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赵洁 | 特质与效能：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析论
摘要
中国是世界上坚持实行社会主义“一党执政”政党政治的国家。在这种独特的政党政治中，政党、国家、政府三位一体。建立在这一政党政治形态上的政治传播以“政治统摄传播”为特质，形成了以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传播格局。以此为特质的中国政治传播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取得了维护政治政权稳定、缓释社会民众政治焦虑和减弱社会政治风险的效果。中国的“政治统摄传播”的传播姿态和形态，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强大的国际辐射力：许多国家在话语上越来越“像中国”，“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上升为“国际共识”，政党政治通过政治传播在“政治文明”的高度影响着全球各国。中国主流媒体与新兴社交媒体在政治上深度契入的传播架构，突破了西方以“媒体独立”为特质的传播架构，使全球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景观更加丰富。中国的成功崛起，强化着政治与传播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关系及其相应的运行体制，为人类改革传播形态提供了不容忽视、不可小觑的示范和标杆。
关键词
中国政党政治；政治传播；“政治统摄传播”；国际辐射力
政党政治是指一种政党主导的现代政治形态，它与政治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与各国政治发展相互嵌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价值指向和实践形态迥异的类型体系。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坚持实行社会主义“一党执政”政党政治的国家。区别于西方的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竞争的执政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立足于中国国情，将政党发展与政府治理以及国家命运有机联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国家、政府三位一体的执政和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牢牢掌握着核心政治权力，全面主导着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向的政治形态。
传播学家丹尼尔·勒纳认为，生活于同一政治形态中的人们会形成信息传播的特定方式。政治传播作为政治共同体内和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流动过程，是政治系统运转的神经，必然会打上特定政治形态的烙印，形成独有的特质。就此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赋予了中国政治传播以独特的价值追求、实践特征、制度效能和发展逻辑，使其以独特的信息流通秩序和政治传播架构与西方以政治竞选为中心的政治传播模式相并立，为人类政治传播提供一种新颖的形态和经验，进而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因此，深度探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对于夯实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理论基础，直面当今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存在的问题，提炼中国政治传播的全球价值，以及开拓政党政治研究新议题等均有诸多裨益。
一、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政治传播的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据此，中国政党政治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心，政党、国家、政府三位一体，相互嵌入，“共同行使同一套公权力”。在这一政治形态的孕育下，中国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联结中心，集党内传播、党群传播、党际传播和党政传播为一体的政治传播模式。虽然随着信息技术迭代升级和新兴媒体日新月异的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中国政治传播的理念理论和实践形态也日渐焕新，原有“金字塔”式的传播渠道得以拓展，传播主体日益多元，政治信息丰富交杂，政治话语活泼多彩，但众声喧哗的外表之下，“政治统摄传播”这一特质并无本质性的变化。应该说，“政治统摄传播”这一特质根基于中国特有的政党政治，与之相伴而生、相应而存，深度支撑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始终以“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传播格局。当然，为彰显中国政治传播经过矫正调适之后的新面貌，我们也可以用“新政治宣传”或“政治传播新境界”这一名称来描述。
“政治统摄传播”这一特质所决定的传播格局模式是：党是一个信息联结中心，不断地接收和反馈各方传递而来的意见，同时也是一个信息中枢神经，统领着整个政治传播系统的生态和走向。在其中，党和政府以及党内中间均有信息传播的现象，甚至还可能存在辩论和分歧的空间，但它们又作为共同的传播主体与群众（民众）相对展开信息交换工作。图示如下：
二、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政治传播的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传播就一直秉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统摄传播”。若分解成要素或环节来看，其基本现状可展现如下。
1.就传播主体而论
中国共产党（国家）拥有政治传播主导权，是中国政治传播的主导者，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作为补充，是政治传播的协商者或执行者。首先，党和国家具有自觉的政治传播意识。无论是革命时期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党组织投身民族革命，还是建设、改革和治理过程中为了建构政治合法性，加强国家政治认同，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所进行的传播实践，党和国家对于政治传播活动开展的目的都具有清晰的认知，并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进行了规划部署。其次，党和国家拥有雄厚的政治传播实力。一是具有雄厚的财政实力，能够通过政府投资实现对主流媒体打造升级，配置优质的技术和人员；二是可资利用的传播资源丰厚，既拥有自中央至基层遍布全国，囊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复合型政治传播网络，也可以对传统或新兴媒体进行适当的资源整合和配置，还能够较迅速地掌握和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三是拥有一系列的相关人才，不只包括数百万从事传媒工作的专业队伍，还拥有一批能够及时将中国传播实践经验化、传播经验理论化，进行理念思维创新的学者和智库。最后，党和国家具备强大的传播行动力。短期来看，能够实时针对重大事件进行发声并奠定传播基调；长期来看，可以及时依据智囊团队所提出的经验教训进行传播实践的矫正与调试。当然，随着传播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传播主体正在强势崛起，传播行动力也大大加强，在政治传播实践中发挥着对话、协商、监督和促进的作用，成为我国政治传播实践中的新景观。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在传播的自觉性、支配性还是行动性上，社会组织和个人均无法与党和国家比拟。在中国，党和国家一直是并将持续是最主要的政治传播主体，对中国政治传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2.就传播途径而论
