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察 | 吴晓林：政党转型与“嵌入式”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修订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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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夺取政权到领导现代化建设，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不但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实现角色转型，而且也促使其主动回应社会发展需求，提升引领社会发展的主观意志。从政党的产生和功能来看，政党本身是阶层分化的产物，并且以夺取和参与政权为目的。如何达成这个目的？这取决于它是否具备整合全党和赢得民众支持（即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党要完成转型，就要依靠一套有效的政治整合体系和政策。

　　在一些学者看来，政党是集“冲突、整合”于一体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功能注定是辩证而统一的。李普塞特将政党称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亨廷顿认为：政党看上去确实像是宗派，似乎是在加剧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翼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萨尔托里直言“政党是执行‘凝聚'力能的机构”，其中包括国家整合、政治整合、社会整合三种意蕴。国内学者对政党的整合功能也有类似的认识。例如，王长江从功能角度将政党分为“冲突取向型”政党和“整合取向型”政党，认为执政党更体现为“整合的工 具”;王邦佐等推进了执政党实施社会整合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党在新形势下怎样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并成功整合各阶层和群体力量的机制;笔者曾经比较了中西两种体制下政党之间如何实现政治整合，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合法反对”的原则，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则表现出“异体整合”的特征。

　　我国正处于利益格局迅速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的时期。面对新形势，执政党应怎样应对挑战、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型、对全面分化的社会实施有效的整合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回顾国内外的研究，学者们大多是从社会结构、利益分析入手来分析整合过程的，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 党章）修改切入，以历史分析和文献分析为主，揭示新时期执政党是如何实现政党转型和调整政治整合机制的，以此透视新时期执政党实施政治整合的特点及其意义。

二、政党转型中中国共产党调整政治整合政策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思维”。经由改革开放而始，其执政思维与执政角色才得以逐渐匹配。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十八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新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又一次嬗变。由此来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自身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和服务型政党转型等不同阶段。

　　政党转型的权威性“自我认定”，往往需要由“党内法”——党章来实现。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时代任务和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适时地修改了党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执政党转型及其政治整合政策变迁的历程（见下表）。

(一)　指导思想的三次丰富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力图提升行动指南的统领性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但是整合全党思想和行动的软件基础，还因为其执政地位，对社会各个方面发挥不同程度的整合功能。新时期以来，把一种理论或思想提升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共有三次。

　　第一次修改是邓小平理论进入党章。1992年，十四大党章将“全党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列入总纲，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 1997年，十五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自此，邓小平理论正式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载入党章。

　　第二次修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党章。2002年，十六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的决议，认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并确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第三次修改是科学发展观进入党章并成为行动指南。2007年，十七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的决议，在党章的总纲中载入“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的内容。2012年，十八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正式将科学发展观提升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为“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 

　　指导思想决定中国共产党地位、性质和发展的根本方向。与“革命时代”对“革命前景”的展望不同， 新时期党章中关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基本是对一个时期内执政经验的理论总结。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基本都被定义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指导思想的调整被寄望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和基于新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自我改造从而提升统领性的努力。

(二）关于党的性质的两次变化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适时扩大执政的代表性

　　一个政党如何界定自身的性质，既关乎着对自身党员的吸引力，也关乎对整体社会的凝聚力。在新时期，党章对党的性质的概括发生了两次重大改变。

　　第一次是十二大，在做出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基础上，党章删除了十一大党章中“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条文，替换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次关于党的性质的修改不但扩展了党所代表的对象，还将党的重心从“进行战斗”转向“领导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对“文革”后“拨乱反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巩固与提升。

　　第二次是十六大，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次党章修改“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在保持党章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内容作了适当修改或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党的性质修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基础的扩展有了更大胆的探索，对于党的来源不再拘泥于“出身论”和“成分论”，显示出其扩大代表性的努力。

(三）路线和任务的五次调整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力图提升绩效整合的完整性

　　执政党的基本路线被视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巩固全党团结统一的基础。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 共产党的党章也着力调整基本路线和建设任务。与指导思想和性质界定这些思想层面的、侧重于党内整合的机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任务更加体现为以绩效整合社会的外部整合特征，因为它直接将执政党的意图与社会对接起来。十二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基本路线和建设任务进行了五次重要调整。

