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施罗德 | 数字媒体理论视野下的政党政治:基于印度、美国、瑞典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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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关于数字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理论。文章首先批判了目前主导我们理解数字媒体和一般媒体的三种理论，即网络权力理论、媒体化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接着指出过去适用于“大众媒体”和“人际传播”的各种理论不再适用于数字媒体。由此衍生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受到限制的关注空间对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考察了媒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认为新媒体一方面使得针对受众的更加细化和精准的媒体攻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使人们更加大规模地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媒体活动中来，从而导致媒体格局更加复杂。文章结论部分探究了新媒体对于从一般层面理解媒体的意义，认为随着新的数字媒体的出现，现在需要从媒体如何改变或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媒体理论。

关键词

数字媒体 媒体化 政党政治

一、前言

过去 25 年来，新兴数字媒体引发了一些最广泛的社会变革，但学术界对如何理情况，社会学将新媒体研究的任务留给了 研究媒体和传播的学科。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往往集中关注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媒体在竞选活动或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当前使媒体理论陷入困境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去分别适用于“大众媒体”和“人际传播”的各种理论不再适用于数字媒体， 因为数字媒体通常具备这两方面的因素。

已有的探究变化中的媒体格局的理论为数不多，它们都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种是曼纽尔·卡斯特尔 （Manual Castells）提出的“网络权力理论” （theory of network power），它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其本体论，即所有媒体最好被理解为是通过网络展开运作的；二是权力理论，即权力不断集中于少数全球性跨国传媒集团手中，当然这种权力的集中通常也会导致抵抗。这两个观点都存在不足，因为在有些国家，传媒集团基于资本主义原则发出的指令作用甚微，而在瑞典这样的国家，公共媒体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国有“媒体系统” （它们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地区类型）依然强于资本主义集中的动态发展机制，并为媒体运作方式划定了明显的边界，也为最受欢迎的信息输入通过媒体来影响政治设定了范围。

第二种是施蒂格· 夏瓦（Stig Hjarvard）提出的“媒体化理论”（mediatization theory），该理论充分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指出民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被媒体化。但是，该理论并未精确分析社会中的哪些具体领域正在被“媒体化”，而该理论将“媒体化”定义为“社会越来越服从或依赖于媒体及其运行逻辑的过程” ；媒体逐渐“融入其他社会机构的运行机制”，也“融入社会机构本身”，结果导致“各机构内部的、机构之间的乃至整个社会的互动都要通过媒体来进行”。该理论有很多值得推崇的地方，但非常重要的是需要区分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或者说区分它们各自所涉及的领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媒体在这两个领域的运作方式大相径庭。此外，虽然新媒体提高了社会生活的媒体化程度，但“去中介化”也时有发生，民众在机构之外直接生产信息内容的情况即是如此。

第三种是“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 － network theory），该理论更多关注的是新技术而非媒体，但它在媒体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该理论将重点放在了个人的或非人类的能动性上。然而，这种“能动性” 无法解释社会结构，非人类的物质环境也并不参与有意志的行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其他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变革的理论一样，一直被如下理念所主导，即科学和技术是由特定的社会背景构建或塑造的，因此无法在脱离各种具体社会环境的建构和塑造的情况下对媒体的作用进行普 遍化研究。然而，如果理论要指导研究，普遍模式是必不可少的，而结构对于揭露权力的不对称性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其他媒体理论，但上述三者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许多关于媒体或传播的实证研究都是通过各种理论的折中和混合展开的。其中包括议程设置理论、守门人理论、框架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以及理性选择理论或集体行动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被运用的，即研究可以在没有一种总体的或宏观 的社会变革理论的情况下进行，除非这些理论所暗含的立场是，研究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抵制某些群体的过度控制或偏见，而这种控制和偏见是在牺牲其他群体的基础 上形成的。由此一来，他们对思想领域中 彼此竞争的意识形态采取了一种多元主义的观点或理论。认为思想或意识形态在媒体中展开竞争是一个重要的观点。然而，除少数例外（下文将讨论一些关键性的例子），该研究方案侧重于关注个体媒体，这使得我们无法理解在传统媒体和新数字媒体中，议程设置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此外，这类研究通常侧重于国家级别的媒体以及特定领域、特定时期的媒体。然而，我们可能会从比较研究中，从更长时段的发展轨迹中，以及从分析媒体的涉及范围中得出重要的认识。有人认为，在社会结构方面为思想或意识形态竞争设定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能使其成为一个放任自流的领域，至少在政治领域应该有限制。

