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 审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思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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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再次刊发政治传播研究专题，专题名为《政治传播研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该专题刊载以下三篇文章：

荆学民

审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思维范式

马得勇

政治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周兆呈

精细化路径：政治传播新方向

　　该专题试图从思维范式、研究重点、价值取向三个层面展示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成果。本公众号将分三期推送该专题内容，期待学界探讨。

审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思维范式

荆学民

　　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是因为前所未有的中国政治传播实践迫切需要成熟理论的有效指导，二是因为以政治学和传播学为主力军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乃至一些相关的自然科学齐聚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所谓深水区之“深”，意味着诸多的深度难题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比如，在宽泛无边的政治传播领域中具体研究对象的选择等。但是，在笔者看来，目前遇到的难题，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问题。思维范式和方法论的不得体，导致诸多的研究浮在面上隔靴搔痒。

　　从现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状貌上看，一方面，政治学范式方法与传播学范式方法各领“理论战略”与“策略技巧”之风骚；另一方面，恰恰因为这种范式与方法的壁垒和局限，导致了政治传播研究进入深水区而又陷入深水区。事实上，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这种范式与方法的局限性是不能依赖自身而超越的，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超越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哲学思维范式和方法论。或者可以换个角度表述为，只有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审视政治传播研究中遇到的难缠的问题，才能使研究做到逻辑自洽论证清晰。适应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哲学范式方法很多，这里就笔者观察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所急需的三种思维范式简略论之。

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

　　哲学中的内容与形式，不仅是用来指称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结构形态的关系范畴，更重要的是人类头脑中掌握世界的思维范式。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或困境，就是政治学和传播学相互缠绕在“政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割裂之中。一方面，政治学认为政治传播是传播政治，离开政治就无所谓政治传播。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是主体，政治传播的内容要依赖政治学来提供。传播只是工具，是形式，而内容为王。因此，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必须仰赖于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传播学认为政治传播的“落脚点”是传播，没有传播，政治也就原地不动死水一潭，所以，政治传播应在传播上猛下功夫。

　　这种缠绕和撕扯的结果是，在政治传播的研究中，政治学施展身手却并不顾忌所说所论是否便于传播，很多时候是高调自唱自言自语，抽象而高远的高谈阔论只飘荡在自己的耳旁；而传播学，则不太顾忌自己传播的究竟是什么，比如，可能连学者自身都没有吃透其精髓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传播学研究者用数以万计的所谓学术论文诉诸同样数以万计的“策略技巧”而传播，蔚为壮观的景观之下是冷冷清清的传播效果。

　　从哲学上讲，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是未能正确理解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或至少说，不能用内容形式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来思考和把握政治传播。针对政治传播具体而言，内容决定与其内在一致的形式这一原理，决定被传播的“政治”有其本身内在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学在政治传播中的“使命”决然不仅是研究内容，而是同时研究内容和形式。同理，传播学亦然。内容本身“无理”，说得再多再好再花哨也不能使之变为“有理”。固然对内容有反作用，但是，形式却不能脱离其内容而被随意“创造”。故此，传播学更应注重对政治传播内容的深刻研究。

经验与超验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或困境，就是西方政治传播理论与中国政治传播经验无法对接所造成的经验与超验割裂或阻滞状态。

　　哲学上的“经验”范式，是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客观外界而获得的对各种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它的来源和内容都是客观的，它以直接感受性为特点，是一切知识的最初来源，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经验方法所获取的“知识”产生于经验范围，也仅适用于经验范围，在政治学上可称为“地方性知识”。而“超验”范式，其意涵是指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并为人类的感性认识能力所不能及的普遍性知识。一般来说，超验来源于经验，但却必须超越经验。德国哲学家康德把超验看作是只能通过信念和信仰而把握的道理。所以，作为一种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需要把经验与超验统一起来，在事实中总结经验，在经验中提炼普遍。

　　众所周知，“政治传播”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个来自西方竞选性政治国家的“舶来品”，据此，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就没有什么政治传播，有的只是政治宣传。当然，从理论上讲，这种认识所坚守的只是以西方政治竞选为标准的狭义政治传播观。随着中国几十年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这种认识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市场了。人们普遍认识到，在当下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生态中，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尤其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用西方相对成熟的政治传播理论生硬地来套中国的政治传播，结果便是由于与中国经验不能对应而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这其中，另有一部分人倒是立足中国经验，各种研究手段蜂拥而上，各种研究模型花样翻新。比如，最近如火如荼的“大数据”所向披靡，无所不及地洒泼在政治传播的研究之中，但是，在最后就是总结不出来可以推广和传播的超验性原理，导致中国政治的“好故事”由于超验性意义和价值的缺失而不被接受和认同。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人类政治文明的坐标选择与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需要用超验与经验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来思考、诠释和传播。纯粹的超验理论不置放在特定的经验中还原为可用的道理便没有意义；纯粹的经验不抽象出超验性的普遍价值就无法传播，也没有传播的必要。这是眼下政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国政治传播所必须清晰认识和把握的重点。

逻辑论证与实验实证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

　　现在，突然间，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兴起了所谓“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时髦，似乎终于找到了很先进很有效的研究方法。其实，所谓质化与量化的研究方法，在哲学中就是普通的逻辑论证与实验实证的研究方法，说得再通俗一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案例的研究方法。就像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一样，政治传播研究当然既需要质化研究，也需要量化研究，但是，难处就在如何在思维深处将二者统一。从哲学上讲，质化与量化或者逻辑论证与实验实证并不是可以割裂使用的、彼此独立的两种研究方法，而是始终贯通融合的一种思维范式。这种范式要求，再抽象的理论逻辑必须有实证能够证实，再复杂的实验实证数据必须有理论逻辑的支撑。

　　深入观察现在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重要的选题只是在理论的层面抽象空泛地论证而没有实证实验数据的支持；另一方面，非常先进的实验实证研究，却缺乏对选题意义的理论判断以及经过严密的实证实验研究之后的有效理论分析，从而使这种研究仅限于“看上去很美”。从严谨的研究方法上追究，有很多的实证研究，严重忽略非常重要的“前提批判”。一是没有前提批判的前提选择盲目而没有意义，导致整个过程滑稽可笑，十分类似西方中世纪时期花费很大的力气在论证“上帝究竟有多少头发”。笔者曾经历一个实际的例子：一位传播学的博士生花了4年的时间写出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证明了“宁波动车事件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最后我给其评审为“不合格”。二是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和反驳关系，结果由于前提的“不真”，导致研究结论的背离甚至反转。

　　以笔者之见，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在这个方面的难题，不在于我们如何用实验实证的大量案例来描述中国政治传播的经验，而在于，我们的经验如何能抽象出超越中国经验的价值，以使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能为人类的政治文明作出贡献，进而通过传播能够全球共享！

作者，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