　　第一次调整体现在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这个版本的党章将十一大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也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明确工作重点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从此，“阶级斗争”这个工作重心在党章中开始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次调整是十四大通过的党章。这次修订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包含丰富的内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政治保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本质要求。

　　第三次调整是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这次修订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写入党章，在延续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写入总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当时出现的问题的态度。精神文明建设从此被提升到“党内法”的位置。 

　　第四次调整是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这次党章除了适当调整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阐述，还在基本路线中规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增加了“和谐”二 字，并且增加了“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四位一体”进入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完善执政战略的努力。

　　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对建设任务进行了第五次调整，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进而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建设任务布局。

　　一些专家认为，经过对基本路线和建设任务的修改，党章基本凝聚了执政党推动社会发展、总结经验教训的成果，特别是对事业发展内涵的把握和定位，从属于“以发展绩效赢得社会支持”的“整合”初 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有利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的布局，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力图在意识形态引领外，更加强调和丰富以绩效赢取合法性的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绩效版图”已经从单纯地注重经济建设扩展到更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执政任务的方方面面。

(四）团结对象和统一战线的两次调整显示中国共产党扩大政治整合面的自觉性

　　一个党将谁视为团结对象，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确定整合对象、完成整合任务的基础工作。 十二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章对于团结对象和统一战线做了两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将以前规定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修改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十一大由于还没有完全厘清“文革”的错误，仍然强调革命性的统一路线，因而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仍写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修订案，将其改为 “中国共产党同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第二次调整是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这次修改的党章除了坚持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对统一战线的论述外，还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同写入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则包括了新兴的几个社会阶层。在2001年江泽民发表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上述几个新 兴社会阶层已经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经过这两次修改，统一战线不但从“革命的统一战线”转化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还适应前几 年建设的实践和探索，适时将“新兴社会阶层”及时纳入统一战线的对象范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应对社会阶层变化、扩大整合面的自觉性。

三、政党转型中政治整合政策转轨的特点

(一)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反映了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实际

　　恩格斯指出：“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 可以随时改变。”党章的修改深刻反映了“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客观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执政党能否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适时巩固和扩大阶层基础，这是能否赢得民心、保持执政地位的首要问题。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基本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变化情况。

　　十二大党章就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清除“左”的错误的要求，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 的路线。十二大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更加深入和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格局。“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202. 85万户，注册资本总额为18212. 24亿元，私营企业共创产值12316. 99亿元，营业收入11484. 24亿元，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注册资金3435. 79亿元”， “2007年全国私营企业为551.3万户，私营企业主数1396. 5万人，雇工人数5856. 6万人，注册资本总额93873. 1亿元”。如果不能适时反映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将新产生的阶层及时纳入到正式体 制，这些阶层的利益就无法畅通表达，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与现行体制发生摩擦。 

　　基于这些变化，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党章，并且规定其他社会阶层亦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等于打开了社会新阶层加入共产党的通道。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看，这些改动旨在反映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吸纳新阶层的开放性。

　　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列为统一战线的工作内容，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新阶层更加积极的整合态度。党章的这些变化正是在阶层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党基于增强执政基础而做出的，其中“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提出，无疑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调整阶层差距、实现社会协同发展的战略改变。

(二）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内含了内外整合双重任务

　　从党章的内容和历次修改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但强调内部的团结，也重视执政基础的扩大。这说明，执政党的政治整合既包括党内整合，又包括对整个社会的党外整合。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本保 证，没有党内的整合就很难推进对社会的整合；后者是前者的外延与目标，党内整合就是为了将社会整合到党的执政中心来以完成执政目标。

　　党章的修改过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内部整合的全过程。新时期以来，党章的历次修改都贯穿着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主题。例如，十二大党章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 并且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十四大党章修改决议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十六大党章修改决议案再次明确和肯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的探索意义，认为党章的修改对于动员全党具有重要的作用； 十八大党章增写了“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内容。

