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 | “借题发挥” : 一种中国特色的网络舆论话语生成模式
| 作者 ：陈龙
摘要
“借题发挥”已经成为一种网络舆论话语生成的主要方式和规律。本质上说，这种舆论现象是网民各种社会心理寻找出口的一种策略,是各种焦虑、不满情绪的集中发泄。其特别之处在于热衷于 “真相”叙事，让事件的话语逻辑符合公众的想象。其做法先是新闻基模发生转型，然后是话语勾连、事件定性。本质上 “借题发挥”就是通过话语勾连建构一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通过定义霸权强化舆论话语导向。
借题发挥营造舆论声势，目的是要寻求权力转化，向政府施压。网络空间的 “借题发挥”是现阶段政治体制变革与媒介技术变革交汇后的产物，也是当下暂时的政治参与方式。它表明传播形态在社交媒体时代的转型，同时也说明舆论生成方式的转型，这个过程需要话语支点、由头，以寻求话语正当性形构。从现代性角度进行价值追问，“ 借题发挥”本质上是一种 “ 社会巫术” ,它是工具理性的产物,是网络空间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实践和交往行动 。“借题发挥”体现了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智慧和舆论生成特点。关注这一网络舆情新动向,分析其内在机理，对互联网治理意义重大。
关键词
借题发挥、中国特色、网络舆论、话语生成模式
引言
我国网民如何在社交网络空间表达政治意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学、传播学课题。近年来,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已初露端倪。当下几乎所有的负面情绪与危机话语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中看到,这是实体社会压抑结构在虚拟空间的折射。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环境中,信息真实性很少有人关心,不论何种信息,只要能承载负面情绪的话语能指,就能为大多数网民所认同; 只要具备所指的批判性张力,就一定能激发起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甚至是 “ 为反而反” ,往往演化为一种民粹主义舆论。在当前社交媒体空间,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件被人在网络空间曝光的普通事件,不经意间成为舆论的 “ 导火索” ,很快就会引起广泛的围观,瞬间有很多人加入对该事件的续写和评论,过度解读,添油加醋、穿凿附会,最终被渲染成一种舆论狂潮。事件性质被肆意扭曲、拔高,远离了其原有面貌。我们不妨称之为 “ 借题发挥式舆论” 。显然,成语字面意思并不完全能够概括这一舆论现象。有时它是一种模式,有时它是一种言说方式,有时它可以表述为一种舆论规律。笔者认为 ,“ 借题发挥”是一种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特殊政治环境下的网络传播现象。对于网民个体来说 ,“ 借题发挥”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类似于太史公 “ 曲笔” ,某种意义上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舆论表达方式— — 一种迂回的话语表达策略,在中国当下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它基本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本文无意进行舆论生成的实证研究,为避免引发歧义,笔者将讨论的侧重点锁定在 “特殊的舆论话语生成模式”上。
观察网络空间这种特殊的舆论话语形态,发现其存在一种生成和发展规律: 每一次舆论生成,其中都暗含一种 “ 核心话语” 。总结近年来多起舆论特点,不难发现,其核心话语不外乎 “ 仇官 ”“ 仇富 ” “ 仇知 ” “ 仇强 ” “ 仇体制”等,其中最突出地表现出对现行社会体制、规则、政策等的不满,这正是民众出自本能的民粹主义式社会反应。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学理论加以阐释,民众普遍的社会焦虑心理催生了中国网络舆论特殊的表达方式: 激进的戾气发泄成为其基本的表现形式,而话语勾连成为舆论内容生成模式[1]。当一起事件在网络空间传播开来,它都可能成为舆论 “ 触点” ,会有很多网民站出来 “ 借题发挥” ,拿该网络事件 “ 说事” ,或评论、或叙事,参与热情很容易转化为一种网络狂欢,有些甚至直接表现为 “ 借题发泄” 。作为舆论,最引人关注的部分是续写 “ 真相” 。