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 王正绪 余莎 | 互联网使用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研究: 民主政治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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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关注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其政治机构信任度。通过利用最新的世界价值观以及相关数据库来构建个体与国家的多层次的实证模型，研究发现: 个体的互联网使用频率显著拉低了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度; 更重要的，这一负面效应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更为强烈，因为相较于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较低的非传统政治参与会加剧互联网的负面影响。通过熵均衡对样本进行平衡性处理后，上述发现依然稳健。由此可见，互联网带给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冲击是国家治理与民主转型的双重压力。
关键词：
政治机构信任；互联网使用；非传统政治参与 ；民主化
一、引言
随着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逐渐步入后工业化与后现代化，一种“批判性公民”( critical citizens) 的文化逐渐兴起。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公众一方面不容易信任政府，另一方面也比较积极地反对政府( Norris，1999a) 。具体而言，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较高政治参与技能的习得，公众对政治机构的期待与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同时也可能通过更积极的非传统政治参与(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1]来表达诉求与不满( Inglehart， 1990、1997; Norris，2011)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研究基本上讲述的是成熟民主国家的故事，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很可能是一个全球现象。根据相关研究( Inglehart，1997; Inglehart ＆ Welzel，2005) 的推论，随着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日益现代化、公众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公众价值观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多数民众对政府所供给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和要求也会随之提高，这便很可能在公众对绩效的感知与预期之间形成“治理的赤字”。
与此同时，全球正快步迈入一个革命性的信息交流新时代: 互联网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其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政治参与形式与话语表达方式。自从互联网开始普及并日益深入影响政治过程与公共事务以来，学者们对互联网的政治属性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在诸如“互联网政治学”( Chadwick,2006)、“网络政治”( Hill ＆ Hughes,1999) 或“网络民主”( Bryan et al.,2002) 等的研究中，学者们均不可避免地论述了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并将其置于理解信息化时代下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关键主题之列。由于互联网可以作为信息渠道、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的平台( Zheng ＆ Wu，2005) ，所以也是孕育发达工业国家“新公民”的核心要素之一( Ｒimmerman,2010) ，而威权政治环境下网民也逐渐展现出批判性公民的性质( Lei，2011) 。
因此，从各国的发展趋势来看，公众对政治机构支持度的走低与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度、积极的公民参与等要素密不可分。此外，除了公众个体对政治与经济绩效的感知外，宏观制度环境、政治文化以及公民与国家关系同样是影响公众政治信任度的关键因素( Christensen ＆ Legreid，2005; Shi，2001) 。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其政治机构信任度; 这一影响是否因宏观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如果存在，其具体机制又是什么? 通过利用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及相关数据库，本文发现，个体的互联网使用度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互联网本身是一项中立的技术，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政治环境( Cho，2014) 。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上述政治文化的兴起与强化，以及互联网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政治属性等关键问题。