本文提出的理论基于如下三种观点：第一，与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一样，国家间差异也影响着数字媒体的作用的发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必须以“媒体系统”理论 作为起点，尽管我们将对其进行修正。第二，虽然新的数字媒体补充和完善了传统媒体，但一个使得我们能够了解对政治议程的控制是如何在整个媒体中得以实现的框架必然既包括新媒体，也包括旧媒体。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关于有限的关注空间 （attention space）以及在整个媒体中占主导的议程的各种观点在这里是十分有用的。第三，这种有限的关注空间以及个人在彼此之间的互联性和获取信息方面的限制对政治交流的影响与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不同。

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

使得人们能够在网络上进行自主发表和观点分享的新媒体是如何脱离传统媒体的 其主要区别在于，与采取播送形式进行人际传播的媒体不同，新媒体一方面使得针对受众的更加细化和精准的媒体攻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使人们更加大规模地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媒体活动中来。总的来说，无论是自上而下地来看媒体提供的内容，还是自下而上地来看受众如何使用 媒体，媒体环境都变得更加复杂了。然而， 即使新媒体补充和完善了传统媒体，媒体的快速发展仍然取决于媒体化的输入（in-puts）的总和如何一方面促进政治变革，另一方面促进包括社交和获取信息在内的流行文化的变革。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选定的三个国家来对这种定义新媒体的方式进行更详细的说明，因为它们体现了有利于比较研究的最大程度的差异性，有的属于发达的民主国家，有的则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或道路。我们可以先从政治开始讲起。

当代社会的政治统治是通过公民的输入获得合法性的，而在今天这些输入几乎完全被媒体化了。正如尼克拉斯· 卢曼（Niklas Luhmann）所说 “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或者实际上，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了解，都是通过大众媒体获得的。”这一说法只是稍微有些夸张，因为它没有将面对面的交流考虑进来。

由于这一观点与传统媒体理论相背离，因此值得强调的是关于媒体与政治的传统理论是建立在政治空间是开放的这一隐含性假设之上的。然而，守门人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至少是含蓄地承认，政治关注空间或者能见度或者公众通过媒体影响政治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隐含性假设在本文中成为了如下清楚明确的观点，即媒体子系统并不是在向作为一个整体或开放领域的社会输入信息，而是在向一种特殊的政权领域或政治秩序输入信息。换句话说，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权力，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是可以分离的。在政治领域，媒体运作的基本逻辑与媒体在其他的权力或秩序中的运作逻辑不同在单一的政治秩序中，媒体提供了一个输入端，在这个输入端，只有少数世界观或意识形态能够主导新旧媒体。

认为只有少数（通常不到六种）相互竞争的立场主导着关注空间这种观点已经通过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被概念化了。显而易见，这一观点与政治领域的情况是相符合的，在竞选和任职期间，政界人士、政党和公民只关注少数几个主导性议题。这些议题此消彼长，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移民问题当前在美国和瑞典是如何主导着政治议程的，与之相对照，气候变化议题又是如何渐渐淡出大众视野的，或者，也可以思考一下，最近在印度空气污染和腐败是如何主导着政治议题的，这些问题之前并没有出现，或者远没有现在这么重要。因此，媒体子系统如何向政治权力或政治秩序输入信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限制或等级结构，凭借着这种结构上的限制或等级结构，那些更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在整个关注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的关注度，这一观点值得进一步阐述。

媒体构成了政治进程中唯一的最重要的输入端，将公民的输入(包括公众舆论、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中的其他利益)转化为精英阶层治理国家的方式。与此同时， 这些输入以及精英们对此的回应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某些政治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它们为如何决策设定规范，而其他意识形态则被排除在外或几乎不被人关注。关于输入的这一观点部分借鉴了卢曼的功能主义，但它承认围绕哪些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是存在冲突的各种议题为争夺关注度展开竞争，如此一来，政治精英主要对那些能够维持其权力或保持其合法性的输入作出回应。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或世界观（它们由若干个议程项目组成)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在所有媒体中，某些输入会占主导地位。在这一封闭的政治空间内，媒体子系统所关注的东西是有限的，在媒体化输入的等级结构中，其中一些输入比其他输入更能左右议程。守门人机制和议程设置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数字媒体即使在其受到守门人的影响较少或者能够从新的资源中形成议程的情况下，也可以扩大媒体化的输入，但这种输入仍然必须在拥挤的关注空间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可以用例子简单地加以说明。

