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洁、白文刚丨中国对苏传播中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中苏关系演变 (1949－1964)

丨 作者：赵洁、白文刚

摘要

中国对苏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转换，既可以为当前学界对中苏关系演变缘由的探讨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厘清国家形象建构在国家关系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1949至1953年，为获取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中国通过大众传媒和具有符号寓意的政治行为刻意将自身形象建构为苏联虔诚的学生，并从而引得了苏联的认可，中苏关系逐渐升温，步入所谓“蜜月期”;1954至1958年，在继续建构学生形象的同时，中国开始更多地展示自己的成就和自信，这使得中国的形象与苏联的认知基模产生冲突，两国矛盾逐渐积累、放大，中苏关系开始产生裂痕;1959至1964年，中苏分歧逐渐凸显，中国也开始致力于塑造反帝反修的旗手这样的国家形象。自此，两国透过敌意的滤镜来看待彼此，相互猜忌，疑虑加深，最终导致关系破裂。这一案例表明:在国家形象成功塑造之后，其将作为滤镜影响国家认知，从而长期作用于国家间关系。而在国家形象转变过程中，当传播国形象由“正面”转变为“负面”时，对象国将会产生预期落差，既有国家形象将会加速两国关系的破裂; 而当传播国形象由“负面”转变为“正面”时，既有国家形象则会延缓两国关系升温的速度。

关键词

国家形象;学生形象;旗手形象;中苏关系;演变

中苏关系风云诡变，经历了结盟、蜜月、分歧、论战和破裂等不同阶段，并且集国家间关系、党际关系和两国两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于一体。中苏关系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缘由也一直是国际冷战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随着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对冷战时期档案的解密，冷战史学界抓住机会对相关档案搜集、整理，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中苏关系演变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成果。从既有学术史来看，有关中苏关系演变首要原因的分析全面而多样，有国家利益说、意识形态说、中苏两国领导人个性说、苏联的大国作风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说等。当然，更多的研究认为中苏关系演变并不是这其中任一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国家形象传播是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究其原因，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硬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的客观需要，是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回应国家发展需要的产物。但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来看，建构与传播国家形象却是古已有之的行为。这样的事实提醒我们，广泛考察人类政治史中的国家形象传播现象，既有可能让我们对历史有新的解读，也有可能依靠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断加深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从而使相关理论更为完善，相关对策更为准确。目前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多聚焦于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塑造的方式抑或冷战时代中国的标签化形象的描述，对于中国针对特定国家形象塑造的研究还为之甚少。

因此，结合中苏关系演变研究现状以及国家形象本身的重要性，本文旨在从中国对苏传播中的形象建构出发，考察形象建构的转换与中苏关系演变之间的关系，为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路径。国际关系大师摩根索认为只有“了解了决定国家间政治的力量，了解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发生作用的方法，才能摸索出国际政治事实的模糊之处。在各种政治形势中，相互矛盾的趋向都会发生作用。”［1］毋庸置疑，在中苏关系的演变中，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领导人个性等因素都在发生作用，因此，本文主要是从国家形象建构这一动因出发重新审视中苏关系演变的内在机理，探寻国家形象建构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以及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与通常主要以大众传媒或新媒体为中心来考察国家形象传播不同——虽然也会用到一些报刊的资料，但主要是依靠档案记载考察外交活动中的形象建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大众传媒不够发达，对苏传播的大众媒体相对有限①，更是因为我们认为:基于当时中国一元化领导的外交与外宣体制，中国各类媒介的立场和口径毫无疑问与国家都是完全一致的。而对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治体制而言，获得了最高当局的认可，无疑就等于获得了整个国家的认可。因此相对于大众传媒，对建国初期新中国在对苏传播中的形象建构更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是官方在正式外交和宣传活动中的话语和具有明确象征意义的行为。所以本文主要是考察中国通过什么样的话语和行动来建构自身的国家形象。