基于此，本文组织如下: 除导论外，第二部分将回顾有关政治信任、互联网崛起的政治影响等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将阐述本文的核心变量、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第四部分汇报并解释实证结果; 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假如技术具有某种政治秉性的话，那该技术也应该被置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加以考察(Chadwick，2006) ，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很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公众的政治机构信任，也具有不同的政治含义。因此，我们的文献回顾主要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政治信任在不同政体下的内涵以及互联网兴起的“民主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不同政体下的政治机构信任
按照伊斯顿与诺里斯对于特定性与弥散性政治支持的划分，前者主要指公众对特定绩效、机构与官员的支持情况，而后者主要指公众对于政治共同体与核心政体原则的支持程度( Easton，1979; Norris， 1999b) 。本研究主要关注特定性机构信任。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类政治支持在不同政体或不同民主程度的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一方面，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尽管存在公众对政府绩效不满的问题，但这些国家已基本消除了公民对整体政治系统的质疑，即民主政体通常具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英格尔哈特的研究( Inglehart，1999) 在很大程度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即在那些处于后现代社会的国家，长久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催生了公民更倾向于怀疑并批判政府的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虽然侵蚀了政府权威，但同时也增加了公众对民主的支持。换言之，虽然成熟民主国家的机构信任较低，但它们却享有高度的政体信任，即特定性政治信任与弥散性政治信任是相对分离的。
另一方面，在非民主国家以及不巩固的新兴民主国家，特定性信任与弥散性信任却是紧密相关的: 公众对特定绩效、机构以及政府官员的不信任很可能会拉低他们对根本政治原则与政治体制的信任。这些非民主政体进而面临着巨大的国家治理与长期的民主转型等双重压力(Inglehart，1997; Inglehart ＆ Welzel，2005) 。这在东亚的混合政体与非民主政体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对中国大陆的研究表明，公众在很多方面已经表现出批判性特征( 游宇、王正绪，2014; Wang ＆ You，2016) ; 其政治不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 王思琦，2013) 、公共物品供给导向失调( 游宇、张光，2015) 紧密相关。可见，这类国家在机构信任与政体信任两方面都将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
综上所述，就全球来看，无论宏观政治制度如何，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特定性政治机构信任问题，而多数公民的不满通常便是针对政治机构的服务与绩效。因此，就横跨不同政体的实证研究而言，将特定性支持作为因变量可能更具合理性。
（二）互联网的“民主效应”
有关互联网的政治使用及其政治影响的研究，几乎都和“民主”与“民主化”等关键词紧密相关。就实证分析而言，这些关键词既可能是具体的研究背景，更可能是核心变量。这与互联网天然的“民主”属性密不可分。按照霍华德的论述，互联网所具备的“民主教化”潜能要远大于收音机、电视以及报纸等传统媒体( Howard，2010) 。而相对于大众在传统媒体中仅仅扮演信息“接收员”的角色而言，互联网则允许其中的使用者进行一定的反馈，并鼓励他们成为参与者与批评者( Howard，2010; Leslie，2002) 。而且，作为信息传递与分享的平台，互联网显著地减少了必要信息互通的交易成本。
更为关键的是，与传统媒体的“封闭性”相比，互联网则是一个相对开放与多元化的媒体平台: 使用者将接收更为多元化的信息、增大对民主程序的需求，从而促进受众的民主导向( Dahlgren，2005) 。换言之，虚拟空间中的“键盘上的民主”将很可能推动现实社会中的实质性民主。以中国大陆为背景的研究则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轨迹，相对于传统媒体使用者或非媒体使用者而言，网民更可能拥抱民主观念并批评政府，同时也是集体行动的潜在或积极参与者( Lei，2011) 。而且，互联网的日常使用不仅可以扩大某些地区城市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陈云松，2013) ，更在加强个体表达、促进公民活动甚至推动地区社会变革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Shirky，2011) 。此外，就发达工业化国家而言，相对于传统媒体( 电视、收音机) 强化公众对政府民主绩效满意度而言，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则使得公众对于民主如何运行要求更高(Norris,2011) 。此外，互联网使用还能够促进公众更为积极的政治表达，并增强用户进一步获取政治信息的能力( 陈福平，2013a) 。这些研究表明，就全球而言，互联网很可能已经成为锻造批判性公民的天然“熔炉”。
因此，基于多数国家均面临治理绩效压力以及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不同政治属性，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 全球来看，个体的互联网使用将对公众政治信任产生负作用，而电视、收音机等传统媒体则与之相反。
