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 | 威权主义政治下政党话语的双重性分析——以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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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以话语表达的空间场景为参照，分析政党话语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内部话语的利己性与外部话语的利他性；内部话语的准确性与外部话语的模糊性；内部话语合理性与外部话语的合法性。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作为特殊利益代表的政党与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党的矛盾；政治资源的有限性与竞争性政党或潜在压力集团的存在。政党话语双重性研究为政党研究提供路径支持，为建构政党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威权主义；政党；内部话语；外部话语

政党话语研究是介于多学科之间的一个领域。目前，学界主要还是从其功能入手，研究政党宣传在政权更替及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或从政党话语与公共话语的关系入手，分析政党话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而以空间维度为观察视角，分析政党话语问题，还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空白。有鉴于此，本文以威权主义政治下的政党话语为个案，探讨政党内外部话语的差异及产生原因。为表达方便，政党内外部话语的差异，也被笔者表述为政党话语的双重性。

一、言说主体及语境的生成

话语的产生必有一定的言说主体，政党话语显然是“政党人”的话语表达。所谓“政党人”，是指政党政治的参与者以政党利益为最高目标，个体的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在此，不考虑个体间行为动机、价值取向的差异，不考虑个体间地位、等级的差异，简言之，组织中的人是具有相同目标的、平等的言说主体[1]。

“政党人”的话语表达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所谓语境是指一切影响话语的结构生成和语义理解的语言和非语言要素的总和[2]。影响话语生成的语境要素是多方面的，就话语行为进行中的实际情景而言，它又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时空的转移可以改变组织的观念与路径选择。有关时间维度话语表达的差异，已为学界所关注；但空间维度的差异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主要以话语行为进行中的空间场景为参照，分析政党话语的特点。所谓空间场景主要是指政党的内部话语与外部话语。

内部话语是指受众仅限于组织内部成员的话语表达。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言说于组织内部的话语都是政党的内部话语；相对于外部语境而言，政党内部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不可公开性。内部话语的表达形式有多种，譬如，党员交流、内部会议以及涉及组织秘密的各类文件。政党的内部话语是多层次的，其划分的方法更多的是以话语表达时，人数的多寡为标准。人数越少，其话语表达越能反映组织的真实意图。内部话语是政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更多地反映政党的真实意图。

外部话语是指政党的公共性话语。它既包括政党向公众言说的话语，也包括在组织的内部言说，但可以向外部公开的话语。政党外部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可公开性。外部话语的表达形式更为多样，除了涵盖内部话语的表达形式，还包括政治宣传、竞选演说以及各类公开的文档等。外部话语不受言说场景中人数的影响，它虽不直接反映政党的真实意图，但同样是政党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

分析政党话语在空间维度上的差异，并非完全不考虑时间维度的影响，因为任何话语的表达，都是在特定时空下进行的。为满足空间维度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对话语表达的时间维度进行粗略的界定。就现代政党而言，其生存的历史情境可分为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在不同政治民主下，利益表达的主体是不同的，由此造成了政党话语双重性生成的差异。在极权主义政治下，政党话语双重性产生的原因，与政党中领袖的意志休戚相关。由于专制个体的利益就代表了政党的利益，除专制者外，所有的政党人都将变成专制者役使的工具，政党参与者与其说是政党人不如说是政党的奴隶，而可以称为政党人的只有专制者一人。在此语境下，厘清组织内部话语的边界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如果说还存在内部话语的话，那更多的是专制者的内心独白。在民主主义政治下，由于个体的主体自觉意识增强，个体的利益表达是其加入政党的主要原因。在此语境下的政党话语必然充满个体的差异，这就增加了政党话语研究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与上述两种政治语境不同，在威权主义政治下，政治权威多来自政党本身，政党话语的双重性与政党作为一个完整的利益集团有关。政党中的人更具有为政党而献身的牺牲精神，更具有本文所言说的政党人的人格内涵。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抗战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政治话语为个案，探讨威权主义政治下，政党话语的双重性。