研究国家形象传播，首先要把握国家形象的概念。学界对国家形象的概念已有多种界定［2］。以这些界定为基础，本文从对外传播的角度作一个最简单的界定，即国家形象是对象国对传播国的总体认知与评判。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界定中，包含有如下三层意思:第一，在国际交往中，交往的国家之间是通过对对象国国家形象的把握来了解和评判对方的。第二，任何一个国家在与别国的交往中都会基于特定目的刻意塑造和传播自身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不是简单的本国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而是包含有传播意图的主观建构。一国在对象国的国家形象是本国实际情况、本国在对外传播中主观建构，以及对象国基于自身因素对相关信息理解的综合产物。第三，国家形象不仅仅由 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软、硬实力要素构成，一国在与他国交往中的行为、姿态也是影响对象国评判本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最早从事国家形象研究的学者之一Kenneth E．Bolding就把国家的敌意或友好视为界定国家形象的维度之一［3］。本文对中国对苏传播中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我们对国家形象概念及其内容的理解。 

一、中国对苏传播中学生形象建构与中苏蜜月期的形成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这一阶段为了获取苏联的信任与支持，中国在对苏传播中致力于塑造的形象为学生形象，学生形象的成功塑造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双面的影响。

(一)中国对苏传播中学生形象的建构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思想，确立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外交上倒向苏联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方针。要实现这一外交方针，自然要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认同与接受，而鉴于苏联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首要的是要得到苏联的认同与接受。 

从理论上看，苏共和中国共产党政党性质相同，意识形态也大致相似，因此新中国倒向苏联并与苏联建立亲密的关系理所当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与苏联从部分合作、到法律上结盟再到事实上完全信任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究其原因，这里既有国家利益博弈的问题，也有苏共尤其是斯大林对中共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不信任问题。所以，在中苏两国之间的客观利益依旧存在差别的背景下获取斯大林以及苏联的信任与支持，真正实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对苏传播的主要意图。

从档案和各类主要报刊文献来看，这一阶段的中国在对苏传播中力图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对苏联的追随和忠诚等涉及政治、外交立场的主观姿态。前文已经指出，姿态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要素，而基于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共性质与新中国发展道路的怀疑，展示对苏联追随和忠诚的姿态就成为新中国在对苏传播中建构国家形象的重中之重。从文献来看，新中国是通过塑造虔诚的学生、亲密的兄弟、可靠的同志三种形象来展示自己对苏联的追随和忠诚的，而三者之间，最浓墨重彩进行刻画的形象是虔诚的学生。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表现:

就大众传媒而言，新中国通过在不同场合和媒介反复运用这套话语体系在对苏传播中全面、立体地建构了自身的学生形象，即中共是苏共的学生、中国是苏联的学生、中国人民是苏联人民的学生，当然，最根本和核心的是，斯大林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导师。整体分析这套话语，可以发现其呈现出四大重要特点:一是高度赞美苏联及苏共的伟大;二是反复表达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以俄为师”的热切态度;三是特别突出对斯大林的尊敬、颂扬，充分展现出做斯大林学生的忠诚和谦逊;四是积极表现出新中国愿意承担社会主义阵营责任，服从苏联领导的决心。

在对苏传播中广泛运用师生话语的同时，中国还通过丰富的、极富象征意义的政治行为来塑造自己虔诚的学生形象。总体来看，这些行为一类是表明了虚心向苏联学习的姿态，一类是展示了对老师及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前者以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这一事件最为典型。作为当时新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毛泽东访苏，其目的除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意涵——即表达对苏联和斯大林学生般的尊敬。因为依据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国家元首首先主动出访他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涵，即对到访国表达特别的尊重，把其地位置于中国之上。对于身处具有漫长朝贡历史记忆政治文化环境中，民众特别是知识分 子中又存在着反苏、疑苏情绪，且以建立独立、平等的新中国相标榜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毛泽东此举不仅向苏联学习的寓意明确，而且承受着相当的舆论压力。②从对苏传播效果来看，这些批评的声音恰恰有助于塑造毛泽东虚心向苏联学习的学生形象。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此次访苏中处处表达要向苏联学习的意愿，展现了极为谦虚的态度。而选择出访的时间不仅在刚刚建国后不久，又恰逢斯大林70岁寿辰之际，使这次出访的符号寓意更为明确。 