对于互联网“民主效应”的实证检验，既有国家层次的研究，也有公众层次，或者结合国家与个体层次的研究。其基本目标在于，在互联网使用与国家转型或治理等宏观政治经济现象之间架设桥梁，探讨国家间的政治环境差异是如何调节个体互联网使用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比如，相关研究利用亚洲与非洲的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民主需求的关系，其发现个体的互联网使用率与公众的民主需求正相关，而国家的民主程度则是重要的调节变量( Nisbet，Stoycheff ＆ Pearce，2012) 。另一类似的研究则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的民主支持之间的关系，其结论则比较“悲观”: 互联网使用促进公众对民主的支持这一现象只发生在民主国家而非威权国家( Cho，2014) 。总之，这些研究都在强调，由于基本政治制度的不同，民主与非民主国家在互联网管制策略( 信息准入、网络审查以及宣传导向等) 上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的政治观念与态度。因此，对研究样本进行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分组”显得十分必要，而多层次模型则成为较为合适的估计方法。
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非民主或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其传统政治参与( 比如选举投票或参选等) 的制度化程度可能较低，而其非传统政治参与渠道又受到严格限制。在此环境中，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不满难以通过请愿、游行或者罢工等方式进行表达或“宣泄”。因此，如果国家间的民主程度差异确实影响了各国个体互联网使用度与其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我们则很可能可以从不同国家间差异较大的非传统政治参与结构中找寻解释机制。正如什托姆普卡的研究所揭示的，正是通过在各层次上建构那些使得“不信任”制度化的民主机构，民主社会从而得以播种“信任”的文化( Sztompka，1998) 。换言之，在成熟的民主社会里，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与怀疑主义正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重要表达方式; 而在非民主国家里，这一渠道的缺失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上述理论视角让人能更好地理解，为何在以成熟民主国家为背景进行互联网政治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互联网对于政治参与、公民社会等特定的国家治理问题; 而在以威权政体为背景的相关研究中，关注焦点基本指向了互联网与政治自由化、民主转型的方方面面( 如King，Pan ＆ Ｒoberts，2013) 。例如，就中国的网络行动主义( Internet activism) 与政府控制而言，杨国斌认为，二者很可能将长久地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状态，但总体而言，网络抗争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公众抗争的新形式( Yang，2013、2014) 。这与郑永年的“技术赋权论”也是一致的( Zheng，2007) 。这些研究表明，相对于成熟民主国家而言，在非民主制度下，互联网所带来的冲击将会催生对政治机构更为剧烈的不信任感。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也预期:
国家的民主程度将是个体互联网使用度与机构信任相关关系的调节变量; 具体而言，在民主程度更低的国家，互联网使用对降低公众政治信任度的程度更大( 假设2) 。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其解释机制则很可能是不同政治环境下差异较大的非传统政治参与结构( 假设3) 。
三、研究设计
本文使用了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及相关的跨国数据，在个体与国家层次来验证本文假设。该调查一共包括52 个国家与地区，但由于白俄罗斯、卡塔尔以及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在相关问题问答上的缺失，删除这些国家或地区后，纳入研究的是44 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从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卢旺达到人均GDP 最高的澳大利亚。同时，我们借助世界银行数据库和第四政体制度指数( Polity IV Index) ，收集了相应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民主程度等数据。
对于因变量，通过计算调查数据中公众对七大政治机构( 包括中央政府、立法机构、法院、警察、军队、政党以及公民服务等) 的信任均值，我们得到个体的特定性机构信任度。这些机构信任的测量均为4 分量表，从“一点也不信任”、“不信任”、“信任”到“非常信任”; 经过颠倒编码后，分数越高越信任。
在个体层次，除了性别、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外[2]，我们还控制了个体的家庭资产满意度( 1 － 10 的定序变量，越大越满意) ，人际信任( 不信任为0，信任为1) ，对政治的感兴趣程度( 1 － 4 的定序变量，越大越感兴趣) 。此外，根据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1990) 及相关研究( 王正绪、游宇，2012) 的测量，我们还纳入了公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 在一个4选2 的问题[3]中，如果受访者的两个选项都选择了后物质主义目标( 即2 与4) ，则该个体为后物质主义者; 如果受访者都选择了物质主义目标( 即1 与3) ，则其被归类为物质主义者; 其余的则为混合型。参照组为物质主义者。与本文研究假设紧密相关的是互联网使用频率，其为1 － 5 的有序变量，越大表明使用越频繁。而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则是个体接触日报、杂志、电视新闻和广播新闻等项的均值，编码与互联网使用一致。
在国家层次，通过世界银行数据库，我们控制了国家的发展水平，包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各国相应调查年份的互联网使用率( 每百人的互联网用户比例) 、手机使用率( 每百人的手机拥有量比例) 。对于国家的民主程度，我们选择第四政体制度指数。该指数将民主程度分为－ 10 到10，越大民主程度越高。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其重新编码为0 到20。
