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晒 | 政治符号建构与国家认同强化研究——以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为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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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国家认同遭遇到冲击和挑战。政治符号建构对于强化国家认同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符号建构，其模式主要是政权国家主导和民族主义主流，这一模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强化国家认同的政治符号建构应在合理运用政权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利益命运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

关键词

政治符号； 国家认同； 利益命运共同体； 历史文化共同体

公民的国家认同是公民个体或内部族群拥有的一种主观的或内在化的、从属于某个国家的心理感受[1]，它是国家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2]，也是一个国家持续稳定、不断发展、更加繁荣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和政治信息的传递者，政治符号通常指称具有政治意义和指向的象征物品、仪式行为、特定话语等，它在政治社会中主要发挥着两个功能：一是发挥着建构权力结构和秩序的组织功能，二是发挥着论证权力体系具有合法性的文化功能[3]。本文跨越政治符号研究和国家认同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为分析对象，着重考察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强化中的政治符号建构模式，并探讨未来政治符号建构的方向。

一

问题的提出

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体系起源于近代欧洲，而后伴随着西欧各国的武力扩张波及到了全世界[4]。如今，民族国家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载体和依托。民族国家对于人们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既能够很好地提供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5]，又能够让个体获得生命得到绽放及其价值得到升华的意义感。尽管民族国家对于人们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使人们离不开民族国家，但是，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对时间和地理位置的压缩，民族间的差异被流动的、无中心的时空 秩序打破。超国家共同体与亚国家共同体的出现、不 同地区民族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国家治理能力的衰弱 与民族意识的分化，使得民族国家的形式发生了巨大 的转变，民族国家的话语主权日渐弱化、国家认同变得更加困难。”[6]另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公民的异同感模糊，归属感缺失、忠诚感遭遇批判，理想感遭遇质疑，立场感开始混淆，使得公民的国家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7]由此，民族国家认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受到所有国家的关注。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同属一国时，国家才会存在。”[8]在此背景下，强化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一个由多个民族所构成并成型较晚且面临多重严峻挑战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虽然没有明显的国家认同危机，但也确实存在着国家认同弱化的问题[9]。中国在国家认同上的弱化及其应对策略引起了国内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特别是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进入到更加深入和具体的层次，并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主要从结构性支撑着手，完善国家的结构体系和宏观环 境，进而强化国家认同即完善包括经济激励系统、政 治价值系统、制度组织系统在内的三个领域及其功能匹配，为强化国家认同扫清障碍、铺平道路[10]；第二种观点，强调主要从实现各民族的利益着手，培育民族 平等观和民族认同感，进而强化国家认同，即在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巩固各民族平等，推动民族团结，充分维护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正当利益，为强化国家认同奠定基石[11]；第三种观点，强调主要从中华文化纽带着手，培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强化国家认同，即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坚实的基础[12]。这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着眼，囊括了强化国家认同的主要途径。当然，在此之外，还有强调从公民教育或公民意识[13]、执政党认同[14]、历史记忆[15]、领土认同[16]、归属性认同和赞同性认同[17]等方面切入来强化国家认同。

客观地说，研究者们给中国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所提的建议都较为中肯。但问题在于，这些建议要么在短期内因受其它条件的制约而无法付诸实施或取得成效，要么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直接运用而仍然需要借助其它手段予以完成的途径；更有甚者，这些建议当中的某些建议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并不能以“润细无声”的方式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正如皮德·布劳所说：“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强制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价值。‘行动可以强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现仅仅是一场戏。’”[18] 即是说，国家认同是不能靠强制获得的。而且，“国家身份是以特定的叙事手段制造出来的。” [19]进一步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认同。”[8]顺着这样的逻辑，研究者们发现，在抽象途径或强制手段对于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相对失效甚至无效的情况下，政治符号建构却是一种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维持政治秩序的相对有效的方法[20]。在现实中，通过政治符号建构以强化国家认同的方法被世界上一些国家广泛采用。自成立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直在积极地通过政治符号建构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21]。