二、政党话语的双重性

1.内部话语的利己性与外部话语的利他性

内部话语的利己性是指政党的内部话语更多的反映了组织自身的利益表达，是组织真实意图的真切流露。利己性是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作为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表，若组织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则其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3]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正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强调政党的阶级性。由于内部话语更多反映了组织的真实意图，对于与其竞争的政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政党及集团间矛盾纵横交错，获取对方的内部话语就等于把胜利之神牢牢把握。为获取政党间的内部话语，为之牺牲的情报人员，可谓不计其数。在民主主义政治下，虽有法律的约束，但各党仍试图获取对方的内部话语。在美国，著名的“水门事件”就是以尼克松为代表的共和党人，为获取民主党内部话语，而采取的一项极端措施。

由于政党是一个公共产品，必须考虑公众对其言说内容的认同度，因而，政党的外部话语表达往往并不直接反映自己的真实意图，甚至与其截然相反。相对于其内部话语的利己性而言，外部话语更多的具有了赢取公众认同的利他性。因此，从英国早期政党活动家、保守主义者柏克开始，凡政党政治的鼓吹者，无不把政党表述为增进国家利益的载体，及至中国政党发轫之时，政党精英更是把其表述为“国利民福”的载体，“其握政权与否，殊所不计”[4]。外部话语的利他性时常遮蔽了政党的真实意图，也更具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以动机与目的为参照，外部话语的欺骗性有善、恶之分。所谓善意的欺骗，是指政党的欺骗性话语并不损害其它个体的利益，或是为了达到善的目标；所谓恶意的欺骗，是指政党的欺骗性话语损害了其它个体的利益，或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私利。以行为方式为参照，外部话语的欺骗性可以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所谓积极的欺骗，就是政党主动对公众施加政治影响。为推销自己政治产品的需要，政党总是赋予其美丽的外衣，而它们又恰是公众梦寐以求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政治生活中，为什么公职竞选者的话语，是如此的迷人动听？为什么选民们对其支持者如痴如醉？所谓消极的欺骗，就是政党被动地消除不利话语对其影响，由于竞争性政党与社会公众的存在，政党的一切活动都受到无数眼睛的盯控。一旦有不利话语产生时，政党总是设法消除不利影响，欺骗性话语就是其消除影响的重要表现形式。

2.内部话语的准确性与外部话语的模糊性

内部话语的准确性主要是就话语表达的形式而言，真实的言说内容必然追求准确的表现形式。作为指导或规范政党内部行为的主要手段，政党的内部话语力求使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言说者的真实意图。除具有统觉基础[5]的话语双方之外，内部话语的准确性表现为详尽的言说内容，以及对可能产生歧义的话语的摈弃。话语表达的准确性服务于话语表达的真实性，并根据真实利益表达的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说方式。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语义表达的准确性，决不等同于它是否准确传达了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如果仅在此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则这一概念的提出将毫无意义，因为外部话语的模糊性同样准确反映了言说者的真实意图，那就是给公众以模糊的感觉。因此，这种准确性更多的是相对于缺少统觉基础的接受者而言，能够准确把握说话者的真实意图。而唯有在此意义上把握话语表达的准确性，政党话语的分析才有意义，因为它为缺少统觉基础的后来学者，准确把握政党的真实意图提供了可能。

政党外部话语的模糊性，缘自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己性与符合道德规范或民众认同的利他性之间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常使政党居于尴尬的境地。当利他性居于主导地位时，其代价是损害政党自身的利益；当利己性居于主导地位时，其代价是损害政党的合法性。当政党无法取舍这一对矛盾时，话语表达的模糊性，无疑成为其最佳选择。政党话语的模糊性，并不必然表现为话语表达的歧义性，它还体现为话语表达的灵活性及解决方案的折中性等。另外，话语表达的模糊性，是针对接受者的感觉而言，而此处的接受者，是指非组织成员的社会公众；因为对组织内部成员而言，共同的统觉基础，使组织的外部话语对其毫无模糊性可言。