需要说明的是个体与国家层次的非传统政治参与情况。对于个体的非传统政治参与(包括请愿、抵制、游行以及罢工) ，均将选择“不会参加( 1) ”的个体为参照组，与之相比的是“可能会参加( 2) ”与“已经参加过( 3) ”的群体。在对具体机制的讨论中，我们需要测量国家的非政治传统参与程度。根据陈福平( 2013b) 的研究，我们对此的操作化为:(参与过的人数/想参与的人数) /不想参与的人数。
同时，我们也通过计算各国请愿、抵制、游行与罢工等的均值，从而得到各国非传统政治参与程度的综合测量。通过计算实际动员、潜在动员和反对结构等三类人群的相对比重，这一指标实际反映了各国非制度化参与的结构性特征( 陈福平，2013b) 。
总体来看，为了验证前文的假设，我们的分析策略包括相互关联的四步。首先，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利用这一跨国数据来考察公众互联网使用以及非传统政治参与与机构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基于我们研究的问题与假设，运用多层次模型以进行实证分析是必要的。在整合个体与国家层次数据基础上，我们试图考察个体互联网使用与国家民主程度对公众机构信任的交互效应情况。再次，如果国家民主程度的调节效应确实存在，我们还将考察，其机制是否存在于各类政治环境下不同的非传统政治参与结构之中。最后，由于选择性偏误的存在，我们使用熵均衡( entropy balancing) 来对数据进行加权，以构建一个准实验的数据结构，即我们可以人为创建一个实验组和对照组，以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公众机构信任的平均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对上述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分析、发现与解释
（一）互联网使用与政治机构信任：
全球趋势与跨国比较
我们首先报告个体层次的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影响因素模型( 见表1) ，然后分析了不同政治环境下政治机构信任的多层次模型( 见表2) 。
在个体层次上，模型1 仅纳入了必要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个体的家庭资产满意度，模型2 ～ 6 则包含了其他解释变量以及各类非传统政治参与变量。我们发现: 就全球而言，年长的公众会更加信任政治机构; 男性会比女性更加不信任本国政治机构; 对于家庭资产越满意的个体会越信任政治机构; 越高的人际信任度也很可能“上溢”为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此外，相对于仅接受初级教育的群体，受过中级与高等教育的群体将产生更高的政治不信任，且后者的不信任程度会高于前者; 而更具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的公众也会更加不信任政治机构。这与现有研究的解释是一致的: 公民整体受教育程度(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持续提高是强化公众政治不信任的关键要素，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后现代化进程所催生的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使得公众具有更强的“自我表达价值观”与公民能动主义，这些因素都将提升公众对政治机构的要求与预期，从而更容易产生政治不信任( Inglehart，1997;Inglehart ＆ Welzel，2005; Norris，1999b) 。同时，在各类或综合性的非传统政治参与上，相对于没有参与意愿的群体，“想参与”与“参与过”的群体表达了更为显著的政治不信任。从回归系数可知，就不信任程度而言，参与过的“实干派”比想参与的“空想派”更高。
与本文的假设1 一致，互联网使用频率与传统媒体接触度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形成了鲜明反差: 前者显著拉低了公众的政治机构信任度，而后者则与之正相关。如前所述，这与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技术属性紧密相关。总体而言，这是因为互联网是更加开放、鼓励互动反馈的交流平台，这使得互联网往往成为社会运动、公民能动主义的“助推器”，而公众在传统媒体中更多地扮演的是信息接受者( Dahlgren，2005; Howard，2010;Shirky，2011) 。而且，互联网使用可能加强民众的自我表达价值观，而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增强则可能会降低了其政治信任( 苏振华、黄外斌，2015) 。另一方面，在大部分非民主国家，传统媒体常被当作当局政权进行政治宣传的载体，意识形态比较单一固化，不如互联网更多元、更开放，从而使得这两类媒体平台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截然不同( Lei，2011)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加入国家虚拟变量后的情况( 模型7) 。与上述模型相比，加入国家类别变量后，模型7 的整体解释力大大提升。这也从侧面表明，我们有必要纳入国家层面的变量来探究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影响因素的结构性特征。
接下来，通过多层次模型，我们将探讨，互联网使用对于公众政治信任度的侵蚀效应是否在不同政治环境存在显著差别。首先，模型8 为空模型( null model) ，其较大的组内相关度( ICC 为0. 172) 则从实证层面表明了研究数据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次，在控制了个体与国家层次的变量下，模型9 则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于政治信任度的负影响在不同民主程度国家之间的差异。民主程度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民主程度越高的地区，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度越低。与模型9 相比，模型10 的交互项也显著为负。并且在控制交互项之后，个体层面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信任度的负相关程度更大。这说明，对于被解释变量，加入交互项既可能对个体层次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可能突显结构性的间接影响。