二

既有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政治符号建构与国家认同强化”这一议题，国外学术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一批研究者如乔治·L莫塞[22]、霍布斯鲍姆[23]、林·亨特[24]、史考特·M·钧特[25]、小野寺史郎[26]等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除小野寺史郎以外（小野寺史郎以近代中国的国家象征即国旗、国歌、国庆等对中国的国族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国家的认同问题，而非中国的问题，因而对当代中国的启发意义较为有限。国内的研究起步要迟缓一些，早期的研究者首先关注和研究的是政治符号建构对于强化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论断。任军锋认为，“任何国族共同体的建构都需要有一套为大多数成员共享的符号体系（如国旗、国歌、国徽、纪念日等等），它帮助在共同体内各利益群体间达成某种意义共契”，“在一个多元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国家营造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共识，将是任何国族共同体试图凝聚人心、整合分歧的关键所在。”[27]殷冬水进一步强调，“作为创造国家认同的一种文化资源，国家象征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象征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媒介，也为国家认同建构划定了边界，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在现代国家，国家象征的表达是法治化的、仪式化的和技术化的，这使得国家象征被内化成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积极力量。”[28]胡国胜、吴玉军则明确指出，政治符号具有强化国家认同的功能[29]；即国家牢牢把握话语主导权以实现有益符号之意义的充分展现，有助于激发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领土的想象，进而增强其国家认同感[30]。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从货币、奥运会、黄埔军校旧址、“中国梦”、长江与黄河、“国家公祭”、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等具体的政治符号探讨强化国家认同的展开逻辑。欧阳彬认为，作为政治符号的货币既是民族国家权力建构的产物，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发挥合法性辩护、激励民族情感、整合国家力量等功能来强化国家认同[31]。李彦辉认为，在人文地理中，作为政治符号的黄埔军校旧址能够唤起游客的集体记忆，从而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感进而强化国家认同[32]。王朝品认为，“中国梦”的本质在于构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中华民族一体化，符合国家认同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增强中华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33]。雷晓艳、胡建秋认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祥云、昆曲、京剧、飞天、缶乐、编钟、青花瓷、中国印、五福娃等元素组成符号系统，以通过展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来强化国家认同[34]。付海鸿认为，“长江、黄河等自然地理在完成国族化过程之后，以地景象征的新身份进入学校语文教育，成为多民族中国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不断的共同阅读与想象中，强化着其自然地景的特殊象征意义”即国家认同[35]。叶欣认为，国家公祭是延续社会记忆与凝结国家认同的有效载体，它通过国家创伤的集体唤醒、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对当下现实感和合法性的强化，从而制造社会共识，增进民族情感，进而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36]。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传播学切入研究政治符号建构对于强化国家认同的现实效果。曾一果通过对“国庆60周年庆典”央视电视直播的分析，认为电视传媒将 “新中国生日”不断渗入观众的个体体验中，使得个体的身份差异被暂时消解和“中华儿女”的身份被成功树立，从而让每一个个体找到了情感、精神和道德的归宿，进而强化了大家的国家认同[37]。徐旭伟通过对互联网直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观察，认为互联网媒介手段将国旗、军旗、抗战老兵、英模连 队、三军仪仗队、先锋军事装备等具有象征民族精神的符号展示给民众，从而广泛地激发了大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强化了人们的国家认同[38]。尹兴基于对电视传播过程的传送——接受阶段的分析，认为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进程中，不同的媒介符号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作为能够承载丰富的符号内容的媒介形式，电视节目能够以其直观的影像画面，将个体记忆凝聚为集体记忆，通过再现集体记忆并影响个体记忆，进而唤起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感[39]。

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符号建构与国家认同强化”的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已经开启了这一领域的大门，而且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如政治符号建构对于强化国家认同的意义、强化国家认同中具体的政治符号建构的展开逻辑、不同政治符号对于强化国家认同所起到的不同作用等）已经研究得比较深入和透彻，这为今后学术界继续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当然，与此同时，既有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建构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将国家认同与政治符号进行整合性分析；二是对中共近年来为强化国家认同所开展的政治符号建构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所开展的政治符号建构缺乏整体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社会传播学的启示下借鉴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方法，尝试着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并以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政治符号建构实践为观察对象，对政治符号建构与国家认同强化进行整体性研究。

三

分析框架与思路 

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40]，进而国家认同也是被统治者或执政者模塑、改编、建构出来的[28]。进一步来说，民众的内心深处本没有国家认同，后来产生的国家认同只是统治者或执政者通过某种手段创造出来植入的。这种观点一方面将国家认同视为统治者或执政者单方面的产物，而忽视了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主体即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将国家认同视为纯主观的杰作，而使得国家认同成为没有社会根基、没有客观来源的空想之物。在所有的统治者或执政者都不能做到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如果由统治者或执政者单方面对国家认同进行主观建构，那这样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完全契合民众的心理预期和占据民众精神空间的，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同”。因此，国家认同并不是被建构出来的，而是来源于和生成于民众所处的社会结构及民众的心理结构。换言之，社会结构及民众的心理结构决定着并主导着国家认同，统治者或执政者所进行的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社会结构和民众的心理结构展开的，是对社会结构和民众的心理结构的一种回应。 