除了党内传播、党政传播所赖以实施的党组织和行政科层体系以及与之相链接的人际交往外，媒体是中国政治传播所普遍经由的传播途径。根据党和国家对媒体的监管程度，媒体又可以分为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两类。主流媒体指的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报刊、广播电视和新兴媒体平台等机构。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换言之，直接归属党和政府领导的媒体本身就具有党性，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喉舌，其报道精神和内容要始终遵循党和国家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即“党媒姓党”。除主流媒体之外的媒体则可统称为非主流媒体，这类媒体虽然并非党和政府的直接宣传阵地，报道主题和内容也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包容度，但看似独立、实则隶属。它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既必须遵守基本的行业规范和价值底线，凡是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进行不同程度的违规处理；也要讲原则、讲导向，树立起正确舆论导向的意识，即“党管媒体”。总而言之，无论是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还是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传播，都会受到党和国家不同程度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在党和政府硬性管理、软性调控和底线规制下，中国形成了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媒体传播三种途径在政治上互相耦合，官方主流媒体与新兴社交媒体在政治上深度契入，分别着力于不同情形与受众的政治传播架构。
3.就传播内容和话语而论
当下中国政治传播，一方面继续延续以往的官方话语体系和宣传方式，以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和标识性话语阐发党和国家的伟大理想、宏伟目标和光明前景，通过激发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达到凝聚人心、增强认同感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关注到了官方话语体系以及宏大高远的议题所带来的种种不足之处，从而更加注重融合民间话语体系，在传播话语的运用中添加民众日常生活元素，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或者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进行政策宣讲、道德建设和价值引导。与此同时，选题也更加具有生活气息，将党的主张和民众的生活相融合，将主流价值观与具体事件相结合，有意识地进行民生政治话题的传播，拉近与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比如近期，新闻联播所使用的一系列“接地气”的话语就重新激起了年轻一代对于新闻联播的兴趣和关注，通过在新媒体上二次传播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还有很多主流媒体的官博所进行的姿态更加平等、语言更加有趣、话题更贴近民生的传播也是比较成功的。总之，在技术的推动和舆论的倒逼之下，目前我国的政治传播在内容和话语上正处于转型阶段，既包含了宏大政治议题，也容纳了日常民生话题，话语方式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态势。
4.就传播受众而论
目前我国政治传播的受众尚未有明确系统的区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群众“不只是媒介的使用者、接受者和消费者，而是以历史主体和主人身份来使用媒介的，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主人”，这一性质也决定了群众作为传播受众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过，具体传播实践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用户思维，尽可能地关注使用不同传播媒介和平台的群体取向和个体特质，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传播。一方面，当需要传播的主题相同时，不同的传播媒体所使用的话语和方式会根据受众偏好进行适应和调整；另一方面，不同媒体也会有针对性地进行特殊主题的传播，以此来增加用户粘性。例如，由于我国网民以中青年群体为主，《人民日报》官微、抖音号等在传播内容、姿态、话语、风格和策略等方面就与《人民日报》纸质版有诸多差异。相较而言，微博和抖音等互联网媒体更加善于吸纳网络用语，在轻松有趣的传播氛围中，通过吸引人眼球的标题、言简意赅的话语和激发共情的短视频来吸引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网民群体；而报纸等传统媒体由于受众更为广泛，话语风格更为严肃、主题相对来说也较为单一。当然，政治传播的受众划分并不能满足于此，根据受众的不同“定势”采取不同的传播“规则”才是未来政治传播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之一。
以上分别从传播模式、主体、途径、内容、话语以及受众几个方面对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特质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简要描绘。总体而言，现阶段中国政治传播的特质依旧是“政治统摄传播”，这一特质造就着中国政治传播以“新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传播格局。中国共产党作为信息传播的领导者和联结点，具有强大的政治传播实力和调控能力，全方位主导媒介的生产过程。随着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传播主体的崛起，各种传播途径在政治上相互契合，着力于不同的情形和受众，不同的话语方式和内容在统一精神的指引下交杂共存。中国政治传播就以此模式和形态映射着、推动着中国政治的发展。
三、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政治传播的功能
目前，全球政治风云激荡，逆全球化、国家极化现象频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势力抬头，国际关系格局发生深刻异动，各种矛盾相互缠绕、对抗、转化、再生，全球政治进入“不确定性”状态；与此同时，算法、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创新，生成数据量更广、精度更高，应用空间更广，传播技术进入“革命性跃迁”。在这两者的推进下，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交杂共存、持续增长，社会信息进入“丰饶”状态。