在我们列举这些例子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媒体对政治的输入以及这些输入为争夺关注度而展开的零和竞争与媒体在流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对比。在流行文化中，就像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指出的，一些特定类型的内容会占主导地位， 但这种主导地位更为分散不同的受众在多元的“品味文化” （taste cultures ）中重叠和交叉。甘斯进一步指出，只要有多样性 存在的空间，或者如果内容的多元性能够得到保留和加强，媒体就会在社会中发挥 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流行文化领域是一种多样性的或开放式的“市场”的想法是合适的。尽管也有其他新形式能够将数字媒体的内容都集中起来，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数字媒体扩展了传统媒体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媒体也推动了这种多样性。然而，这种媒体化的文化秩序不仅包括休闲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还包括政治之外的所有象征性媒体。这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搜索信息和社交，这两种活动值得我们进一步从概念化的层面来进行研究。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信息搜索也得到扩展。就像我们将看到的，这类信息大部分与休闲和消费有关，但有一类信息，不仅其获取方式是多样化的，而且获取这类可靠信息对过上充实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一种提升能力的方法。有研究者给其贴上了“严肃”信息的标签，这类信息包括健康方面的信息、教育资料以及与就业这样的个人福利有关的资料。在网上搜索和分享信息已经迅速成为使用互联网的一项主要内容，仅次于交流。某些新技术，如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网络 的重要守门人。网络社交也在增长，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在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而相应地扩展，不过与信息搜索一样，人们用于交流的时间和可以维系联系的人数也存在大小不一的限制。

这些共同构成了文化秩序的主要要素，但在文化领域中，各种信息之间并没有为了获得主导性的关注度而展开零和博弈，构成其外部限制的只是人们更加分散和开放的注意力；另外，数字媒体对传统媒体也进行了延伸和补充。就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而言，新媒体和旧媒体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关注空间受到的限制在于日常生活中媒体的使用程度，而这方面的限制对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有着不同的影响。这些论点和理论观点现在可以用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在结论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观点共同构成了理解如下问题的一种新思路，即数字媒体如何通过补充和完善传统媒体而超越了传统媒体。

三、手机对印度政党政治的影响

新媒体补充和扩大了传统的信息来源。它们是否也重塑了政治交流？我们可以以印度为例。在印度，互联网的普及率一直很低，但近年来手机的普及率却急剧 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手机扩大了新数字技术的影响，在政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就像罗宾·杰弗里（Robin Jeffrey）和阿萨·多伦(Assa Doron)在2007 年玛雅瓦蒂当选目前印度人口最多的邦———北方邦———的首席部长时所详细记录的那样。当时该邦的手机用户刚刚实现突破性增长，覆盖了该邦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其 2 亿人口中就有 3100 万人拥有手机。正如杰弗里和多伦所指出的，手机拥有者的阶层分布严重失衡，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中间，但在政府的邮政和通信部门工作的来自达利特阶层的公务员也普遍使用手机。玛雅瓦蒂所属的社会民主党BSP是以达利特（以前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政治组织为基础的，她本人也出身于卑微的达利特背景。尽管法律明令禁止，但占北方邦人口 20% 的达利特仍然被普遍剥夺了公民权利。例如，他们不被允许出现在某些公共场所，他们还会受到土地所有者的恐吓。杰弗里和多伦还指出，由印度教精英控制的“主要报刊和电视媒体对社会民主党采取轻视态度，并且经常对偏向达利特的政策怀有敌意”。