根据这一理论预设，可以建构一个对“政治符号建构与国家认同强化”这一问题（具体为十八大以来中共为强化国家认同而开展的政治符号建构）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理论框架。笔者的方法是：首先把十八大以来中共所展开的所有与国家认同相关的政治符号建构（包括仪式行为、话语表达、象征物品等的设计、诠释、传播、整合等）都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强化叙事”；然后，进一步追问，这些强化国家认同的叙事（即政治符号建构）是如何发生，即如何在一种共同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中讲述“国家认同”故事的。这一强化国家认同的叙事很像戏剧表演过程：首先，根据舞台背后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并按照观众的欣赏需求或心理预期创作出剧本；然后，表演者按照剧本、同时也是按照他所理解的观众欣赏需求或心理预期进行互动性的演出。整个演出过程就是以后台人员、舞台表演者、观众但主要是舞台演员和观众共同的“剧本期望”为基础而展开的。其中的表演者以执政者即中共为主，观众则主要由大众充当，双方在一定的国家认同模式这一共同的“剧本期望”的基础上进行互动[41]。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框架，笔者拟定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步，从当前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民众的心理结构即“国家与政府合一”、思定、思安、思合以及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分析十八大以来中共为强化国家认同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符号建构，并据此总结出当前政治符号建构的模式。第二步，从更深层次的宏观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结构即个体必需的利益、命运和民族拥有的历史、文化切入，对未来中共开展政治符号建构以强化国家认同的实践进行探讨，并据此提炼出未来政治符号建构的方向。 

四

政治符号建构的模式：政权国家主导和民族主义主流 

受自古以来的“天下国家”[42]和“政权国家”[43]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的普通民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及至当下，这种“天下国家”和“政权国家” 的观念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普通民众的心里。在普通民众看来，政权或者政府就是国家。进一步来说，普通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与对政府的认知和情感是合一的。换言之，在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中，认同政府就是认同国家，认同国家就是认同政府， 二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44]。基于对社会结构以及民众这样的一种精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那么，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执政者关于强化国家认同的行动首先就是强化政府认同。进一步来说，强化政府认同是强化国家认同的第一步，也是其不得不行动的一步。而如何强化政府认同呢？最关键的在于宣示和证明自己所建立的政权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自成立伊始，便以“救国救民”为根本的行动诉求。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在数量上更庞大、在装备上更先进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在有着民心思定、民心思安、民心思合的历史传 的中国，中共结束长期混乱纷争的局面，并再次恢复中国大一统的秩序进而建立崭新的政权及政府，得到了最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获得了民众高度的认同。而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环境的改变，就中国国民的心理结构而言，中共不断地向民众宣示其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民众就会恢复强化对中共及其建立的政权国家的认同。为此，十八大以来，中共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历史意义的政治符号建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近4年的时间里，先后到河北阜平（2012年12月29日）、西柏坡（2013年7月12日）、山东沂蒙（2013年11月25日）、福建古田（2014年10月31日）、陕西延安（2015年2月14日）等地参观考察，并以不同的形式向民众讲授中共领导的革命事迹。通过这些政治符号建构，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向民众宣示中国当前的大好局面是中共带领人民奋斗得来的，强化了民众对中共及其建立和领导的政权的拥护和支持，进而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

当然，在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中，除了前面所讲的 “国家与政府合一”、思定、思安、思合的观念之外，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情节及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民族主义在全体国民的心中占有特殊地位，它能够在关键时刻引起大家的集体共鸣。正如有学者言，“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有道德感、普泛性和历史合法性的思想，也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认同度最高的时代强音。”[45]因此，当中国的民众认识到其祖祖辈辈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遭遇过重大的灾难（包括天灾和人祸）时，尤其是被告知其祖祖辈辈英勇抵御和抗击外来侵略时，民众就立刻能够恢复集体记忆，并产生对这个民族及其所遭遇的灾难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共振，进而使他们在瞬间强化对这个国家的认同。从民族主义这一路径强化国家认同，十八大以来中共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围绕“民族主义”这一主题，十八大以来中共进行 了一系列政治符号建构：（1）2014年12月13日，举行第一次“国家公祭”活动，并以法定形式规定每年举行一次；（2）2015年9月3日，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3）2016年11月11日，高规格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习近平在讲话中称孙中山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4）2017年1月10日，将流行多年的“七年抗战”说法修改为“十四年抗战”；（5）2017年12月13日，举行第四次“国家公祭”暨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活动，等等。这一系列政治符号建构已经对中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触动作用，并将持续发挥作用。在此，不妨以“国家公祭”这一政治符号建构为例来进行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以法定的形式将“国家公祭”形成惯例即每年举行一次，这相当于每年给全国民众进行一次民族主义叙事的大洗礼，每年给全国民众上一次民族主义的示范课。在民族主义叙事的洗礼下和民族示范课的感染下，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就不仅不会衰减，而且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那么，民族主义情感的持续增强势必会强化民众对建立在中华民族基础之上国家的认同。 