在全球政治进入“不确定性”、传播技术进入“革命性跃迁”和社会信息进入“丰饶”状态的时代大变局中，中国仍能够以独特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焕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所独有的魅力，为世界不断贡献中国智慧，这离不开中国政治传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这种作用其实质也体现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机制特有的功能。
1.从源头防范不利于政治合法性的信息生成和传播
当年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社会运行机制的时候曾言道：“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而唤起和维持合法性信仰则离不开对政治信息传播的有效管理。此处的信息源头可作二解：其一，指信息流通过程中最初始的环节。在中国以“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传播格局中，党和政府相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是政治传播主导者，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在信息的输入、转化，还是输出环节，党和政府都承担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一旦出现不利于政治合法性的信息，便可以在信息的源头将其切断，从技术上防范不利于政治合法性的信息生成，防止其持续传播和发酵。其二，指信息的生成者，具体指不信任、不支持特定政权的民众。在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中，“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根据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换言之，真正不利于政治合法性的信息源头并非是信息本身，而是不支持、不相信该政权的民众。因此，只有“说服民众相信党和政府的输出是符合他们需求的，或者在输出相当的时间内会满足他们的需求”，才会得到民众对党和政府真正的支持，实现从源头上防范不利于政治合法性的信息生成和传播。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实践就是通过表达美好愿景、诉诸民众需求、展示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等方式，来增加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建构国家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观，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了人民，民众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从而获得戴维·伊斯顿所说的“散布性支持”。因为“这种支持构成了好态度和善意的蓄水池，它将帮助成员承认或容忍那些他们反对的或认为会损害其愿望的输出”，进而减少和避免不利于政治合法性信息的生成和传播。
2.减弱来自于社交新兴媒体对政治权力的威胁
媒体与政治共生而存（symbiosis），政治与传播须臾不离（inseparable）。社交媒体作为互联网平台的蓬勃发展和媒体技术升级换代的融合产物，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和连通性等特质。这些特质使社交媒体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增加了政治信息流通的容量和速度，改变了固有的政治传播秩序，催生了新的政治传播生态，为公民提供了更自由、更平等、更宽阔的政治参与平台。与此同时，也给政治权力和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首先，社交媒体的参与、交流和对话特质倒逼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务信息透明度，促进责任问责制的建立。根据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稳定性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如果政府长时间无法吸纳、回应和满足公民的意见和要求，形成制度化的参与机制，那么将会引起政治秩序的混乱；其次，社交媒体的公开、参与等特质也使其成为自由而公开的话题聚合场所，但同时也是政治谣言和阴谋滋生的温床。政治谣言常常借助社交媒体进行发酵、扩散，进而延伸至线下，引起政治恐慌和群体性事件；再次，社交媒体的连通性和社区化特质易导致“信息茧房”效应的增强，有增加相似个体形成群体，导致集体行动非理性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终往往会导致政治激进行为的发生。
“技术诞生在确定的社会学空间当中，技术发展的逻辑自我铭刻在这个空间的秩序中”，虽然技术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但“技术逻辑最终服从于社会和历史逻辑”。这一点鲜明地映射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在中国，上述威胁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形成了官方主流媒体与新兴社交媒体在政治上深度契入的传播架构。在这一架构中，国家对社交媒体形成了较为严格的“政府监管+平台核查+发布者自我审查”的信息监管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中。除了现行的《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之外，我国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与网络安全、网络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从资格许可、运行流程到法律责任方面对相关行业、企业进行了规范。并且，这些法律法规还将部分责任下降至社交媒体平台自身，例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公共信息巡查、应急处置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具有安全可控的技术保障措施”等规定，这就将监管责任分担至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身上，赋予网络平台自我审查的资格和责任。在现实实践中，平台运营者为了规避风险，便会行使更广泛、更严格、更细致的审查原则，利用技术审核和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价值导向不清或者稍显敏感的话题进行删除或者修改。从而形成了发布者自我审查—平台内容核查—政府监管层级式的监管模式，极大地减少了真实度低、煽动性强、风险性高的政治信息的存在，实现了权力对社交媒体的规训。另一方面，除了法律法规之外，党和政府还主动积极运用社交媒体平台，将潜在的威胁转化为可资利用的机遇。“学习强国”应用软件的开发和使用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将线下的党组织关系链接至线上，并且通过学习积分、答题等形式，将政治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寓于日常学习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形塑历史记忆，进行社会整合，加强政党权威。