杰弗里和多伦认为，对于玛雅瓦蒂的获胜而言，手机的使用即使不是一个充分的决定因素，也是一个必要的决定因素。她在选举中的获胜是通过将两种从最基层动员选民的策略结合起来而实现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策略，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策略。该党的积极分子在由达利特和婆罗门(占人口的 10% ，并在这一情况下与达利特结盟)构成的各种组织中通过语音和短信展开协调行动。他们活动在数千个投票站周围，鼓励选民特别是富有同情心的妇女进行选民登记并走出家门参加投票，为政党领导人的造访做准备，传播他们的信息，并确保选民知道代表本党的正确标志（由于印度文盲很多，所以每个政党都有一个符号，社会民主党的标志是一只大象） ，从而推动民众积极投票。杰弗里和多伦将玛雅瓦蒂的竞选活动与 2008 年奥巴马总统的竞选活动进行了类比，两者都在最基层展开了与选民直接接触的竞选活动。他们认为，这种与选民直接接触的策略在北方邦的这次选举中十分关键，如此才可以在达利特与婆罗门之间建立信任， 并说服他们相信社会民主党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利益。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其他政党缺少这种建立在手机基础上的动员措施。杰弗里和多伦指出，从那次以后，其他政党也开始效仿这一举措，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对手机的创新性使用所带来的优势也一去不复返。不过，就这一次选举而言，他们认为手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称它“绕过了主流媒体”，构成了印度政治的“干扰因子”。在这一案例中，手机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其他媒体和互联网不同它使得那种能够让政党官员与政党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对一的对话方式而不是群发邮件来维持的双向联系成为可能，使广泛而频繁的交流成为可能，也更加吸引那些愿意听和说胜过读和写的人。总之，就像印度政治所特有的大规模民众集会一样，这种技术的使用非常适合于利用廉价而使用成本低的设备去动员一部分人口。这一案例表明，数字媒体扩大了媒体化，即使这种数字媒体的技术含量较低，并且其影响的人口大部分并不使用互联网，但是它是否对印度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这一点还有待观察。数字技术并不直接属于“大众”技术或“人际”技术的类别， 虽然它更接近人际媒体，但在本案例中，它向大量接收者发送短信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手机的惯常使用范围，即手机不再只是可 以移动和拍照的通信设备。

四、美国的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中的议程设置

新媒体如何超越传统媒体的问题也可以依据议程设置理论来处理，这一理论是关于政治中的媒体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议程设置与媒体所突出强调的议题有关它所指的不是媒体让人们思考了什么（即思考的内容） ，而是媒体让人们对什么（即思考的对象)进行了思考。议程设置理论主要用于分析特定的媒体、议题或事件，但如果可以对主要媒体展开横向和纵向的调查，那么它有可能不再局限于对个别媒体的研究，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此外，如果有关议程是媒体中最受关注的议程，同时也是公民心目中认为的重要的议程，那么可以认为它们符合关注空间有限这一观点;某些议程占主导地位，并且只有某些影响力足够重大的议题才能转化为政治变革。有学者指出，在人们获取和习得政治知识的习惯基本不变的背景之下，在美国争夺政治关注度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气势汹汹。显而易见，数字媒体的存在使得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不过，同样基本维持不变的是，公众观点和公民利益在媒体上被代表的方式依然影响着政治精英，不变的还有必须将这些议程转变为政策，使一些议程优先于另一些议程。

有限关注空间的观点是由纽曼在美国的背景下提出的，他与其同事们一起在与网络媒体进行比较的情况下研究了传统新闻媒体中的议程设置，其研究参考了来自报纸和电视的数据，并将其与 2012 年时推特、博客和网络论坛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他们采纳了“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项调查的数据，这项调查数十年来一直在美国人当中展开，其问题被划分为若干类别。纽曼等人分析了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出现的频率。然后，他们提出了如下问题:谁在设置议程？相关问题是先出现在传统媒体上再出现在新媒体上，还是反过来，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关于后一个问题， 他们的研究结论之一是 “社交媒体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问题的回应度更高，对经济和外交事务这种抽象问题的回应度更低。”这一结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记者所感兴趣的内容与人们在自己就生产或自己能够选择信息时所感兴趣的内容是不同的。通过社交媒体监控公众态度已经成为面向政治过程的常规输入方式。在美国，议程设置可能更多地受到公众对政治过程的输入的影响，而媒体内容的选择可能会使媒体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受众的驱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媒体的自主性可能会降低。

五、绕开传统守门人的瑞典政党

另一个主要的传播理论是“守门人理论”，尽管该理论尚未系统地被运用于分析新媒体在政治中的作用。人们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地位较低或知名度较低的政治行为者是否能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比其在传统媒体中大得多的关注度或影响力？对于检验这一观点而言，瑞典民主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其反移民的议程最近在瑞典很是夺人眼球。该党在网络上也很活跃，特别是在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媒体和另类报纸（alternative newspaper）上表现活跃。