后者以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朝鲜这一行为为代表。借助解密的档案，今天的研究者已经较为一致地认为，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挑起的。而之所以挑起战争，除了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愿望，主要是斯大林对苏联战略利益的考虑。③换言之，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毫无益处，战争的发动者和支持者也丝毫没有考虑中国的利益，从实际来看，还阻断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的步伐，而且这场注定要牵涉中国的战争的发动事先竟然也没有通知已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中国。但是，就是这样一场战争，新中国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出兵， 以巨大的风险和牺牲为代价，抗击美国，援助朝鲜。这该如何理解呢? 从对苏传播的视角来看，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毛泽东把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看作一个极为关键的政治符号，以此向苏联和斯大林表达新中国对莫斯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和担当。 

( 二) 中苏关系步入蜜月时期 

正如前文所强调，对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治体制而言，获得了最高当局的认可，无疑就等于获得了整个国家的认可。因此学生形象的塑造效果突出体现在对苏传播中最重要的具象受众———斯大林对于中国的认知、情感和行动的转变上。

就认知和情感维度而言，可以从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苏联其他领导人的言语中窥探出些许斯大林心态的转变。朝鲜战争期间，时任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曾接受采访说:“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4］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5］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夕，斯大林曾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认同:“苏联是先 生，中国是学生。希望中国超过苏联，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超过苏联，就不是好学生。”［6］可见，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夕，斯大林已经完全信任了中国，并且将中国看作苏联的学生。就行动维度而言，在这一阶段，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遍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方面面，正如毛泽东所言:“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7］在政治上，中苏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维护了中国的国际利益。在经济和军事上，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非常之大。1953年中苏双方签订《苏联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并与之前已签订的各项中苏协定所规定的对建设与改建50个企业所给予的援助一同进行，共141个企业。除此之外，还派遣大量的苏联专家来华。”［8］综上所述，中苏同盟关系在这个阶段逐渐升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可以说，学生形象的成功塑造为中苏关系步入蜜月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或者说它加速了中苏步入蜜月时期的进程。恰如摩根索所言:“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同我们本身的实际情况同样重要，决定我们作为社会成员地位的，是我们在同事们的头脑这面镜子中的形象(也就是我们的声望)，而不是我们原来的面目，尽管镜子中也许只是一个被歪曲的形象。”［9］当苏联将中国的形象真正看作是学生之后，它的一切外交政策都会以中国是学生这样的认知为基础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中国会根据苏联的反应持续不断地利用大众传媒和外交行为来巩固自身的学生形象，彰显忠诚的姿态，营造两国友好的氛围。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双方都在不断地加深“老师—学生”形象的认知，外交政策也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越来越紧密。

二、中国对苏传播中学生形象乖离与中苏关系裂痕的出现 

自1953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至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之前(下文简称赫鲁晓夫前期)，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中苏“蜜月”时期。但是，这一阶段在继续学生形象的同时，中国开始更多地展示自己的成就和自信，这使得中国既有的学生形象发生了些许乖离。 

(一)中国对苏传播中学生形象的乖离 

这一阶段，表面上苏联对中国投之以桃，中国对苏联报之以李，中苏两国基于各自的利益相互支持与配合，呈现出一派和谐的景象。但从实质来看，这种互信互助却意味着中苏地位趋于平等，完美配合则彰显了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与此相应，这一阶段中国对苏传播中国家形象建构的意图一方面在于继续维持中苏同盟的友好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更加渴望向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是世界来展示中国的独立发展和崭新面貌。换言之，相较上一阶段，中国在该阶段的传播中展示本国悠久历史文化与新政权的崭新面貌这一意图更加凸显。显然，这两个意图之间内在地包含着悖论———虔诚的学生必然要对师父亦步亦趋、马首是瞻;而独立自主的国家则必然是要凸显自我意识的。这两种意图之间的悖论映射在大众媒介和政治行为之上，使之呈现出一定的张力。