3.内部话语的合理性与外部话语的合法性

内部话语的合理性，是指以组织利益为观察视角，一切维护组织利益的行为方式，不论合法与否，均被认为是合理的。由于内部话语的言说是在组织的内部，其言说者与接受者均为组织内部成员。以话语表达的绝对安全为前提，它可以就组织的行动方案、预期目标等问题进行最直接的表述。政党人也可以根据自己对问题的理解，陈述个人观点，而无须考虑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同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以组织利益为重，就容易造成组织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组织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其结果是政党超越其活动范围，而侵蚀法律的边界。就政党话语而言，有些内部话语虽然不违法，但其话语表达与路径选择，背离了主流的价值取向或曰道德规范，因而，也不能向外传播，否则，将对政党产生不利影响。譬如，在民初政争激烈之时，国民党与共和党之间的“秘密谈话册”问题[6]；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以及《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都是典型的例证。

外部话语的合法性包括两个层面。就体制内政党而言，是指政党的外部话语必须遵守社会的法律、道德规范。外部话语的表达，必须以法律为基本依据，所谓“宪法为各党交战的条规”。另外，由于政党能否获取国家权力，归依于选民的政治意愿，因此，赢得选民的政治支持，是其外部话语表达的出发点与目的所在。就体制外政党而言，由于它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并不认同现存的政治制度与法律规范。其话语表达以对抗法律或当权者的道德规范为归依。因此，其外部话语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其要符合公众认同的道德规范或价值取向。譬如，“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外部话语，就是要符合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意愿。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其外部话语表达的出发点，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适时的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另外，针对国民党限制中共活动的内部话语，毛泽东以《必须制裁反动派》为题，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国民党内部话语对全民抗日的破坏[7]。

必须指出的是，维护政党自身利益，是其内外部话语的共同目的。外部话语的合法性最终服务于内部话语的利己性。否则，其外部话语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三、产生政党话语双重性的原因

1.作为特殊利益代表的政党与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党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以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为目的的组织。政党的性质表明，它一定是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虽然现代政党间的差异在逐渐减少，政党间的边界开始模糊；但差异仍是政党运作的润滑剂，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激发了选民的投票兴趣。差异的存在使得政党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与其获取公权，代表全体民众利益实施国家权力并非完全一致。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各政党在获取国家权力的竞争中，产生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表现为私权间的冲突，也可以表现为私权与公权的冲突。为解决这一冲突，政党在表达自身利益时，更多的是选择内部话语；当其向社会公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时，更多的是选择外部话语。或针砭时弊，力主改革；或描绘蓝图，动员选民。

政党话语的两重性，使各党总是试图隐藏其内部话语，掩盖其真实目的。譬如，从政党的发轫可知，政党均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但在公共话语中，多数政党均以代表“国利民福”为其外部话语的基石。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早期政党，一致宣称自己是民族利益的代表，一直到今天，国民党代表谁？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8]。另外，政党作为权力斗争的润滑剂，获取权力当然是其首要目标，但作为外部话语，甚而有的政党宣称不争权力，而“尽全力普及政治知识，传播政治信条”[9]。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该党重要成员私下密谈时则曰：“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10]

2.政治资源的有限性与竞争性政党或潜在压力集团的存在

政治资源的有限性主要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唯一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行政、立法与司法只能分别拥有单一的组织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单独执政是每个政党奋斗的最高目标（只有在单独执政无望的情况下，各党才寻求联合执政）。竞争性政党的存在使资源分配的矛盾凸显。对于共享性政治资源，由于不存在彼损我盈的恶性竞争，因此，政党无需通过内部话语进行言说。由此产生了政党的外部话语。对于非共享性或曰博弈性政治资源，譬如政治策略、行动方案等秘密话语，从消极意义上说，须防止竞争对手的不正当获取；从积极意义上说，须尽力获取竞争对手的非共享性政治资源。由此产生了政党的内部话语。