具体而言，实证结果表明，在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由于其公众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对政治机构的需求与期望更高等原因，因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均值也更低。同时，在模型10 中，个体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与国家民主程度的交互项在99% 的置信区间通过统计检验，这表明，在民主程度更低的国家，互联网使用对于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度的削弱力更强。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
（二）机制：不同的国家非传统政治
参与度下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信任
国家的民主程度的确是个体互联网使用度与机构信任间的调节变量，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一宏观现象? 如前所述，民主程度低或者民主制度相对缺失的国家面临着民主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双重难题，而互联网所推动的公民能动主义，实际上加剧了公众对于政治机构的宏观预期与具体感知之间的“信任鸿沟”。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不同政治环境下的非传统政治参与程度紧密相关。而且，根据相关分析，我们构建的一国的民主程度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度正相关。这很可能在于，一方面，非民主国家会更致力于维持社会稳定，因而对于抵制、游行、罢工以及各类社会运动会采取更为严厉的应对策略; 另一方面，由于利益诉求差异较大、空间分散、组织零散以及受限于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等原因，在非民主环境下，网民所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可能更大( King，et al． ，2013) 。因此，上述因素使得在非民主环境下的非传统政治参与程度较低。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进一步成为公众表达不满与诉求的平台。换言之，正是由于非制度性参与渠道的缺失或不畅，这反过来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在非民主环境下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合法性的侵蚀。表3 的模型表明，国家较低的非传统政治参与程度很可能是加剧互联网使用催生公民政治不信任的潜在机制，即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在各类非传统政治参与程度较低的国家，公众互联网使用频率对政治信任度的“腐蚀”程度会更强。
具体来看，所有参与类型的交互项都会加强个体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信任度负作用，其中对于游行与罢工等对抗性程度更强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其与互联网使用的交互项会进一步突显相应类型政治参与度对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性影响。此外，在考虑交互效应与其它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未参与群体，所有参与类型的“实干派”均会产生更高的政治不信任。
因此，在相对缺失的“线下参与”环境下，相对频繁的日常“线上参与”将加剧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不满。这也进一步解释了，在民主程度更低的政治环境下，互联网对公众政治机构信任的负作用为何更为剧烈。
(三) 稳健性检验
在本研究中，两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选择性偏误，以至于干扰我们的发现。首先，由于运行模型时的成列删除( list － wise deletion) ，这一潜在的非随机样本缺失不仅会造成数据信息的损失，也会导致严重的选择性偏误( King，Honaker，Joseph ＆ Scheve，2001) 。在非传统政治参与选项中，既包括“参与过”等客观事实，也包括“可能参与( 但未参与) ”等主观态度。因此，我们也很难根据现有信息来进行多重插补( multiple imputation) 。
其次，与分析是否上大学如何影响个体收入的问题一样，由于互联网使用更加频繁的群体本身可能更加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倾向于非传统政治参与等，我们也面临潜在的个体自选择偏误( self － selection bias) 。如果我们将互联网使用度这一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即将“从不使用”、“数月使用一次”与“每月使用”编码为0，将“每周使用”与“每天使用”编码为1，并分别定义为低频率互联网使用和高频率互联网使用，通过均值分析，这两组群体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资产满意度以及对于政治的感兴趣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对于四类非传统政治参与而言，互联网使用频率更高的群体则更有可能参与这些运动，或至少也是潜在的积极参与者。
因此，为了解决自选择偏误，一种可靠的方法是通过消除两组群体在上述方面的显著性差异，以使得两组群体数据再平衡。通过前文论述的熵均衡，我们便可以创建一组准实验的数据( Hainmueller，2012) 。在通过熵权重加权后，各协变量在均值等方面已经实现了再平衡。
接下来，我们再以二分类的互联网使用度( 低频率使用为参照组) 和熵权重加权后的数据，再重新考察上述发现。如表4所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仍然支持我们的假设。具体而言，相对于低频率互联网使用，高频率使用者会更加显著不信任政治机构( 大致3. 3 个百分点) 。同时，民主程度对互联网使用与机构信任的互相关调节效应依然存在(模型22～23) 。而且，这一调节效应的机制也很可能是来源于不同民主程度国家间差异较大的非传统政治参与结构之中(见模型24～28) 。