就大众传媒而言，本文以《人民日报》的报道为例，即通过对1949年10月1日至1953年3月5日(下文简称为斯大林时期)、1953年9月3日至1957年2月5日④(下文简称为赫鲁晓夫前期) 两个阶段《人民日报》中学生、兄弟和同志话语的使用情况进行梳理与比较，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第一，学生话语在两个阶段的总体使用情况大体持平，这说明赫鲁晓夫时期中国建构学生形象的传播活动持续进行着;第二，相较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使用数量较多的学生话语集中于“向苏联专家学习”、“学习苏联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上。相较“向苏联学习”、“以俄为师”，这三个词语更加具体和保守，也即，其指向性更加明确，实用性意味更强。这是学生话语总体使用情况不变下的一个微小转向。第三，对比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出，学生话语体系是完备而成熟的，而围绕兄弟和同志形象构建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这说明学生形象依旧是中国对苏传播中所要塑造的首要形象。第四，赫鲁晓夫在学生话语体系中出现频次远远低于斯大林，甚至可以说，赫鲁晓夫并不内在包含于中国对苏传播中的学生话语体系内。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中国对苏大众传播中的学生形象存在着“不变”与“变”。不变的是，学生形象仍然是中国所要构建的首要国家形象。而变的是，学生话语的选择发生了细微转变，情感性渐次退场，整体性也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实用性和具体性。不过，这并不影响学生形象建构的整体运作。总而言之，大众传播中的学生形象依旧是虔诚而忠实的，学生形象建构的活动依旧是如火如荼的。

相较而言，具有符号寓意的政治行为的国家形象传播的效果是由外交战略、领袖个性与当时的情景状态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其一致性和确定性方面不如大众传媒，因此学生形象的乖离首先出现在这一渠道中。 

本文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⑤上的一系列行为为例来对上述论断进行阐释。首先，在提出召开莫斯科会议以及莫斯科会议的筹备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曾三次态度坚决地反对苏共关于办刊物、成立联络局以及中国作为会议召集人的建议。可以看出中国不再像之前一样对苏联“百依百顺”，而是展现了自我意识。而这仅仅是打破学生形象的一个前奏而已。其次，在会议正式进行过程中，毛泽东有很多与众不同的行为。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12党全体大会和60多个党的全体大会上作了三次发言，而这三次发言都是即席发言［10］。而且，在11月18日的大会上，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做报告的，只有毛泽东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大家不得不转身听他讲话。从毛泽东这一系列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特殊的地位，以及他对于自身地位的考量。再次，在会议中，毛泽东就“形势问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等独立判断，这些论断与苏联所宣扬的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需要强调的是，在私下，赫鲁晓夫已经明确向毛泽东表达过不同意见。⑥但是，毛泽东依旧在这种盛会中正式提出与苏联意见相左的论断，这种姿态和行为显然已经不是一个虔诚忠实的学生了。最后，在谈到团结问题时，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却突然谈论起解决莫洛托夫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苏联共产党党内的斗争问题，本应该是由苏共自 己解决并决定是否向外宣布。尽管我们无法准确了解毛泽东当时的真实心态，但是这种行为在客 观上却会使苏联和其他兄弟国认为毛泽东是将自己置于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的地位，从而对其他 兄弟国内部事件加以评判。这与毛泽东在会议中多次强调的“以苏为首”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况且，“毛泽东在此前曾经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自己却公开指责苏联的‘反党集团’，这似乎是在暗示苏联，只有中共才有资格在国际会议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裁决”。［11］总体而言，在这次会议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态度、与众不同的地位，十分注重突出中国经验。显然，这与对苏大众传媒中持续建构的学生形象是有所背离的。 

( 二) 中苏关系裂痕的出现 

由上一阶段可知，中国是以学生形象与苏联携手步入蜜月时期的。这意味着苏联人对于中国学生形象的肯认，即苏联领导人会以老师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他们一系列的态度转变和政策输出很大程度上是将中国的学生形象作为背景因素来参考的。 