每当某个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后,开始大家接受的内容是事件 A,在形成舆论后,评论就会朝着意见 B 的方向发展,显然 A 和 B 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但在后续的舆论中 A 和 B 之间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 北大校长读错字事件”发生后,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官员腐败; 重庆保时捷女司机打人事件发生后,网民议论最多的是 “ 他老公是谁 ” ,“ 保时捷车的来路 ” ;“ 山东大学读伴事件”发生后,网民讨论更多的是某些非洲留学生如何玩弄中国女性、传染艾滋病等。这些网络事件引发舆论有一共同的特点,即事件甫一发生,很快就会有热心网友书写隐遁于事件背后的 “幕后” 故事。他们犹如事件亲历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这些被书写的事件 “ 内幕 ” “ 真相” ,与其他信息一起在网络空间流传,被其他网友转发、热议。当事件涉及城管执法,“ 续写”内容就暗示城管是恶霸,却故意隐去是否存在小商贩违规违法的情节; 当事件涉及豪车撞伤人 ,“ 续写”内容就认定是富人作恶; 当事件涉及医疗事故、工程事故 ,“续写” 内容就会暗示知识分子已经变质 。“好事者” 借题发挥出来的“ 幕后真相”和事件 “ 续篇”本身就具有导向性。这些舆论现象往往有着相同的特点: 它们总是借着某个具体事件的外壳,表达带有民粹化的思想和观念,将事件最终导向仇官、仇政策、仇体制等的话语表达。近年来,围绕 “ 泸县太伏中学学生死亡事件 ” 、“ 成都七中食品安全事件” 、山东大学 “ 学伴事件 ” 、“ 重庆保时捷女车主打人事件” 等展开的事件 “内幕” 书写都呈现了类似特点。在 “触点事件” 与“ 发挥”之间,一次又一次勾连,酿成中国式舆论狂潮。久而久之,这也就成了一种舆论模式。如果说这种舆论现象是网民各种社会心理寻找出口的一种策略,是各种焦虑、不满情绪的集中发泄。那么,其运作机理是什么? 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根源是什么? 关注这一网络舆情新动向,分析其内在机理,对下一阶段的互联网治理意义重大。
一、话语 “ 发挥” : 关于 “ 真相”的想象性逻辑自洽
作为一种舆论生成模式 ,“ 借题发挥”有一些特别之处,特别就特别在形成舆论的新闻叙事上。借题发挥或叙事或评论,是讲述本源事实还是提供话语? 很显然,从近年发生的多起网络事件来看,是话语引导了舆论。借题发挥 ,“ 发挥”的正是话语,而不是本源事实。但为了引起读者关注,话语却被包装成 “ 真相” ,参与讲述的网民营造了网络空间一个又一个的 “ 罗生门” 。将客观新闻报道变成主观的话语渲染。看上去是在讲述 “ 真相” ,实质是提供意见,引导舆论,这构成了这种特殊舆论形成的第一步。
我们知道,故事性本身是吸引受众眼球的来源,任何故事 “ 发挥”不能是胡言乱语,必须是讲究章法的一种正规叙事 。“ 发挥”的是各种关于 “ 真相”的讲述,因为 “ 真相”是能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内容。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新闻报道模式的特殊性,在新闻报道中各种限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法律层面说不清道不明的“ 叙事盲区” ,欲言又止的 “叙事断点” ,给公众提供了无限遐想的空间,留下了“ 发挥”的空间。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信息传播的总体目标是维持公众与外界关系相互妥协的理想状态,也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传播秩序。社交媒体崛起之后,传统媒体作为公共信息服务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功能就逐渐弱化了,信息传播秩序的失衡强烈刺激着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参与欲望,于是,新闻生产开始以一种非传统的形式出现,在网络空间新闻生产的混乱状态自然不可避免。传统传播时代,传播机构按照固有的传播机制和媒介逻辑来呈现新闻事实,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场域对新闻事实的呈现具有制衡作用。随着言论渠道的增加和对新闻评论的参与热情,网民出于某种动机,或呼唤 “ 真相”出场,或防止 “ 真相”被篡改,会主动参与关于事件的叙事和评论,以试图导出某个批判性结果。
