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晓光、弓联兵 | 中国政治语言中的数字修辞 ——一种政治传播学的分析
| 作者：国晓光、弓联兵
摘要
政治语言是承载权力意志的符号，权力运行无法脱离语言及其修辞技巧。数字修辞是中国政治语言的重要特征，数字符号的准确性、简洁性和操作性是其他文字符号无法比拟的。中国政治语言中的数字修辞具有三重功能：数字修辞增强了政治语言之语义的确定性，增强了编码和解码的准确性；数字修辞简化了政治语言的符号体系和意义体系；数字修辞明确了政治语言的支配范围，规定了政治语言的操作标准。中国政治语言中的修辞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式的修饰艺术，同时使政治语言成为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语言符号。数字修辞提升了政治语言的形式美感，使政治语言表意精准、简洁易懂、便于操作。数字修辞增强了政治语言的感染力和支配力，使政治信息易于扩散、接收和内化，进而提升了政治传播效果。
关键词
数字修辞；政治语言；政治传播；准确性；简洁性；操作性
一 、引 言
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通过语言表达思想和意愿，开展交流与合作，是贯穿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活动。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改变了人们的语言认知，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的居所”［1］(P155)的经典命题，使人们认识到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更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关键要素。语言不仅包含着特定的世界观，更是权力意志的栖居之所。如果说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那么语言就是人类政治活动须臾不可分离的符号系统，权力的运行无法脱离语言的运用。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引发了福柯、布迪厄、葛兰西等思想家的关注，他们认为语言的支配与规训等功能，使之成为人们深刻理解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密码。［2］( P66)通过语言所传递的通知、答应、承诺、命令、警告和禁止等信息是人类政治生活得以有序进行的必备要素。
在政治生活中，权力主体借助政治语言将不可见的国家意志和精英的执政方略等，转化成为具有物质载体的政治文本。权力主体通过语言传递政治意图、勾勒政治价值、描绘政治愿景，并借此影响受众以实现特定政治目的。通过语言运用来达成特定政治意图，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城邦政治的演讲和辩论中，政治家们就借助语言修辞来提升表达效果，说服信息受众。现代国家的政策文本表达、领导人讲话以及外交辞令等也格外注重语言的修辞。“从传播者角度而言，必须选择一种修辞方法，因为这就意味着选择一种影响策略”［3］( P5)，这一策略旨在“通过语言表达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增强政治语言的说服力”［4］( P70)。
数字的大量运用是中国政治语言一个极为重要而普遍的修辞现象(表1)。数字在语言的构成性要素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在语言系统中通常用来表示数目的多少、数量的大小以及次序的先后等。数字如何成为中国政治语言的构成部分?因何数字在其中得到普遍运用?数字修辞在政治语言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哪些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基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透视中国政治语言中数字运用的功能，尝试对此做出回答。
二、数字修辞与政治语言的准确性
在中国政治过程中，官方政治语言具有严肃认真、表意准确的特征，在不同场合和情境中，都应具有相对固定的内涵，不能因人而异或变动不居。传播并非在真空中进行，传播机制内部和外部的各类因素常常影响传播信息的准确度，而数字修辞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政治语言表意的准确性和内涵的稳定性。数字表意的客观性和固定性特征，减少了政治语言在不同情境中含义嬗变、信息缺损风险，降低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曲解、走样的可能性。
(一)数字修辞增强了政治语言之语义的确定性
语义是语言表达的意义。作为构成语言系统的要素，语义本身具有概括性和模糊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曾对此专门做过论述。［5］(PP145-147)现代语言学认为，概括性是语义最重要的属性，正是概括性才使之可能以有限的形式表达无限的内容。语义反映的对象往往只是大致范围，而非精准表达，例如，在艺术上达到何种造诣的人可以称为“艺术家”?语义对象缺乏明晰的边界，从而使语义具有模糊性，这是语言之语义的普遍现象。从丰富多样的具体事物中形成抽象概念，特定语言概念要对一类事物加以描述，决定了其本身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模糊性。这是语言本身无法摆脱的问题。但是数字的运用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相较于普通的文字表达，数字极大地增强了语义的确定性，减少了语言表意的隐匿性和模糊性。数字具有很强的客观性，能对事物进行更为真实、准确和客观的描述。正如赫布斯特所指出的:“数字使得经验能够完全地客观化……定量数据精确、简洁，连最苛求的语言都无法匹及。”［6］(P29)数字本身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使之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政治语言生产者所要传达的语义。权力主体借由信息传递产生支配效果，语义越准确，表述越直接，效果越显著。权力客体通过对准确讯息和确切语义的解读，获得了具有更强确定性的行动意向。
中国官方政治语言的表达一般不采用政治隐喻等叙事手段，而是直接陈述具体的思想和内容，其中数字修辞的运用使语义更加清晰和准确。例如，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明确地表达了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升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三步走”以数字修辞的形式使语义表达更加清晰。“三个代表”的数字修辞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三方面代表性的具体内涵。在推进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过程中，中央将增强党员党性修养、坚定党员理想信念的行动要求，高度凝练地概括为“两学一做”，做“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数字修辞准确清晰地向人们传达了学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使国家意志以政治语言的形式真实准确地表达出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过程中，中央要求把纪律挺在前面，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7］数字修辞向受众准确传递了纪检监察工作在强化党内监督方面的准确内容，极大地增强了语义的确定性。