在理论上，国家形象一旦塑造成功，就会使受众对传播者形成特定的角色认知基模⑦ (schemas) ，对其态度、行为产生脸谱化的预期，甚至可能产生“刻板印象”。因此，正是“学生”这一认知基模的存在，中国后来一系列彰显独立自主的行为在苏联看来就会别有一番涵义:僭越了学生的身份。当这些行为与苏联人头脑中的学生形象发生冲突之后，其对于中国某些行为震惊和恼怒的程 度便会相应地增加，心理调适的成本也会相应提升，当然，这种调适过程必然是痛苦的。上文谈到了在莫斯科会议中毛泽东曾公开谈论莫洛托夫的问题，苏联人在当时的反应很好地应证了上述论 说。据米丘诺维奇的描述，当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突然谈论莫洛托夫的问题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甚至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团对面的中国人……而这时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12］。显然，苏联领导人对于“学生代表”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既震惊，又恼火。与此同时，1953年至1958年间，中国对苏大众传播中所宣扬的形象与政治行为所要表达的意涵之间也是撕裂的，这种撕裂使苏联领导人受到了“双重束缚”( Double Bind)。“双重束缚”理论认为在人际交往中，陈述与行为的撕裂常常会使得受众患上精神分裂症。同理，中国一边在大众传播中持续运用学生话语体系，表达对老师的虔诚和尊重; 一边开始使用各种具有符号寓意的政治行为来展现独立意识，这种做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困惑。

因此，在苏联领导人痛苦的心理调适过程中，一旦中苏两国之间的利益或者意识形态发生分歧，两国之间的矛盾便会被放大，两国关系恶化进程也会加速。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学生形象的乖离加速了中苏关系由表面上亲密友好、实质暗波涌动转变为台面上的针锋相对，口诛笔伐。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赫鲁晓夫后期的很多言语中感受到，比如，在1959年10月，中苏两党会谈发生激烈的争吵时，赫鲁晓夫情急之下嚷了一句 : “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起码的尊重都没有。”［13］这种情急之下的呼喊无疑能够 代表赫鲁晓夫内心真实的想法。1962年，苏联大使馆发回的报告称陈毅在参加1962年11月7日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5周年的招待会上，是“以导师的口吻”对苏联大使讲话的［14］。显然，苏联大使的这种说法既是对中国学生形象塑造深刻印象的表征，也是对中国学生形象乖离的讽刺。

三、中国对苏传播中旗手形象建构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从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至1964年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一阶段中苏分歧逐渐凸显，中国也开始致力于塑造反帝反修的旗手这样的国家形象。这一行为可以看作是两国关系破裂的外在表征。 

(一)中国对苏传播中旗手形象的塑造 

在这一阶段，中苏无论是在国内发展的规划上，还是国际形势上的认知上都存在差异: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潜力无限，可以迅速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苏联却认为中国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中国认为世界还存在着战争的危险，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斗争远没有结束，而苏联却认为随着世界和平阵营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中国认为在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同时，应该乘着这股东风，一举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苏联却认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恰恰是增加了双方和平对话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和平过渡或者是和平竞赛的方式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到后期，由于双方矛盾日益尖锐，问题的爆发点最终由政治、经济层面上升至意识形态层面:中国认为苏联跌入了“修正主义”的陷阱，而苏联却认为中国犯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的错误。 

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国对苏传播是一个传播内容渐次深入的过程。前期的内容主要是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主题进行的具体辩论，后期则上升至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不过，其最终目的就是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流入东方，中共才是真正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继承者，也即中国才是那个真正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基于该意图，这一时期，中国在对苏传播中建立的形象转而化之为反帝反修的旗手形象。 

就大众媒体而言，其一方面针对具体的实践活动，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数字、地方的例子来主动论证中国政策和道路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另一方面，针对苏联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从理论出发进行反驳。随着中苏两国争论的不断升级，中国对苏传播主题逐渐由赞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升至论证意识形态正统性的问题上。中苏围绕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59年，在莫斯科对中国人民公社问题批评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于1959年10月1日刊载了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 的胜利》，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专门对人民公社问题进行了论证，对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刘少奇在请毛泽东核定这篇文章时，说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显然，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对话中的“外国领导人”主要指的就是苏共领导人［15］。

