当前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不相融性、不靠谱性，国内政治的正向性、敏感性、紧迫性，持续加大着对政治传播研究的依赖，政治秩序规制者角色的争夺、政治话语定义权的争夺、传播技术控制权的争夺等等，这一切，将赋予政治传播研究以艰深的风险和无穷的魅力，有志者，定将是，在艰深的风险中绽放其无穷的魅力！

注释

 1.  从学理上讲，政治传播包括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三种基本形态。这是我一直着力宣讲和推广的学术观点，几乎每篇学术文章都要借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一番。最基本的规范性论证请参阅拙文《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刊《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这篇文章被多处转载并获得了“首届新闻与传播学期刊奖”。

2.  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  关于政治宣传的更为仔细的学理性论证，参见拙文《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刊《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

4.  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刊《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5.  转引自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6.  关于“新宣传”的论证，参阅拙文：《探索中国政治传播的新境界》，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转载于《新华文摘》2016年第23期。

7.  之所以使用“回归”这个词，是因为从历史和历时的角度看，政治本来一开始就是公共的，就是社会的。人类早期的“政治”、“社会”、“公共”是同一个含义。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观点是：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是基础，国家源于社会，是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它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控制着社会，社会从属于国家。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组织方式，社会与人类共存，只要人类存在，社会便存在，而国家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过客。国家最终要回归社会，国家的消亡过程，就是回归社会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历经“国家”形态最终走向没有“国家政治”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

8.  衣俊卿：《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上），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5页。

9.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页。应当注意的是，这段话中，麦克卢汉使用的是“媒介”，“媒介”与“媒体”还是不同的，媒体是媒介的一种物质性的载体，因此，媒介的发展往往主要体现在媒体上，媒体的发展和变革成为媒介发展的表征和标志。在很多的时候，人们并不刻意地区别二者，而是自然地含混使用这两个概念。（关于中介、媒介、媒体之间关系的具体论述，参见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第121—1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0.  关于“微传播”目前学术界谈论很多，但尚无共识，篇幅有限，此文略论。

11.  转引自衣俊卿编：《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上），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25页。

12.  衣俊卿编：《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上），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13.  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1-2页。

14.  参阅拙作：《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基础、轴心与边界》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

15.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16.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本文作者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于《现代传播》，2018年第1期。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新秩序及中国政治传播转型研究”（批准文号：17AXW010）；参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批准文号：15BXW05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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