(二)数字修辞增强了政治语言编码和解码的准确性
信息传递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传递过程则是信息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符号信息的发出者，依照符码对符号信息进行‘编码’，意义被编入符号文本;符号信息的接收者对符号信息进行‘解码’，信息就转换回意义。”［8］(P219)在传播的起点上，传播主体首先要将自身表达的意思编码成为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编码的文本有强编码和弱编码，在“强编码的文本中，符码可以像词典或电报密码本那样清楚，也可以像运动比赛规则那么条理分明”［8］(P219)。在弱编码文本中，接收者对符号信息的解释有很大的机动空间，这时解码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解码不足，只是部分解释了既定文本，对意义的理解打了折扣。二是附加解码，在既定符码之外添加额外的信息符码。数字运用在传播起点的语言编码中，是一种强编码。语言符号相较于表情、动作等非语言符号更为准确，而在语言符号中，数字符号比普通的文字符号表达更为准确。在非语言符号、文字符号和数字符号中，数字符号的编码强度最强，表意最为准确。
数字本身的客观性、确定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编码和解码的准确性，降低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风险。在传播过程中，权力主体首先将特定的政治意志进行编码，继而接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接收到的符号解码成某种讯息。只有编码方式准确清晰，接收者的解码才可能准确清晰。“大多数情况下，信息传送出去让人接收并不困难，表达者最难把握的是听话人或读者能否按照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准确解读信息”［9］(P205)。在传播的起点上，数字运用使信息易于编码，权力主体将自身意图通过政治语言这一符号传递给接收者;在传播过程中，数字的运用最大限度地增强了传播信息的准确性，减少了信息扭曲的风险;在传播的终点上，数字的运用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受众对符号进行解码的难度，使之更可能对接收到的数字化政治语言进行准确理解。数字修辞使传播主体进行编码、传播客体进行解码的准确性增强了。
中央将党员和领导干部政治素养的核心内容，以数字修辞的方式精确编码为“四个意识”，受众进行信息解码的准确性也相应地增强了，不易产生解码信息的遗漏。从十六大的“三位一体”和十七大的“四位一体”，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将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方向概括为“五位一体”，使传播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这一核心意义进行编码的方式更为精确，客体接收信息的解码过程也更为精确。中央将改进会风文风，厉行勤俭节约等内容，以“八项规定”这一语言符号精确编码，使传播受众更容易准确获知中央的详细要求。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秩序，针对换届中可能出现的拉帮结派、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造假骗官等行为，中央提出了“九严禁”的换届纪律要求。［10］政治语言的数字化将中央对于换届的具体要求进行精确编码，受众在对信息进行解码过程中，更准确地获知了换届活动中有九种行为是明令禁止的。
三、数字修辞与政治语言的简洁性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政治语言简明扼要是其能够充分发挥语效的重要条件。在竞争性选举体制中，政治家或政党往往将其主张高度凝练为简洁概括的政治口号。权力主体将自身意图转化成为语言符号，旨在影响受众的思想、信仰和行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事业中，政治传播活动对语言有更高的要求。数字修辞简化了政治语言的符号体系和意义体系，极大地增强了政治语言的简洁性。数字化的政治语言以其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易于识记的意义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简化了受众面临的信息环境，减少了受众认知系统接收信息的障碍。数字修辞使政治语言简洁凝练，言简意赅，实现了信息传播影响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一)数字修辞简化了政治语言的符号体系
符号是表达意义与指代关系的存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通过符号或符号体系来传达信息。［11］(P261)传播是一种符号的交流过程，即运用既定符号去传递意义。索绪尔认为，语言是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12］(P25)，它是人类社会交往必须借助的基本媒介，“人类间所有的协定或赞同与认可……都要通过语言的程序才能得到，否则根本无法实现”［13］(P17)。政治信息的传播借助于权力主体和客体对语言符号的使用来达成，主体通过符号“表达”意义，客体通过符号“接收”意义。然而语言符号本身是多义和庞杂的，传播者能否以受众易于理解的简化方式，将自身意志转化成语言符号，将直接决定传播效果。用简洁的语言符号指代复杂内容，可以缩短政治语言的表达长度，使之言简意赅、易于理解、便于接受。
数字修辞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和概括性，使语言这一复杂的符号系统极大地简化了。政治语言中的数字运用简化了受众面临的信息背景，为受众提供了简洁明了的信息环境，减少了政治沟通的障碍，便于受众接受传播主体所表达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意志。传播的效果并不在于传播符号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宣传者在选择符号时应做到少而精。只要充满激情，一个简洁的口号、图案往往胜于千言万语”［14］(P13)。宣传内容越庞杂、符号越繁琐，受众理解就越困难，如果符号精炼概括，简明扼要，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数字修辞恰恰实现了这样的功能。数字修辞的运用，使政治语言通俗简洁、易于识别、易于传播，从而有效地增强了传播的影响力，使政治语言更好地发挥改良政治生态、支配政治行为、塑造权力关系等作用。