就具有符号寓意的政治行为而言，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首先，对待苏联的态度趋于冷淡，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日常的外交行为中。1959年9 月30日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地展示了中国对于苏联态度之冷淡。对于这一点，阎明复曾回忆称赫鲁晓夫曾将这个记忆深刻的场景写入了回忆录:“我并不期望他们会像1954年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那样以兄弟般的好意来迎接我。由于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这种热情已不复存在，它已被冷遇所代替，而这种冷遇我一到北京就感觉到了。”［16］其次，通过特定行为来表达对苏联政策和方针的不赞同。其目的在于通过竖立靶子——修正主义来凸显自身意识形态的正统性。1963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在苏共二十二大会上受到了苏联等国家的批评与指责，为了表明态度，周恩来借机提前退场回国。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迎接他的是一场异常隆重的接机仪式，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悉数到场，就连许久不露面的毛泽东也亲自到机场迎接。杨尚昆曾经在日记里写道:“主席的接周是一种政治行动，做给修正主义者看看!”［17］可以看出，从周恩来提前离开苏共二十二大会场回国到毛泽东携一众政治局常委在机场隆重迎接，中共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行为表达其与“修正主义者”的立场的不一致。最后，中共还致力于利用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通过声势浩大的仪式来正面、直接表达自身观点和立场。在列宁诞辰90 周年之际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就可以看作是中国正面展示自身意识形态正统性的强有力的行动。一是因为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隆重举行纪念活动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中共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二是因为中共借此契机发表了大量直接宣传列宁思想，间接批驳苏联的修正主义的文章。后来，由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华约国政协会议上对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批判，这次纪念活动到后期彻底转变成中国反击苏联的行动。

(二)中苏关系的彻底恶化

从传播效果上看，苏联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想要建构旗手形象的传播意图，换言之，中国在信息层面的传播效果得以完成。这是因为只有苏联对相关信息进行恰当的解码，才有可能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回击。在《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这份档案中，明确记载着“借列宁90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者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18］由此可见，苏联完全准确地理解了中国想要表达的涵义。不过，在说服苏联、使苏联承认中国是反帝反修旗手形象这一层面的效果却没有达到。这是因为苏联作为受众对信息采取了对抗式阅读，拒绝以传播主体中国所赋予的意义为标准进行解码。总之，无论从哪一层面的传播效果而言，苏联实质上已将中国看作一个充满敌意的对手。在这种氛围之下，两国都会透过敌意的滤镜来看待彼此的政策，相互猜忌，并采取进一步对抗的政策，进而疑虑加深，最终关系破裂、兵戎相见。

并且，对苏传播中旗手形象塑造的溢出效应使得中国成为国际共运中左派的代表国家，客观上与苏联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方。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逐渐形成，只是还处于形单影只的状态。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的党不赞成这种做法;到1960年11月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时，发展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等10个国家的党支持中共;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左派党的成员已经不止11个了，除了亚洲的左派党之外，拉丁美洲左派队伍迅速发展，西欧和北美等共产党中也出现了左派人物和组织。”［19］由此可见，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反帝反修旗手形象的塑造对他们态度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社会主义阵营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态度和做法。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旗手形象的定位越鲜明，就意味着中苏两国之间的分歧愈发得以凸显。

结语

中国对苏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中苏关系的演变虽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案例，但是作为动态的历史实践，我们多少可以从中总结出国家形象建构与转换在不同的国家关系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 

首先，正如Kenneth E．Bolding所论及的，两国之间互动反应往往取决于两国对彼此的认知［20］，而这种互动直接关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这一推论说明了国家形象塑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当A国在对B国的传播中成功地塑造了正面、友善的国家形象时，B国将会以A国这种正面、友善的形象作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础，并与A国进行友好的互动。那么，在良善互动的循环往复中，两国关系会逐渐升温。反之，当A国的国家形象在B国看来是不友好甚至充满敌意时，这种形象就会使B国产生忧虑和防守的心态。而为了抵御这种想象中的危险，B国就会采取防范或者是主动出击的措施。在此情况下，A、B两国便会呈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势，两国关系也会逐渐恶化甚至彻底破裂。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是两国认知彼此并且采取相应外交政策的背景因素之一。这是国家形象作用于国家间关系的路径之一。