从集体无意识深处说,公众普遍存在 “ 黑幕”猜想和枉法担忧,客观上新闻再现存在 “ 叙事盲区”和 “ 叙事断点” ,这正是诸种 “ 黑幕”猜想的来源,也是各种阴谋论产生的依据。这一做法本质上是希望 “ 真相”沿着平民道义的理解轨道被言说。希望事件的来龙去脉符合网民所理解的是非判断逻辑 ,“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完全因为是有一个腐败的内幕” 。这种想象性因果逻辑极容易引发社会认同。按照这种逻辑进行合理化的叙述,表面上是一种 “ 真相”保卫战,实质上是话语权保卫战,深层次根源是行政、司法部门的公信力不足。
如何使叙述产生极具煽动性的传播效果? 民粹主义的做法就是将 “ 故事”完整化、戏剧化。即让事件的来龙去脉符合大多数人的想象,符合正常的生活逻辑,让网民读者觉得因果关系是合理的。于是在民粹主义活跃的网络空间,对立性、批判性事件叙述就成为一种常态,各种 “ 内幕论 ” “ 阴谋论”甚嚣尘上,根本原因是人们不相信事件是简单的,一定有背景、有内幕。简单的事实被无限放大,这种借助新闻事件进行的 “ 发挥” ,是一种话语竞赛,更是一种想象力的竞赛。那么,为什么借题发挥的新闻发帖和评论能成气候呢? 这是因为复杂的 “ 真相”叙事已经被文学化了,悬念性的叙述极易勾起网民极大的阅读兴趣和参与兴趣。对大多数网民来说,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满足好奇心,能提供表达观点、发泄情绪的契机。微信群、朋友圈正是网民表达的平台,也是精神狂欢的空间。无论是 “ 北大校长读错字”“ 清华学霸玩双飞” ,还是 “ 重庆女司机打人”都暗含着在 “ 真相”续写中发泄不满的快意恩仇成分。复杂化的 “ 真相”叙事与自媒体传播者与用户之间的某种默契、某种共识有直接关系,自媒体与用户之间的 “ 共同体”关系,催生了自媒体新闻生产的媒介逻辑。
对于新闻生产原则来说,事实顺序是第一位的; 对话语意义建构来说逻辑顺序是第一位的。传媒在加工信息素材时,是服务于新闻原则还是服务于话语逻辑? 这取决于媒体的公信力建构和维护的需要。在后现代相对主义阶段,原汁原味的真相即使是当事人也不能完全恢复,因为各方利益参与,使得叙述始终是朝着有利于自己一方展开。因此,无论是专业媒体还是自媒体都不存在绝对中立的叙事。在传播过程中,都不可能放弃对话语权力的寻求。传媒在生产中的大量努力,都意在通过引人注目的内容形式唤起情感、激起兴趣来赢得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网民主动发帖叙事的动机是对符号权力的寻求,显然这符合媒介逻辑 。“ 客观的权力关系,倾向于在象征性的权力关系中再造自身。”[2] 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媒介逻辑的概念是指媒介对现实世界事件本身以及对他们的面貌和构造的影响。美国学者阿尔塞德 ( D. L. Altheide) 和斯诺 ( R. Snow) 同时也提出,媒介逻辑概念不仅可以用于描述传播内容的性质 ( nature) 、模式 ( mode) 和类型 ( style) 等特征,还可以用于观察这一逻辑对受众的偏好、期望的塑造,从而进一步阐释媒介对受众行为的影响 [3]。换句话说,由于 “ 媒介推广的是媒介运行所需的格式” ,这种内容格式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逐渐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使媒介成为一种新的 “集体意识” ,从而使人们越来越按照媒介的逻辑行事[4]。由此,媒介逻辑的内部建构和外部应用都得到了初步发展。新闻事实经过叙述再现出来就自然 “携带文化权力意义” 。每当有网络事件发生,都会有很多人站出来,揭示所谓 “内幕” ,参与所谓的 “ 真相”补充叙事。弱势群体通常会按照弱势群体的思维定势来编排案情故事。叙述者往往站在弱者一方,为作为弱者的受害人打抱不平。如果事件的处理结果不利于弱者,网民就会站在弱者一方,补充叙述作为强者的一方 “他们上面有人”“ 他们背景很深” ,这个逻辑符合常态思维。以 “ 上面有人 ”“ 官官相护”的叙事质疑事件的公平、公正,这早已变成一种网络发帖、评论潜意识的博弈手段。于是很多网络事件就 “ 想当然 ”“ 顺理成章”地按照普通人想象的路线,自然地虚构 “ 内幕”情节和因果关系 ,“ 真相” 叙事也自然形成逻辑自洽。例如 ,“扫黑除恶” 运动中,昆明揪出了黑社会人员孙小果,孙的罪行曝光后,网络空间充斥着关于 “ 孙小果案件”的各种 “黑幕” 故事,孙小果母亲、养父违法的各种传言版本甚多,至于孙小果亲生父亲的猜测更充满想象性期待。孙小果神秘的 “高官” 亲生父亲,被证实是子虚乌有。网民发帖的想象性叙事符合对抗性思维,其中的悬念、情境、冲突这些戏剧性要素营造了一个完整的、具有逻辑自洽的传奇故事。接受者无法考证事实的真伪,因而会对网帖所述事实产生 “ 也许有 ” “ 应该是 ” “ 差不多”的认知心理。