五、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技术通常会反映并融入现存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中。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互联网政治属性也存在差异。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于公众弥散性支持的影响，而对更具实证合理性的公众特定性支持的研究则明显不足，这正是我们的研究着力之处。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与相关数据库，考察了不同政治环境下互联网使用对公众政治机构信任度的影响。我们的主要发现有: 首先，就全球而言，个体层次的互联网使用、非传统政治活动的实际参与与潜在参与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等因素均会显著拉低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这与诺里斯( Norris， 2011) 对“民主赤字”分析、后物质主义文化、自我表达价值观等( Inglehart，1990、1997; Inglehart ＆ Welzel，2005) 的理论解释是一致的。其次，互联网使用对于公众政治信任度的负作用在不同民主程度的国家存在显著区别: 整体而言，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互联网使用的这一侵蚀程度会更强。本文对此的解释是，在非民主或民主程度较低的政治环境下，其非传统政治参与的渠道相对缺失或不畅，公众的诉求与不满难以得到制度化的表达，从而使得公众较为频繁的互联网使用加剧了他们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鸿沟”。通过熵均衡对样本进行平衡性处理后，上述发现依然是稳健的。这些发现也从侧面表明，相对于成熟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往往面临着民主制度建设、巩固及完善与提升政治经济绩效的双重难题，互联网所带来的政治冲击可能更为剧烈。
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强化了公民能动主义，极大地改变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模式，使得公民成为更为主动的不满者、怀疑者与批判者。同时，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现代化进程以及随之带来的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技术的进步，公众对于政治机构的要求与预期也将随之提升。而且，在更为开放的互联网时代下，这一要求与预期一旦提升便是难以逆转的。在此情况下，政治机构只有不断提升治理绩效与公共服务质量以满足公众需求，才能赢回公众的支持与信任。因此，就全球趋势而言，我们的结论也基本上支持了数字赋权的论点。然而，公众互联网使用存在哪些差异，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否存在某种网络中介因素，以及传统媒体的互联网化对于公众政治态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并需要讨论的。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与缺乏，我们很难对上述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
不仅如此，关于互联网与政治合法性、国家治理的关系还有诸多方面值得探讨，比如:数字时代下还存在着互联网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在利用从事公共参与、享受公共利益的“民主鸿沟”( Norris，2001) ，互联网同样可能成为犯罪分子与恐怖主义的作恶工具，而且，互联网也远没有成为公众平等讨论、对抗国家压迫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这些研究均说明，虽然互联网及相关科技为潜在的公众互动与政治对话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技术平台，但其是否可以发挥“正能量”则更多地取决于其使用者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同时，上述提醒更表明，日常的“线上”互联网使用和“线下”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厘清，还需要我们对二者的互动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注释：
[1]:传统的政治参与一般包括投票、参与选举等制度性行为，而与之相对应的非传统政治参与则通常指请愿、抵制、游行与罢工等活动，更多体现了对抗性与公民不合作等特征( 参见熊美娟，2014) 。
[2]:按照国际学制与以往的研究惯例，我们将受教育程度分为三等: 初级、中级与高级。其中，以小学及以下为初级，中学(包括初中、高中以及技术类职业学校等) 为中级，高级则是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实证中，以初级为参照组。
[3]:问题具体表述为,以下选项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第二重要的: 1. 维持国家秩序; 2. 在重要的政府决策方面给人们更大的发言权; 3. 稳定物价; 4. 保护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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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游宇，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王正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余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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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茹方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