除了作为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因素以外，国家形象一旦塑造成功，就会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并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这一作用常常凸显在一国国家形象的转换阶段。当特定国家形象建构成功后，它会使对象国对传播国形成特定的认知基模，并且对传播国的政治行为产生相应的预期。而当传播国所展现出的姿态与形象与对象国所预期的行为模式无法对接时，两国关系往往会发生转变。具体而言，也存在两种情况:对B国而言，当A国塑造的国家形象由正面、友好转变为负面、 敌意的时候，B国的认知基模会导致其产生预期的落差，从而起到矛盾放大镜的作用，加速两国关系的破裂;同理，当A国塑造的国家形象由负面、敌意转变为正面、友好的时候，B国对A国既有的认知基模则会延缓两国关系升温的进程。这是国家形象作用于国家间关系的路径之二。

综上所述，国家形象在国家间关系中一是可以作为滤镜来影响两国对彼此的认知，进而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而作用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二是可以通过影响对象国认知基模，延缓两国 关系的升温抑或加速两国关系的破裂。当然，国家间关系并不仅仅是国家形象所能够完全决定的。这是因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不可能仅仅依靠大众媒体的报道、传播，涉及国家利益的行为表态才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因此，国家形象的展现决定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国家利益往往外在表征为特定的国家形象。在讨论国家形象在国家间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决不能仅仅看到国家形象本身，而忽略了国家形象背后的力量。

注释

①据统计，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国逐渐形成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中国》俄文版、《人民画报》俄文版、《中国工人画刊》、《中苏友好报》、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以及文学作品所组成的对苏印刷传播网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主要面向国内受众群体;《人民中国》俄文版是1950年11月才发行，《中国画报》俄文版是1951年7月才发行，且这两个刊物虽然有俄文版，但内容与英文版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并不是特别针对苏联受众创办和发行的，并且发行量有限，正如国际新闻局在1950年的年终报告中总结《人民中国》时所承认的，“由于客观限制，该刊在目前还仅能作为一个干部刊物，而不能成为一个群众性刊物”;(周东元、亓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资料选编(一)［M］．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18)《中国工人画刊》也仅发行于1950年至1951年间，共七期。因此，虽然对苏大众传媒在对苏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相较现在的大众传媒的种类、作用而言，还是相对有限的。

②比如，国内有“毛泽东是‘鞠躬学习’去了”“损害了国家的威信”“中国好像是一个仆从国”等批评声音。中国相关机构与苏联的情报系统也准确、及时地向莫斯科反馈了中国国内批评毛泽东访苏的声音。(中共中央调查部第50号通报:狭隘民族主义和美国对华政策．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中国民众对中苏条约的反应［A］//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209－210，347－349．) 

③不论是沈志华认为的是为了保证苏联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即“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51．) ，还是斯大林自己说的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州引向远东，减轻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压力，乃至期待中美缠斗会引发亚洲和远东地区的革命，(斯大林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电:关于苏联退出安理会［A］//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3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5:42．)，其关心的都是苏联的利益。

④因为从新中国成立至斯大林逝世共1251天，因此为了缩小误差，第二个阶段便起始于赫鲁晓夫执政的第1天，结束于其执政后的1251天，即1957年2月5日。 

⑤1957年11月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⑥据阎明复回忆，毛主席曾多次与赫鲁晓夫交换意见，其中一次毛主席询问苏美力量的对比情况，赫鲁晓夫回答说，美国的潜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参见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3)) 

⑦基模( schemas) ，也译作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它代表着某个特定概念或刺激的有组织的知识，一个基模包括概念的各种属性， 也包括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Susan T Fiske，Shelly E Taylor．Social Cognition［M］．2nd ed．，New York: McGraw－Hill，1991:98．转引自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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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81． 

［18］沈志华．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A］//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九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124． 

［19］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330．

［20］K．E．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Journal of Conflict Ｒesloution．1959，13(2):120－131． 

作者简介

赵 洁，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白文刚，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政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作者 赵洁博士、白文刚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民族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内部生成机制与传播研究” (17BXW047) 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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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    婷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宁志垚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