符合逻辑自洽的 “ 真相”叙事,往往会突出 “ 冲突 ” 。“冲突”作为叙事作品的戏剧性要素是文字可读性的来源。新闻本质上是一种 “ 告知性传播” ,其可读性取决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一般的新闻报道满足于新闻要素的交待,戏剧性叙事并无必要。例如,在张扣扣杀人案中,事件本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执行即可。但网络 “ 好事者”永远都不甘寂寞,赋予这个案件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匿名网友以自己是本地人的口吻,在网络上补叙了二十年前的真相 : “ 死者是本地乡绅,势力很大,死者老大是管委会主任,当初因为房界争吵,王正军 ( 老三) 用板凳把张扣扣的母亲劈死了。判了无期 ( 后来了解,是判了八年) ,实际上蹲了三年就出来了……更正,我回去问了一下,当初是父子四人,当着面把张的母亲打死的,脑浆都打出来了。最后罪落在老三身上,因为老三未成年,运作一番,判了半年。”在这位网友的讲述,似乎 “ 真相”已很清楚了。尽管张扣扣是残忍杀人的行凶者,却被塑造成为母报仇的侠客,而受害者王家被贴上了仗势欺人、徇私枉法的恶霸标签。部分网友看到这些表述之后,纷纷跟帖点赞认同。实际情况是,两家均为普通农民,杀猪买卖使两家关系恶化进而引发冲突,导致王正军失手杀人。但是网络空间大量的补叙,均是朝着冲突的戏剧性方向书写。将王家塑造成村中恶霸,大儿子是乡长 ,“ 上面有人” ; 将张扣扣一家塑造成弱势群体……其结果,张扣扣就被描写成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传奇英雄。这种舆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司法审判。
“借题发挥”的 “真相”叙事特别之处,还在于其话语指向十分明确,任何事情都可以指向一种民粹主义式的言说,借助复杂隐喻、暗喻等修辞手段,将叙事和评论导向了民粹主义固有的思维定势,凸显了仇体制、仇政策、仇司法、仇官、仇强等的民粹化主题。这一离谱的 “发挥” 容易导致不明真相的网民响应、声援。“山东大学伴读事件”一开始就被纳入 “ 仇政策”主题,由山东大学伴读通知 “ 发挥”出了非洲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以及违法乱纪、传染艾滋病等主题,直接质疑我国现有的国际交流政策。由此可以看出,借题发挥所做的不仅是叙事,更重要的是提供话语。
二、新闻基模转型、话语勾连与事件定性
剖析 “ 借题发挥”这一中国特色的舆论生成机制,必须先要探明由事件到话语,由话语到舆论的几个关键要素。笔者认为,新闻基模转型、话语勾连、事件定性是借题发挥的舆论生成 “ 三步曲” 。这 “ 三步曲”中,新闻基模转型是基础,社交媒体无把关人的状态,为自由言说扫清了障碍; 话语勾连是最关键的一步,将不相干的事件勾连到一块,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是非因果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事件定性则是水到渠成的一步,但却在引导舆论上至关重要。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基模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型。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被颠覆了,新闻内容本身的魅力被新闻修辞的魅力取代了。荷兰学者樊·迪克 ( T. A. van Dijk) 的话语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网民借题发挥背后的话语基模转型过程。樊·迪克将新闻结构划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层次,宏观结构又可区分为宏观语义学和宏观语法学两个分析路径。他认为,宏观语言学所处理的是 “ 文本整体所叙说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即所谓的主题结构。樊·迪克所提示的分析路径是,一方面探究如何从文本中借助删除、化约、普遍化与重组等手段,使主题结构得以浮现; 另一方面则是在探究这一主题结构又是如何以比重不同的配置在文本中包括检视其如何被理解,哪些重点被突出,相关性又如何被呈现等。这两者所处理的正是主题结构的生产与理解的课题。他认为主导文本中主题结构得以呈现以及在文本中配置的就是一组特定的知识、信仰、态度与意识形态的运作。而所谓的新闻话语中的主题结构。樊·迪克认为就是标题、导语与各段落的起始句,它们按照主题焦点的轻重缓急、时间焦点的远近先后,自上而下的线性方式配置在新闻文本中。宏观语法分析处理的主要是新闻文本内容的配置问题,即新闻基模 ( news schema) 。它主要是检视组合新闻的相关信息内容,究竟是遵循何种规则、安排、组装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他认为组成新闻基模的内容是一组类目和编辑这一类目的规则。有标题、导言、背景、引述、事件结局等[5]。