为严明政治纪律，严肃党的生活，针对大量现实案例中表现出来的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象，如任人唯亲、拉帮结派、阳奉阴违、妄议中央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员和领导干部要严防“七个有之”。遵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应牢记“五个必须”。“‘七个有之’、‘五个必须，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极其严肃的政治内涵和实质要求。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对照这些基本要求，经常自查自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和规矩约束。”［15］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提出创新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模式，加强“五通”［16］。为促进这一战略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提出以“五通”为基础打造“五路”［17］。“五通”、“五路”的数字修辞，极大地简化了政治语言的符号体系。
(二)数字修辞简化了政治语言的意义体系
语言符号“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们所感知”［18］(P12)。政治语言的传播过程是信息共享和扩散的过程，由少数人所掌握的信息转化为被更多人共享的信息，这一信息即政治语言的表达意义。“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19］(P2)。传播主体发出意义并希望为客体所接受，然而传播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过程内外的各种因素都会对意义形成干扰。权力主体借助政治符号的表意要跨越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表意距离。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受众和讯息三要素分别对应三种意义，并彼此分离(图1)。作为传播行为的引发者，传播者的本意未必总是能够得到正确传达，主体的意图意义与符号所承载的文本意义未必总是重合同一的;作为传播讯息的接收者，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本意义与客体所认识的解释意义未必是重合同一的。传播主体将权力意志转化为特定符号，在其意志逐渐具体化的过程中，最大程度上使意图意义、文本意义和受众对信息的解释意义三者趋于一致，才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否则意义体系的脱节意味着传播信息的扭曲。
政治语言的数字化修辞对意义体系的简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种风险。在政治语言传播的三重意义中，传播主体的意义表达和传播客体的意义解释必须尽可能同一。如果信息受众接收到的文本意义是繁琐复杂的，那么其对信息进行解读的负担和困难也相应地增加了，进而增加了意义体系脱节的风险。数字修辞首先在传播主体的意义表达环节实现了意义简化，使之清晰明了、简洁扼要，进而简化了符号的文本意义，并进一步使接收者进行意义解释的背景极大地简化了。数字修辞简化了意义体系，提升了传播效率，更为有效地引发了受众的心理、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变化。数字修辞对意义的简化，减少了接收者在意义解释过程中的曲解性和对抗性，使接收者的意义解释尽可能地符合信息发出者的意图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发起了一项影响广泛的群众性活动。倡导民众“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这些内容被提炼为“五讲四美三热爱”，中央成立了以万里为主任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19］其中，数字修辞的运用在一定意义上简化了意图意义的表达方式，并相应地使文本意义和受众的意义解释也得到了简化。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引导他们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官方政治语言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意义体系精辟地概括为“八荣八耻”［20］。“八荣八耻”的数字化修辞方式，简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加以把握的意义体系，同时使接收者的解释意义相应地简化了。官方政治话语把人们对于方向正确性的自信、理论科学性的自信、制度优越性的自信、文化先进性的自信，概括为“四个自信”［21］。数字修辞的使用，使意图意义高度概括，使之以简化的方式得以表达和传播。
四、数字修辞与政治语言的操作性
语言作为一种得到普遍认可和遵循的象征性符号，它是“强加在一个人身上的‘秩序’……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语言运用，是说话者的不同权力通过对话和语言交换而进行的权力较量”［22］(P166)。权力主体以语言符号为中介表达自身意志，传递影响力和支配力，使权力主体的意志从思想意识层面进入行为操作层面。受众接收到的政治信息，实际是接收到的行动符号，即权力主体所倡导的受众应当如何行为和禁止如何行为的信息指令。其中政治语言的数字化修辞，更加条理清晰地呈现了政治语言对哪些行为进行引导，明确了政治语言的支配范围，增强了行动符号的可操作性。
(一)数字修辞明确了政治语言的支配范围
语言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社会是经由语言所实现的意义交换而连接成的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关系就是借助语言交换而形成的权力网络，政治活动无法脱离语言的使用。政治语言是承载权力意志的符号，是具有支配力和约束性的力量，是权力主体发挥影响必须借助的媒介，“看似工具性的语言背后，其实蕴含着支配关系”［23］(P21)。支配性和引导性是政治语言的重要特征，以此发挥引导受众思维、影响受众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从权力角度看，语言使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产生影响和支配他人的行为”［24］(P8)。权力关系总是涉及影响力、支配、控制与服从等，权力主体借助语言的运用实现权力关系的运作、巩固和强化。