3.区隔来自于社会的政治诉求
正如上述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模式所示，中国政治传播系统在结构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从横向上看，中国政治传播系统是由政党内部、党政之间、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政治传播以及党（政府）和群众（民众）之间的政治传播子系统组成。所有的子系统都以党为中心，而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传播子系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息传播系统，党的政治传播子系统会对来自其他子系统的信息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约简”。这种结构天然地为区隔社会的政治诉求提供了现实性。从纵向来看，政府内部和党组织内部政治信息传播层级分明，在这种依附组织进行传播的结构模式中，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会受到基层信息处理人员工作能力和官德官风的影响，这种结构增大了区隔社会政治诉求的操作性。
在这纵、横结构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政治传播实践呈现出以下现象：第一，从动态的信息传播过程来看，一方面，党和政府能够主动依据舆情信息收集进行议程设置，利用各种媒体在可控的范围内有序地展开民意调查；另一方面，舆情收集具有选择性和指向性，由于舆情收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功能主要是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因此其内容更侧重反映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这样一来，一方面因为政治绩效的压力或者官德官风问题，下级官员会选择性地“报喜不报忧”；另一方面若下级工作能力弱或信息敏感度差，就导致特定的政治诉求遭到不恰当地简化和忽略。第二，从静态的信息呈现来看，由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传播子系统是党的政治传播系统，并且最终对重要决策发生直接影响的信息输入也基本上来自党的系统，因此，党内高层沟通、决策的问题都是关乎国家发展大计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而由群众向党的传播过程中，其传播的内容多将政治诉求和社会诉求相混合进行，甚至直接把政治诉求转化为了具体的社会诉求，实现了区隔政治诉求的功能。
4.聚拢来自于民众的民主兴趣
从理论上讲，“政治统摄传播”的政治宣传，其所追求的宏观效果是以“到达”为特征的“整体性获知”；微观效果是以“服从”为特征的“个体经入脑入心态度改变和思想认同”。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效果，追求和呈现的只是受众的单向“了解”或“认同”，而非传授之间双向的“对话”和“回应”。从历史来看，中国政治传播长期处于以“政治宣传”为基础、轴心和边界的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将政治宣传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动员相结合，成功地动员广大百姓投身革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宣传和动员又使党和国家能够在百废待兴之际，广泛聚集社会资源、有效凝聚民众力量，最大化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中国的政治传播难免会对长期以来的这种行之有效的宣传与动员模式形成路径依赖，正如有学者直言：“接受政治宣传对于所有中国公民也都几乎是普遍而相当频繁的事情”。制度安排能够形塑政治文化，从理论上讲，制度供给的有效性越低，民众获得期待中的政治效能感就越低，民众对政府层级的政治信任度也会随之递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会降低。这一点任何执政党都必须时刻清醒和警惕。当然，在我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改变。党和国家已经注意到实践中宣传模式固有的缺陷，不仅在理念上十分重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在实践中也开始注重监督各级政府提高回应性。以网上政府回应行为为例，根据《2019年上半年网上群众工作数据报告》，网民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给各地领导干部留言近22万项，各地领导干部在这一平台共回应网民诉求超过16万项。从数据看，网民留言的回复率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已经属于较高的回复率。
5.吸纳来自于异己力量的政治压力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指出: “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统摄传播”就充分发挥着这一功能，它将不同的政治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动员不同党派和团体进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保证了中国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二者是亲密友党的关系，并通过政治协商和合作朝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奋进。这与西方实行的以竞争为核心的两（多）党竞争的制度迥异，避免了在竞争中相互掣肘和攻讦，为了反对而反对，从而导致政治极化、政局不稳等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党际之间的政治传播环节和民主党派与其代表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传播环节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在成立之初就具有特定的社会基础，代表着特定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因此，各民主党派能够实现与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充分沟通和利益聚合；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在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政协任职从而实现利益代表和表达，通过党际、党政政治传播的形式发挥联系中国共产党和特定阶层及群体的纽带功能。这一过程像是一个扇形风口，经过层层的意见表达和综合，来自各个阶层的政治压力最终被吸纳至中国共产党内部，将外部矛盾转变为内部矛盾予以消化，释放出来的是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凝聚智慧和力量的过程，也是有效吸纳压力、化解分歧，实现异己力量内化的重要机制。
6.抵御来自国际社会的政治侵蚀