社交媒体空间发帖新闻基模已完全不同于传统新闻,新闻伦理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断章取义、夸大事实的 “ 标题党” 、耸人听闻的导语、来路不明的引述、简单直接的是非判断,这些构成了社交媒体的新型新闻基模。因为如果不按照这种套路做,帖子就会淹没在信息洪流中,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显然,突破传统新闻伦理是传播竞争的无奈之举。新闻基模转型导致虚拟化、煽情性手段被广泛使用,过度的夸张、省略、虚构,使触发网民认同的几率大大上升。传统新闻中立、客观的写作基模在某些社交媒体上不复存在。樊·迪克所揭示的是传统媒体中的中庸化、妥协化的新闻文本规律,即基本的叙事套路。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叙事要能引发广泛关注,则新闻基模需要转变为话语修辞。借题发挥正是话语勾连这一修辞策略的具体表现。
所谓的内幕故事,似乎是各个狗血肥皂剧中的某个情节被人为地编织成同一个故事。所谓 “ 真相”叙事中的事件,按照美国叙事学研究学者西摩·查特曼 ( S. Chatman) 的说法,是 “ 按照已排列好的序列表现出来的” [6]。相反,和一堆随意集结成团的事件不同,它显示出可以察觉的组织。每一个叙事都是一个整体,因为它由事件与实存等因素构成,而这些因素又区别与它们所构成的东西。事件与实存是单独的和离散的,而叙事则是连续的复合体。事实排列的顺序乱了,叙事基模就被颠覆,那么 “ 真相”叙事就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话语。然而,仅仅是一种关于事实的话语,在社交媒体空间仍然是一种温和的修辞策略。
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广泛的社会焦虑促成了一种网络空间的话语生产方式— — —勾连式话语生产方式的诞生,勾连式话语生产是促成当下网络舆论产生的常见形式。勾连式话语生产其通常结构是由 A 事件联想到 B 事件然后对 A、B 事件中的社会腐败、不公等社会负面问题进行批判。如 “ 北大校长事件” ( A 事件) 中读错字也许不是什么大事,但网民却可能联想到深层次的官场腐败问题。在互联网空间,即使不存在具体的 B 事件,但网民确信,类似 B 事件那样的总体性、趋势性的现象客观存在。例如 ,“ 刺死辱母者案 ”“ 张扣扣案”中,勾连的是对地方恶势力横行、官官相护、司法不公等的负面社会印象批判 。“ 山东大学读伴事件”勾连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部分国外留学人员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等 。“ 重庆女司机打人事件”勾连的是社会中存在的官员家属 “ 仗势欺人”的问题。勾连式话语生产是当下中国社会心态与中国特色舆论的反映。从具体事件舆情发酵,到形成轩然大波,再到后期,就会发现,话语与事件本身关系并不是很紧密了。人们会长时间纠缠某个事件,并不是为了探讨某个事件的是与非,而是要勾连、发挥,联想到总体性的社会不公、总体性的社会腐败 。“ 夏俊峰案 ”“ 庆安事件 ”“ 郭美美事件”等都是典型,在经久不息的评论背后,都存在借题发挥的倾向。由对 B 事件批判的合理性推导出对 A 事件进行的批判也具有合理性。
英国政治学者拉克劳 ( E. Laclau) 和墨菲 ( C. Mouffe) 在他们的 《 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 迈向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提出了“勾连” ( articulation) 的概念,他们指出 : “ 我们把在元素之间建立关系的任何实践称为勾连,这样它们的身份就因为勾连实践而被修改了。清晰的勾连实践产生了结构化的整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它们出现在勾连话语中,我们就称之为时机。相比之下,我们把未经话语勾连的元素叫做差异性事实。”[7] 网民现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记忆,是碎片化的,且已经形成刻板印象,这些记忆有的是负面的。这些碎片化的记忆可以看作是散在的话语元素,在意义的争夺和生产过程中,它们被勾连起来,形成一种民粹化的政治话语。