　　从党章的修改过程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党外整合的布局。这既包括对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整合，也包括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例如，十二大党章增加了“党组”的规定，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或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主要负责实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增加了“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章，规定“共青团的地方各级组织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再例如，十二大党章规定：商店、学校、机关、街道、人民公社、合作社、农场、乡、 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统一战线则指出了党外整合的最广阔范围和目标，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进入党章可以看出执政党“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 和影响力”的努力。

　　在历次修改党章的决议案中，中国共产党都强调对党章的修改有利于统一党内思想和行动，有利于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党章的修改是将党内整合和党外整合辩证统一起来的。

(三）党内与党外具有不同的政治整合方式

　　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其政治整合具有内外两个向度，从党章的修改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实施两种整合时采取了不同的整合方法。

　　对于党内党员的整合，主要采取组织纪律、教育学习等形式。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组织纪律对党内整合的作用，十二大党章对党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增加“党的纪律章，要求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并单列“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为第八章，对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及职权、任务都作了新的具体规定，使纪律检查委员会有了完整的系统，成为新时期党内整合的组织保障；
十三大党章还对第十六条进行修正补充，增加“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且不断增强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为了推动党内整合，历次党章修改后，中国共产党都会要求开展党章的教育学习活动。例如，十二大决定全党各级党委和每个党组织都要认真组织对于新党章的学习，努力使全体党员认真理解党章总纲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一次党章学习活动；2006 年，胡锦涛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工作，还要求通过党章学习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各 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将学习党章视为加强党的建设的_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认为学 习党章对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要求在全党兴起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 热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陆续开展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通过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等活动来统一党内的思想，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推动党内整合的具体措施。 

　　对于党外的政治整合则主要采取法律、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宣传教育等手段。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来看，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后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都是首先进入党章，而 后进入《宪法》，使之从党内最高法的形式转化为国家最高法的内容，成为国家的最高意识形态，进而统辖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从党章来看，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人士的整合，除了通过吸收入党使外部问 题“内部化”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统一战线或群众路线开展整合，十一大党章就在总纲中增写了“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作风”，十二大党章中增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容，规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通过公共媒体等在社会范围内宣传党章、传播党章教育信息。

(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从党章的修订来看政党转型和政治整合，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政党转型中，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其一贯的谨慎作风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灵活性。

　　中国共产党对新兴阶层的整合就经历了“试点”如逐步给予私营企业主阶层经济地位和一定的政治地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体现了对社会阶层变化的谨慎反应和工作上的原则性。党在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团结对象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政策的变化，确实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的，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的变化，对于提高党的整合能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意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某些重大修改和变化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而其他国家的一些党（共产党）要么因为改变党的路线走向衰弱，要么走向死亡。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在人口众多的大国中依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执政地位，并且在“文革”后极其困难的情况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与其对社会基本面发生的变化作出的 及时反应密切相关，体现了其来自方方面面、为方方面面服务的包容性和进步性。

四、结论与讨论：嵌入式”整合机制与“绩效整合”的主线

　　新时期至今，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系统表述政治整合的总体布局，但还是在政党转型中触及了政治整合的主题。就这个意义而言，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实际上嵌入在政党转型过程中，政党转型虽然并非 抛出了“整合”的议题，却在实际上带动了整合政策的转向。

　　与改革开放前高举意识形态大旗推行整合的方式不同，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经济绩效在整合社会中的地位，促使整合方式更加实在有力。伴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转型过程中， —方面在组织层面吸纳新衍生出来的社会阶层，关照新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扩展“绩效”的内容，力图兼顾社会成员的更多需求，以更好的绩效整合社会。

　　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整合政策虽然随其转型得到了相应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大多时候不具备能动性和系统性。要想很好地整合社会，除了强化党内教育和纪律以外，尚需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完善 的制度保证其整合功能的有效性。特别是以“绩效整合”为主线的整合政策，更多时候需要避免“单边主义”的倾向，应充分关照民众的诉求，从意识形态、任务绩效、权力授受和情感维系等层面构建立体的整合体系，填补党内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

作者吴晓林，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３年０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