研究者发现，实际上在 2014 年瑞典大选期间，“意识形态上处于边缘地位的政党在新媒体领域比在老牌媒体所作的报道中赢得了更大的吸引力”，这也惠及了其他较小的政党，如女性主义倡议党（Femi-nist Initiative）和海盗党（Pirate Party）。然而，与这两个政党不同的是，到了 2014 年，瑞典民主党不再处于边缘地位，其获得的选票是瑞典所有政党中第三多的（与前述两个政党不同，2010年瑞典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已超过 5% 的门槛，获得了议会席）。在移民危机之后，一些民意调查显示该党的支持率领先于所有其他政党，虽然保守主义政党(即温和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盟阻止了民主党在政府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瑞典民主党（该党成立于 1988 年，在最近的移民危机之前就受到民众欢迎)也有过被其他政党和主流媒体忽视的历史。

该党在传统媒体之外的新媒体中所获得的这种过度关注必须置于更大的背景下来探究:26—55 岁的瑞典人中，超过一半的人每天使用互联网获取新闻，46岁以下的人认为互联网是最重要的新闻来源———电视的重要性远远落后于互联网。在电视观众中，公共服务频道的受众所占比例仍然很大 (2007 年为36%）。与电视在媒体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美国相比，瑞典是一个更加以报纸为媒体中心的社会。因此，在瑞典精英们的政治议程主要是由分别支持右翼政党和左翼政党的两大“高端”日报以及公共电视新闻所形塑的。

虽然传统媒体继续发挥着这种主导作用，但是年轻的瑞典人正在抛弃传统媒体而转向数字媒体。有学者通过利用纵向调查的数据以及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媒体世代（二战前成长的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X一代”和随着数字技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记录了这一转变，也记录下了个人生命过程中媒体使用情况的变化。关于这些群体，他们分析了 1986 年至 2011 年间所有媒体在新闻消费（news consumption）方面的变化。他们指出，虽然前几代人坚持使用公共服务媒体，但年轻一代已从公共服务媒体转向商业电视和广播。印刷报纸的情况也是如此，年轻一代已经转向电子版的报纸。最近还出现了一个变化，即人们从阅读付费的高端报纸转向阅读免费的报纸（Metro)和移动新闻。在16—29 岁的人群中，在移动设备上阅读报纸的人所占比例要高于阅读其他任何格式的报纸的人，无论是数字格式的报纸还是印刷版的报纸。

因此，尽管报纸和公共服务媒体仍然在整个受众人口中占主导地位，但在年轻人和青少年群体中却不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完全取代的问题更年长的那几代人也将商业广播公司和在线新闻增添到了他们的新闻消费构成中。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年轻人和青少年群体从纸质报纸和公共服务新闻转向了更多样化的新闻来源和在线新闻。尤其是，如果这一代年轻人更多地受到新媒体的影响，那么瑞典民主党这样的政党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如下两种变化必然会彼此强化，一是某些政党绕开了传统守门人(指传统媒体———译者注)，二是它们提升了其在网络关注空间中的关注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国，网络媒体重塑了新闻议程的关注焦点在瑞典，它们也重塑了政治力量在网络关注空间中的关注度。

六、人际交往网络的密集化

在日常生活中，数字媒体带来的最急剧的变化也许是个人联系的频率和密度的增加，而且变得更加复杂，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的方式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联系的总体数量有所增加。不过，在本文所考察的所有国家中，人们的交往或“社交”都有所扩展，至少在人们展开了更频繁的多模式的联系方面是如此。“扩展”这个说法并不是十分恰当，因为人们没有与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发生联系在日常的关系网络中我们所联络的人数是相当少的。研究者们分析了挪威主要的移动运营商的用户在三个月内的移动电话记录，发现大多数联系都是用户与身边的一小群人建立的 “手机…… 被用于在相对有限的物理活动空间中与数量相对有限的人维持日常的常规活动……我们的联系越牢固……他们在地理位置上就可能越接近。”然而，很明显，人们通过社交媒体与小群体中的其他人分享了更多的内容。这样的话，要理顺社交与其对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影响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人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文化和政治内容。无论如何，日常社交的日益媒体化至少需要对人际关系进行更多的管理并监督他人。

关于更广泛的变化，丹尼尔 · 米勒(Daniel Miller)等人指出，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性的，因为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维护的是当地的规范，主要是为了提高那些发布内容的人的地位和声誉。虽然就内容而言，这可能是正确的，但考察社交媒体上的社交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是探究如下问题，即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关系密切的人是否在网上也“聚集在一起” ？有学者对 1000 多万美国的 Facebook  用户进行了调查，发现在 Facebook 上好友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反映了线下的关系网络，比如家庭、学校和工作等，因此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加两级分化，这与 Twitter 用户形成了对比，后者会分享共同的兴趣或话题，但他们在线下并不一定有联系。我们可以将这一点置于更大的背景中来看 60% 的美国人使用 Facebook，73% 的美国的 Facebook 用户经常进行“状态更新”，其中 66% 的人将其用于公民或政治活动。