美国学者伊莱休·卡茨将“全球化”定义为国家边界的渗透性、忠诚度的碎片化以及媒介寡头的垄断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信息和媒介的全球化，消解和重构着民族国家的边界，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提出了威胁和挑战。国家与国家、国家与跨国企业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信息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国政府不仅需要像在前全球化时代那样维护本国内部政治的正常运转，还需要时刻面对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信息渗透与文化输入，甚至面临本国价值观、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文明被侵蚀和颠覆的危险。正如阿芒·马特拉所指出的，在英国、美国和前苏联各领风骚的时候，各个国家倾向于宣扬他们自己的强势的先知观点，坚决肯定他们的优越性，引诱人们从他们力量的辐射点出发去观察世界。自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国家一度认为历史就此终结，并开始借助战争、文化、经济多种手段推销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文明。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时刻都面临着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政治侵蚀。普莱斯曾提出主权国家处理复杂信息流入的态度包括两种：一是死守，全面保护自己的信息空间；二是转守为攻，通过改变或影响边界之外的信息流动状态来改变外在信息对自身的影响。就中国而言，这两种方式都得以充分运用。在早期中国主要处于守势，主要通过较为严格的信息过滤和网络管制防止西方国家的价值渗透，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譬如，我国把网络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等一系列维护网络主权和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崛起，中国开始“转守为攻、攻守结合”，在信息监管的基础之上，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得到了提升，逐渐开始积极打造 “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国际话语，松动了西方国家一家独大的国际话语秩序，增强了民族自信和民族团结。在“攻守结合”的政治传播战略下，中国较好地抵御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政治侵蚀。
四、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政治传播的效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越发成熟和坚韧，社会主义道路则越走越清晰，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世界中形成了具有标杆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与之相匹配的基于以上特质和功能的中国政治传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建构政治合法性、维护政治秩序稳定、化解政治风险均具有积极的传播效果。
1.从整体上维护着政治政权的稳定
政治稳定主要包含两大要素：秩序和持续性。秩序指政治体系不存在暴力、高压和分裂；持续意味着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成分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中断，并且与合法性相似。基于这一标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政治政权从整体来看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有序性、持续性和有效性，成为世界罕见的奇迹之一。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探讨，我们认为，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具有从整体上维护政权稳定的高效能。
总体而言，中国政治系统庞大而复杂，由众多子系统所组成，并且通过交叉并存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平级的信息流所链接。政治政权的稳定既依赖于信息在各系统中和各系统间的顺利流通，同时又表征为政令和诉求的平稳输出和正常输入。如果长时间出现信息阻塞、回流、冲击等现象，则意味着政治骚乱和动荡的发生。具体而言，第一，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合法性具有评价性的属性，有效性也需辅助以传播。在我国，党和政府所开展的政治传播活动既能够持续地向民众传递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民、鞠躬尽瘁做事”的良好形象，也能够不断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绩效进行评价和诠释，加强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还能够有效管理政治信息的内容、流量及其传播渠道和过程，切断不利于政治合法性信息的源头，阻止相关政治信息的传播，维护政治政权稳定。第二，政治稳定亦需要“社会安全阀”机制。目前我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十分注重广开言路，尤其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持续建设和发展了很多民众直接与各地党政机关领导沟通的平台。尽管目前这一政治传播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但不能否定它的确为民众发泄情绪、反映问题、监督政府提供了合法渠道。这一做法使民众将积攒已久的不满和情绪释放出来，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第三，社会稳定也离不开政党之间的通力配合。依据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党际之间存在制度化的政治传播渠道和沟通平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吸纳各种意见和建议，团结不同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也能够顺利地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这预先避免了西方多党竞争中由于相互攻讦、互泼脏水而引起的党争不断、政局动荡。
2.缓释了社会民众的政治焦虑