政治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寻求独占或分享资源的合法性依据成为其外部话语表达的出发点。以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为例，为独占政治资源，国民党推行“一党建国”方略，及至抗战爆发，中国国民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仍坚持一党独权，所谓“（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国共两党的强弱对比，使得分享政治资源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为此，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谓“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等。同是本着抗日救国的需要，国共两党却提出了迥然不同的救国纲领。究其原因，国民党曰，是“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以夺取抗战胜利的需要[11]；共产党曰，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12]。在此，笔者不对两党的救国纲领进行价值判断。但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两党的言说共同构建了政党外部话语的例证。要考察两党的真实意图，还须进一步研究它们的内部话语。由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竞争性政党的存在，使政党的内外部话语的产生成为可能；而不是探讨国共两党的功过是非。有关两党内部话语的真实内涵，就不再赘述。

政党话语的双重性，并不是竞争性政党的特权，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时，在西方宪政话语下，它已不能称为政党，而是独裁政治的象征。但即使在此独裁政党下，政党话语的双重性仍然存在，因为独裁政党无法消除潜在压力集团的存在。这种压力集团可能是社会的部分群体，也可能是全体民众，因为专制制度永远是不得人心的。从维护集团利益出发，这种独裁性政党必然以愚弄民众为其中心任务，在此过程中，政党话语的双重性也就随之产生。

政党话语双重性的统一，是政党发展的理想状态，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政党内、外部话语的差异在逐渐缩小，但只要政党没有消亡，政党话语的双重性就将与之相随。

四、研究政党话语双重性的意义

1.研究政党的重要路径

由于内部话语才真正反映政党的真实意图，外部话语只有与内部话语一致时，才反映政党的本质特征，否则，就是组织的幻象。因此，厘清政党内外部话语的差异是政党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以抗战时期的中共话语为例，1937年8月起，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先后被改编为边区政府，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新编第四军。由此可见，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边区政府只能服从由国民党构建的国民政府。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共在统一阵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此，只要以政党话语的双重性为参照，相关问题就迎刃而解。显然，中共的主动改编，是争取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是适应政党外部话语表达的需要。但如果一切服从国民政府，中共的生存就将受到威胁；因此，从政党的内部话语出发，中共领导人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何谓“独立自主”呢？毛泽东说：“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在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13]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是“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它只能是中共的内部话语表达，目的是为了保障中共对军队的单一领导这个中心问题[14]。

政党话语的双重性应用十分广泛，仍以抗战时期中共话语为例，如何理解统一战线有无共同的政治纲领问题？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双方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与此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纲领。产生上述分歧的原因，实则是对政党外部话语的利他性、模糊性认识不够。在抗日救亡、国共抗争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单靠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显然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从国共力量对比来看，共产党要求得生存与发展，也必须走与国民党和解的道路。从推进合作进程出发，从外部话语的利他性考虑，1937年7月15日，在中共向国民党递送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全国郑重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5]三民主义一向是国民党人的政治纲领。因此，从外部话语的利他性出发，两党就有了形式上统一的共同纲领。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为推进国民政府的民主化进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止一次的公开提出：“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并提出了以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主要内容的共同纲领[16]。这种语义表达的变化，增加了后人对这一问题理解的模糊性，但它却准确反映了中共特定语境下的真实意图，那就是中共希望以上述内容为基础，构建富有实质性内容的共同纲领，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2.建构政党的理论指导

厘清政党话语的双重性，对于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早在1939年，国民党就通过《改进党的工作方法案》，提出国民党中央应制定各种办法教育党员，使其明白：“（甲）党在公开环境下，各人态度及手段应如何？党在秘密环境下，各人态度及手段应如何？（乙）党在知识群众中，各人态度及手段应如何？党在工人群众中，各人态度及手段应如何？”[17]对此，笔者不作价值判断，但政党对其话语双重性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建构政党的内部话语须把握两点。首先，与获取公权有关，如上所言，由于政治资源的有限性与竞争性政党或潜在压力集团的存在，其内部话语具有利己性、合理性等特点，不能对外公布。如果把组织的内部话语公开化，将有损政党的自身利益。其次，与政党的自身建设有关，由于规训党员、发展组织与调整岗位等，只与政党的内部成员有关，无需向外公布；否则，同样影响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因为一方面，政党的内部话语公开化，有变私权为公权的嫌疑。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与生俱来的只能是私权，其拥有的公权力一定是通过规范的程序，获得法律授予的权力。关涉党建的内部话语的公开化，对于非党民众而言，有混淆私权与公权的嫌疑，将有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将危及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内部话语的公开化，将有损政党在党员心目中的神圣性。从理论上说，党员入党是对党的纲领的认同，对党的神圣目标的归依。内部话语的公开化，使得党员与普通民众享有同样的政治资源。为此，党员的优越感，党员对于党的依赖与忠诚度都将受到减损，从而影响政党的生存与发展。