数字修辞明确了政治语言的支配范围。数字化的政治语言能够准确而全面地表达实施特定行为的有益性，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实施该行为;陈述特定行为的危害性，禁止成员从事特定行为。权力主体以政治语言为中介实施对受众行为的引导和支配，“运用语言巧妙地和强有力地组织人的各种行为，协调社会的秩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2］(P185)。数字修辞以数字化方式更清晰地界定了政治语言的支配范围，简洁、明了地向受众传播权力握有者的意志。数字修辞便利了国家权力引导社会成员统一行动。在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执政党是官方政治语言的生产者和输出者，在应对转型社会的复杂局面和各类挑战时，通过政治话语来凝心聚力，对于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25］。党的战斗力来自于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数字更清晰地表达了党中央对于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统一性要求。社会形势越复杂，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的要求就越迫切，相应地数字化修辞的政治语言就越多。它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准确内容，明确了政治语言的支配范围，减少了政党意志贯彻执行中的变通走样。
数字运用正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观念，并进而影响人的行为的手段。比如“八项规定”，向语言受众传达了密切联系群众、厉行节俭等八个方面行为，也即通过数字修辞准确传达党和国家意志所要支配和影响的范围。为加强党的领导，使全体党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强调了“四个意识”的重要意义，借由数字修辞更准确地表达有四种意识是必须要坚持的，从而使政治语言影响和支配的范围更加明确具体。在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将背离党的宗旨、损害党的形象、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现象概括为“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这一数字修辞明确了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反对的四种行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成为指导发展实践的方针遵循。［26］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八荣八耻”，明确了八种行为是被社会推崇的，有八种行为是社会所不容的，以数字修辞的形式明确了社会成员应做出哪些行为，不应做出哪些行为，从而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具体、真实可感。
(二)数字修辞规定了政治语言的操作标准
如果政治语言要发挥对特定政治行为的引导功能，可操作性就应是政治语言的内在要求。语言不仅仅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沟通符号，当它与特定的权力意志和权力关系相结合时，语言使用者传递的信息就包含规范、约束和强制等内容。“话语的强制权力主要表现在话语主体通过话语，强制话语客体去做或停止做话语主体认为必须要做或停止做的事情”［27］(P211)。作为权力主体达成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媒介，政治语言要更好地发挥语效，更好地对政治行为予以指示和引导，就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数字修辞将原本抽象模糊的政治概念转变成可检验、可观察的现实经验，使政治语言得以指标化，从而使其加以引导和规范的政治行为可测量、可操作。政治信息从发出者到接收者的位移，接收者获得的不仅仅是编码讯息，同时也是某种行动意向，使之明确了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哪些行为是国家积极倡导的，哪些行为是国家明令禁止的。相较于非数字的政治语言，数字修辞对政治行为提出了更强的统一性要求，为可观察、可检验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判断标准，增强了对政治行为的指示和引导功能，使政治语言的可操作性极大地增强了，也使政治语言具有了更强的政治塑造功能。
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为各项改革举措提供了明确客观的评价标准，从而极大地加快了中国向市场化转轨的速度。为解决干部“带病提拔”问题，真正把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中央“将‘四凡四必’上升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经程序和基本要求”，“干部档案‘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具体可查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2015年因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核查，就有近4000人被取消提拔任用。［28］政治语言中的数字修辞使特定行为变得可以计数和计量。在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将具体要求概括为“三严三实”，为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领导干部可以时时按照“三严三实”的标准进行对照检查，是“党的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和行为准则，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29］。中央将改进工作作风，推进正风肃纪，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明确为“八项规定”，使得“作风”这一抽象的概念在执行中变得可操作化。“八项规定”实施五年以来，截至2017年10月31日，“全国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93168起，处理26259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5059人”［30］。此外，中央纪委不定期公开曝光全国各地违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仅2018年8月份，全国就有7846人受处理，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干部中，地厅级有近80人，县处级500余人。［31］数字修辞把作风问题，通过数字转化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衡量的项目，使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老大难”问题得到了根本性遏制。
五、结 语
信息传播是人类政治活动得以开展的必要基础，在更大地理空间和人群范围内的传播必须以语言为媒介。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通过语言来感知世界，同时语言本身又是一种改造世界、改造人的力量，它是政治社会化的必备媒介。语言不仅建构了社会的意义网络，同时也塑造了权力关系。语言是承载政治信息的符号和展示权力意志的载体，权力主体借由语言实施对客体的约束和支配。政治不仅以政府、政党和选举等面孔呈现，语言也是政治极为重要的存在方式。不理解语言，我们就无法理解政治，不剖析语言，我们就无法深入政治。