总而言之，十八大以来， 中共以对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即“国家与政府合一”和民众的心理结构即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的回应而进行了以政权国家主导和民族主义主流的一系列政治符号建构，并在现阶段获得了强化国家认同的显著效果。 

五

政治符号建构的方向：利益命运共同体与历史文化共同

通过以政权国家主导和民主主义主流的政治符号建构在现阶段可以塑造和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并不能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认同强化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从其他方面持续进行努力，从何处努力呢？我们还是回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民众的心理结构上来讨论。

民众虽然会拥有像民族主义那样的比较崇高的理想来支撑其精神世界从而使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将民族国家置于个体乃至家庭、单位、组织之上，但是，人终究还是理性的个体，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和人生命运的维护在更多的情况下会超越于对民族国家的感情 以及民族国家本身。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即使是人类的思想意 识也和利益密切相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6]甚至于在一部分人（包括知识分子）那里，根本“没有国家思维，哪里生活更好或者更习惯，哪里就是他们的国家”[47]。因此，执政者在通过政治符号建构强化国家认同时，必须始终要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利益”和“命运”的元素嵌入到特定的政治符号当中。进一步来说，使人们在特定的政治符号当中看到“利益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内容，从而自觉认识到对国家的认同就是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保护。

十八大以来，“中国梦”的话语表达席卷大江南北，深入大街小巷。其实，“中国梦”就是一个含有“利益命运共同体”元素的政治符号，它高度契合当前中国的历史场景和现实需要。“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且“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是大家的梦”。通过对“中国梦”这个政治符号的建构，就使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自己的日常劳作以及所作的任何积极贡献都是这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得以发展的基础。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其所依赖的利益命运共同体产生深切的认同。当然，“利益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仅仅通过“中国梦”这个政治符号建构还不足以完全展示出来。因此，为了进一步增进民众对中国这个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感情和认同，还需要与“中国梦”的传播和展示进行相配套的政治符号建构。比如，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抵抗自然灾害的事迹（如1998年的抗洪、2003 年的抗击非典、2008年的抗震等）设计成相应的政治符号，使人们持续地重现共御强敌、互帮互助的集体记忆，增进利益命运共同体意识，强化对中国的认同。

在通过政治符号建构以打造“利益命运共同体”进而强化国家认同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政治符号建构来加强人们对“历史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进而强化国家认同。派伊曾经指出，“人们一旦感到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感到在社会上处于无根的状态，他们就不可能具有建立一个稳定、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所必需的那种坚定的认同了。”[48]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根将一个国家当中不同的个体连结在一起，那么，原子化的个体就很难拥有共同的情感以及对国家产生一致认同。何谓“共同的根”？“共同的根”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会使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位阶的人们拥有“共享理解”即文化共性。“文化共性会促进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8]因此，必须经年累月地建构各种含有“文化共性”元素的政治符号，使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成离散状态的人们不断地加强集体记忆，不断地共享历史文化传统，不断地增进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从而保持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性，进而强化国家认同[49]。

在“中国梦”的释义中，非常明确地强调了“中华民族”，即“实现 ‘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政治符号，它是中国的另一种话语表达。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人们更多地关注或接触到的是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通常被人们认为是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是一种数量意义上的集合体。这是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误解。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各民族相加之和的称谓，而是一个复合民族的称谓，它是指中国版图这个共同区域里生息的各个民族的语言、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复合民族。”[50]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的，而不是以56个民族的简单相加之和为基础的。正是因为对中华民族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因此，在很多场合中，我们都是展示着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表达，如xx民族风情、xx民族特色、xx民族文化等，而不是突出和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叙事，如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华民族大家庭等。因此，霍布斯鲍姆说：“不抛头露面就等于被遗忘⋯⋯要成为一个象征，一个 有效的象征⋯⋯必须生气勃勃并经常露面。”[23]所以，一定要利用合适的场合和时机，不断地向人们展示和灌输“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而不是过多地突出各（少数）民族的概念，要让“中华民族”深植各民族民众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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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晒（1983-），男，湖北汉川人，政治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及新政治经济学。 

本文原刊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总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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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可慧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