这些发现表明，不同的社交媒体反映了不同的兴趣、群体和意识形态。与此同时，Facebook 只是多个社交网站中的一个，即使它是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交网站。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各阶层使用社交媒体的深度和广度将继续增加，虽然主要分歧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媒体化理论适用于所有国家，也适用于社会交往， 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日益密集化，人们除了更多地依赖于信息，还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彼此。

七、结论

归根结底，评估从传统媒体向数字媒体转变的依据必须是媒体的日常使用，一方面是社交领域的使用，另一方面是政治领域的使用。后者涉及媒体系统的宏观转变以及在一个既包括传统媒体又包括数字媒体的有限的关注空间内对主导性思想观念的控制。但是，对于本文所进行的这种比较分析来说，最能说明媒体用途正在发生变化的证据来自哪里呢？这一证据既存在于关于媒体的比较调查中，也存在于详细的民族志研究中。本分析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一些用户群体往往处于变革的前沿。第二个问题是正在变化的用户的日常行为与政治上的宏观变化之间的脱节：就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共享而言，这两者之间可能有联系，但是只有当两者之间存在切实的联系时，比如出现了新的大众运动或者公众舆论发生了转变，并且这些情况与能够利用新媒体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相吻合（绕过守门人，改变议程、动员弱势群体），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确定数字媒体如何以及在哪里发挥着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是渐进性的。

本文认为，媒体与社会生活的两个领域———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日益加强。数字媒体已经将媒体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在文化领域，网上的信息搜索和共享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他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频繁。该领域的主要变化是，人们将更多的可支配时间花在了网络上，不过这也体现了这种变化的局限性 时间、关注度和内容的有用性限制了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人和信息发生联系。在政治领域，人们与精英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紧密、更加频繁，双方都必须更积极地对这种交流进行管理。在这一领域，媒体化的主导性议程以及它们影响社会对政治过程的输入的方式限制了人们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新数字媒体对社会生活的改变主要发生在上述两个领域(其他的领域，如商品和服务生产、工作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最好是从衡量新媒体技术如何逐渐嵌入进日常使用中以及数字媒体如何补充和完善了传统媒体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变化。媒体化理论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变化，它指明媒体对社会的渗透程度越来越高。但这一理论过于包罗万象，因为该理论没有给这一变化过程设定任何界限(而本文通过有限的关注空间、守门人的把关以及主导性议程对这种界限进行了理论化解释)，也没有对媒体化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不同的作用方式作出任何区分。本文提出的观点是，政治和文化的日益媒体化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政治领域的媒体化涉及有限的关注空间中的主导性议程，文化领域的媒体化涉及多元的和更加分散的品味文化)，这种媒体化带来了更多的信息共享和社交活动。

因此，对于政治和文化中的变化存在两种描述模式：就政治领域而言，它在宏观层面已转向更深入、更广泛和受到更多管控的媒体化关系。我们很难确定这一转变的总体影响，只能通过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在数字媒体得到推广的数十年里，政治精英对民众的回应度是否普遍增强了？有学者指出，这种变化在美国已经发生，但它最多只是带来了一种边际效应。就文化而言，明显的是，程度越来越高的媒体化扩大了文化产品，即使不同的品味文化之间的差异继续存在，当这些差异涉及重要信息的获取时，就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还有一种变化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媒体用于联系，加强人际关系和信息共享。这是生活方式的普遍性转变，只要品味文化处于多元化的状态并用于休闲，对其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是可能的。然而，如果与他人的联系和对重要信息的获取会提高人们的能力，那么我们对哪些地方继续存在差异作出评估是很重要的。

在政治领域，数字媒体扩大了连接精英与公民的媒体子系统的影响范围和深度。但实现这一点取决于整个媒体体系。不管数字媒体变得如何分布广泛和强大，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时，我们也才能认识到它们改变媒体的基础时所采取的主要模式。

作者简介 

拉尔夫·施罗德（Ralph Schroeder)，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 

译者：孙会岩，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大学政党治理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译者：李啟月，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部

本文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5 期。英文原载《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杂志2018 年第3期，译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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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 乐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宁志垚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