语言的运用技巧就是权力运作的重要策略，权力要发挥最大限度的影响，使客体的行为最大限度地符合权力主体的意志，借助语言修辞使政治语言发挥更大的语效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政治语言中的修辞是提升语言感染力、号召力、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技术手段，使言语对象更好地理解表达者的意图，并朝言语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达到控制和支配等语效。中国政治语言中的数字运用，以数字表述的精确形式，使权力客体明确了权力主体对特定政治行为的态度，明确了国家意志的确切内容，使政治语言易于理解，便于传播。传播通过符号建构现实，传播的绩效直接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生态，使之被维系、被修复或被改变。
在政治语言作用的群体方面，针对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数字化政治语言的数量最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于有着9000万党员的大党而言，其从严治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的建设的主线，以落实“八项规定”为切入点，推进“两学一做”，落实“三严三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反对“四风”，用好“四种形态”，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政治语言的准确性、简洁性、操作性，对于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
［2］Peter Ives，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M］．London: Plato Press，2004．
［3］陈力丹，易正林．传播学关键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美］苏珊·赫布斯特．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M］．张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7］用好“四种形态”体现严管厚爱［N］．人民日报，2018-09-06．
［8］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9］贺阳，沈阳．语言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10］中央“九严禁”换届纪律要求［N］．东营日报，2018-01-06．
［11］［德］恩斯特·卡西尔．卡西尔论人是符号的动物［M］．石磊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7．
［1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美］塞缪尔·早川，艾伦·早川．语言学的邀请［M］．柳之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4］［美］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5］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七个有之”“五个必须”［EB/OL］．中央纪委监察部网:http://www．ccdi．gov．cn/toutiao/201703/t20170329_125470．html．
［16］贾文山，刘宏宇．从“五通”到“五路”和“四同”——管窥习近平沟通思想理论体系［J］．国际新闻界，2017，(7)．
［17］习近平主席谈“五通”［N］．经济日报，2017-05-13．
［18］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9］“五讲四美三热爱”30周年研讨会召开［N］．人民日报，2014-09-17．
［20］践行“八荣八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N］．光明日报，2006-04-22．
［21］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构［N］．学习时报，2016-07-07．
［22］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23］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4］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6］五大发展理念领航青岛实践［N］．青岛日报，2018-06-08．
［27］朱跃，朱小超，鲍曼．语言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8］坚持“四凡四必”挡住“带病”干部［N］．人民日报，2016-09-01．
［29］刘云山四谈“三严三实”:把严和实的要求立起来、树起来［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424/c385474－26899195．html．
［30］八项规定改变中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2－05．
［31］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8月份全国7846人受处理［N］．人民日报，2018－09－26．
作者简介：
国晓光(1988—)，男，山东临沂人，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国家建构、政治传播。
弓联兵，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认同与政治义务的担当问题研究”(14CZZ011)、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制度化与新型政商关系建构研究”(18DZZJ03)、青岛市社科基金项目“青岛市民营企业家统战工作研究”(QDSKL170100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813004)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
本文版权属于原期刊和原作者所有。本公号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邮箱policom@163.com。
文章推荐
相关文章：
理论探索 | 雷大川：政治：一种语言的存在 ——兼论政治语言学的建构
张晒 | 政治符号建构与国家认同强化研究——以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为分析对象
近期文章：
编辑：张振娇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宁志垚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