政党的外部话语同样关涉政党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外部话语的利他性，要求政党必须以国利民福为福祉，为此，如何在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更多的一致，是政党建设的核心内容。譬如，1935 年“华北事变”后，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全民族的心声。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中央却以“国防上之设备未周，全国民之意志未集中，国民军训亦未曾及早着手”[18]为由，拒发抗日总动员令。就政党外部话语的合法性而言，早在抗战之初，它就输给了共产党。其次，外部话语的合法性、利他性与模糊性是紧密相连的。构建公众认可的合法政党，是政党外部话语利他性、模糊性的依据；而所有这一切，又最终服务于政党的自身利益。

必须指出的是，政党话语的双重性，虽然伴随着政党发展的全过程，但寻求内外部话语的一致性，将是政党发展的必然趋势。内外部话语的一致意味着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唯如此，政党才更具竞争力。

注释：

[1]  “政党人”不同于“政治人”、“行政人”和“公共人”等概念。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人”与经济生活中的“经济人”一样，关注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获取。个体利益的差异性，使得任何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政党话语讨论，都将毫无意义。在当代政治学、行政学视域中，“行政人”已经不是为组织目标而奋斗的传统“行政人”概念，它已获得了更多的内涵。有学者把其解读为“经济人”与“公共人”的统一；或曰“行政人”成为“公共人”是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而那种在公共领域中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人”，也不是笔者言说的为集团利益服务的“政党人”假设。

[2] 王冬竹：《语境与话语》，〔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3]〔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47页。

[4] 《熊希龄在共和党第一次本部大会上演说词》（1912年,6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北京〕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5] 所谓“统觉基础”，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有些客体的属性有赖于共同感觉才能认识。所谓的共同感觉，即是统觉思想的萌芽。其后，经中外学者不断使用，它在语言学中的内涵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即指交流双方“过去所有的内外部经验”所组成的一定的“心理内容”。统觉基础能够影响语言理解，交流双方的统觉部分的共同处越大，在谈话时就越容易理解和领会对方不容易理解和充满暗示的话语；反之，交流双方的统觉部分差别越大，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也就越困难。

[6] 1912年12月，国民党河南支部，收到一份题为“秘密谈话”的印刷品。其中关涉选举方法问题，多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证，并拟定种种卑劣阴险方法，以便赢得选举。为此，国民党各报，认定其为共和党所为。共和党以此等卑劣阴险行为，本党党员岂屑为之，并根据行文特点，断定为国民党所为。两党相互攻击，争执不下。（参见1912年12月24日《大共和日报》；1912年12月26日《时事新报》等）

[7] 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579页。

[8] 邱路：《国民党代表谁》，〔北京〕《读书》2002年第4期。

[9] 《民主党成立缘起》（1912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北京〕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10]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404页。

[11] 《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1938) 年4月1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页。

[12] 《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1979年编，第51页。

[13]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14] 彭德怀：《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大纲》（1937年7月22日在红军中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61-66页。

[15] 为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中共同时还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行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6]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

[17] 《改进党的工作方法案》（1939年1月28) 日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66-567 页。

[18] 《本党为实现主义，完成革命，复兴民族，巩固党基，应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置国民军事训练计划委员会案》（1935年11月22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作者简介：王建华，现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本文原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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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王梦媛

校      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