就整体社会发展而言，我国目前到了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并且，随着改革持续深入，已经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导致社会利益矛盾凸显、多发和叠加，外加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技术的催化，民众的政治焦虑情绪得到进一步发酵。伴随着民众政治焦虑的演化，能够真正有效地回应民众关切的政治传播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国政治传播正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不断地缓解和稀释民众的政治焦虑情绪。第一，减少民众的政治迷失感。通过多种媒介阐释社会主义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基本共识，削减改革开放以来多元信息、思想和价值充斥交织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民众政治信仰迷失。第二，增加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感。通过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工作报告和不同场合领导人的讲话，系统总结每个阶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用直观的数据和图示向民众展示经济增长以及社会改革方面的成绩，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优势，从而“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第三，增强民众的政治自信心。通过提出“中国梦”等带有发展倾向的政治话语，为民众描绘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概貌，通过诉诸美好的愿景和理想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第四，消解民众的政治疏离感和冷漠感。除了传统的人民代表大会等政治参与渠道以外，我国近年来与时俱进地为民众提供了多元的政治参与渠道，通过非制度化的社交媒体和制度化的电子政务形式，积极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为民众提供了多样的阐发政治诉求、反映社会问题、发泄不满情绪的平台。
3.减弱了来自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政治风险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不可避免会面临着各色各样的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挑战和风险。传统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利益分化、党内腐败滋生、西方政治打压等问题持续丛生，伴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弱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新的政治风险也日益凸显。这些风险在互联网时代发酵速度更快、关联性更强、涉及范围更广，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政治危机。而在面对危机时，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面临如此艰巨的防范政治风险的任务，中国政治传播发挥了其特有的功效。第一，在政治风险发生之前，一方面中国政治传播拥有较为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系统，党和国家能够利用现有信息技术和传播系统实时守望观测各地动态，及时进行信息交换和研判，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起科学的风险评估机制，进行信息预判和风险预警，将异端信息扼杀在摇篮里或者及时处理可能引发风险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传播实践通过积极建立民众利益表达机制，让民众真正能够在制度化渠道有机会进行意见表达和情绪发泄，在协同参与中形成政治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第二，在政治风险发生之中，党和国家因为拥有雄厚的政治传播实力，因此有能力使自身迅速成为“权威的信息源”，并且尽力遵循危机传播的“3T”原则，即利用各种媒介尽可能地提供事实真相，进行高频率、全方位的信息传播，实现舆论引导，抢占舆论高地，挤压异端言论的生存空间，防止社会矛盾和风险进一步发酵和扩散。
五、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政治传播的国际辐射力
我们从来也没有否认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从不回避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传播体制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和挑战。正因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也一直锐意改革，努力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境界。但是，同样不能否定的是，站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高度看，中国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在客观上确实以凸显的姿态和形态，辐射和影响着整个国际世界。
第一，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方位话语博弈中“合纵连横”，使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在话语上越来越“像中国”。
话语即权力，在国际社会中更是如此。国家话语权既是一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政治斗争与合作最直接、最前沿的部分。因此，增强国际话语权对塑造一国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均有很大裨益。长期以来，因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上不断进行着全方位的话语博弈。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环境的深刻异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了“中国梦”、“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融通中外的新型国际话语，尝试为全球发展和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基础上，除了通过官方—民间联动、传统主流媒体—新媒体融合共建的对外政治传播体系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以外，还将对外传播与主场外交相结合，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全球政党大会、亚洲文明大会等主场外交，实现中国话语与中国行动的相互借力——巧妙设置中国议程，精准回应国际关切，从而有效突破了西方国家全面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拓展了中国的国际话语空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能力，引起了众多国家的共鸣。“中国梦”提出之后，很多国家也谈到了中国梦和自己国家的“梦”。比如，印尼总统苏西洛曾致辞说印尼和中国有相似的梦想，也在寻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印尼和中国是“异床同梦”；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提出：“亚洲发展的美好愿景，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相通的”；阿根廷前驻上海总领事贝约索说道：“拉美梦和中国梦息息相通”；就连美国的政客希拉里在竞选总统时也抛出了“美国梦”来回应中国的“中国梦”话语。再如，在2018年2月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产生的“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等政治话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知和理解，具有了以往不曾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也将以更加原汁原味的方式走进他国的话语体系。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体系在世界上已经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展现出越来越大的魅力。
第二，“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话语载入了联合国大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上升为“国际共识”。
不仅各国政府和民众更加欢迎和认可中国政治话语，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话语体系也得到了联合国官方认定。目前，全球政治发展出现逆转，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重新抬头，欧美国家在全球化问题、移民问题上共识不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亟需新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介入。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顺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提供一种新的方案。2016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年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载入联合国大会决议。目前，“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最具公约数意义的国际共识和国际话语。
第三，通过全球政党大会，把来自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成果上升到政党“政治文明”的高度影响着全球各国。
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使命诞生的，在将近一百年的历程中，党遇到过困难，也经历过挫折，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突破了西方单一的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模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统筹全局、团结各方、协调发展、吸取意见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优势，凸显了中国政党政治独特的政治优势，给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可以说，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选择；而中国政党制度又进一步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规模空前的政党大会，邀请全球各类政党齐聚北京，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共产党之形象，共商共议治党理政之经验，探讨构建美好世界之主张。此次大会的召开，既是一次各国政党的对话盛会，又是一次典型的政治传播仪式和活动，它把来自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成果上升到政党“政治文明”的高度，通过特有的政治传播平台，向世界集中展示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独特性的中国政党政治文明。
第四，官方主流媒体与新兴社交媒体在政治上深度契入的传播架构，突破了西方以“媒体独立”为特质的传播架构，改变着政治信息流动的传播秩序，使全球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景观更加丰富多样。
在西方，媒体一直被标榜为“第四权力”，记者也被称为“无冕之王”，并且有学者认为英美的传媒几乎不受政府影响，承担着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功能。而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舆论工作一直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喉舌。其中，“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而对于其他新兴媒介虽然不能像管理官方主流媒体一样直接采用行政干预等硬性手段，但是也存在舆论导向、内容审查等软性规制行为。当前，我国政治传播形成了官方主流媒体与新兴社交媒体在政治上深度契入的传播架构，其中官方主流媒体是所有媒介中的主心骨，发挥着培育社会风尚、引导社会舆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责任；而新兴社交媒体作为官方主流媒体的补充存在，是有效打通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重要工具。二者在政治上则深度契入，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运作中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中国政治传播事业的发展。这种政治传播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将党政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在对内对外传播中能最大化地汇聚各方传播力量，呈现出“强力传播”的姿态和形态，这一现象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长久以来形成的传播范式，丰富了全球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景观。
总之，中国的成功和崛起，在日新月异的人类传播形态变革潮流中，固化和强化着政治与传播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关系及其相应的运行体制，为人类改革传播形态提供着不容忽视、不可小觑的示范和标杆。其成功的经验和弊端的教训，均具有较为现实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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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洁，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作者，荆学民教授）
（本文作者，赵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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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学术界》，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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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丽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叶可慧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