勾连实践则尝试从话语修辞策略意义上重新争夺并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这在西方政治学实践中是一种常见手段。另一位政治学者伊安·安格斯 ( Ian Angus) 则认为,勾连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建构方式—— “ 勾连实践抵达的是一个权力概念,它不单单指向不同旨趣阶层之间的意见分歧或对话行为,更为关键的是指向深层次上的共识构造过程。”[8]在网络空间所发生的具有勾连价值的事件,可以成为民粹话语生产者手中有价值的引子,尽管现实中缺少具体事件,但 “ 也许有”成为共识,因为这是现实存储在网民心目中的刻板印象。话语勾连的关键在于连接能指与所指的意指过程。在网络空间网民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勾连具有某种随意性,依靠约定俗成而产生的 “ 意指” ,这就为不同的社会主体争夺话语意义创造了机遇。实际上,意义的生产过程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过程。因此,话语勾连是网民利用网络技术的赋权机制,从而对权力结构的现实进行批判。
对这种勾连话语实践我们还可以借助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罗夫 ( N. Fairclough) 的话语实践理论来加以进一步的阐释。费氏将话语视为由语境、互动、文本三个维度构成的统一体,文本处于最底层,是互动的结果 [9]。在后来的著述中,费氏又对三维结构进行了修正,他认为话语生产过程是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话语实践是连接文本与社会实践的桥梁,作为文本与社会结构的中介,话语实践主要处理文本如何被生产、配置与消费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多样化话语进行支配、竞争、重组、吸纳再配置的过程。费氏称之为 “ 互文性分析” ,它是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去检视文本,从文本寻找到话语实践的轨迹,亦即检视不同类别的话语究竟如何在文本中被勾连 [10]。网络发帖可以看作是一种文本,这种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话语实践又是社会实践的折射。社会现实中民众心里所积压的怨愤、戾气,其实就是费尔克罗夫所说的 “ 语境” ,也就是一种 “ 社会实践” 。中国社会长期积压的问题、矛盾本身就是一种语境,网民在网络空间所进行的意见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勾连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不同于网络空间的炒作、吐槽、恶搞、谣言等一般话语实践,其着力点在对抗性话语生产,这种话语生产挪用了不少强化话语正当性的策略,通过发帖进行话语形构,与文化实践进行互动,在 “ 真相”叙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功能性意义在于 ,“ 不论是事实建构,还是神话建构,都是为谋求一种对事实的最终诠释权,并使之合法化,以取得一定的 ‘ 言后之果’ 。从总体看,这种目的实质就是为追求对意识形态的建构,换言之,事实建构和神话建构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微观方法和中观方法” [11]。由此可以看出,借题发挥就是通过话语勾连建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
“真相叙事”是话语勾连的合理化过程,而对事件的定义、定性则是典型的舆论导向。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借题发挥除了是一种话语勾连过程,更是一种事件定义、定性过程。在叙事过程中对某一事件妄下结论,就是一种定义霸权 ( definition hegemony) ,通常我们所见的贴标签、扣帽子等就是其常见的表现。定义霸权是话语勾连后最终形成舆论的助推剂。在 “ 张扣扣案”的相关表述中,将杀死邻居一家三口的凶手张扣扣说成是替母复仇的侠士,严重扭曲了刑事案件中法律的是非因果关系; 在 “ 山东大学读伴事件”的相关表述中将留学生直接等同于吃喝玩乐的非洲学渣,将伴读活动解读为 “ 三陪” ,是一种故意的曲解; 在 “ 北大校长读错字事件”的相关表述中,将大学校长读错字事件定性为 “ 官员腐败” ,进而否定整个用人制度,是一种严重的上纲上线。强化定义霸权还包括肆意运用“ 煽色腥”修辞,其目的是要达到强化传播效果。只需将 “ 山东大学学伴事件”相关网帖的标题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一做法的特点。例如 :“ 山东大学女学伴曝内幕校方威逼利诱女生就范”“ 曝光! 山东大学除了给非洲留学生分配 3 名异性 ‘学伴’ ,还有更多服务……”“ 山东大学引起公愤,一男配三女 ” “ 浅谈山东大学学伴制度,背后更值得深思” ,无论是批判还是恶搞,该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都存在着强烈的 “ 煽情”倾向,这一做法是在合理化叙事中对事件主体人格的肆意碾压。
人、政策、体制成为批判的靶子,这是当下中国互联网空间极具中国特色的舆情内容。因而,从叙事一开始,就进入集体无意识的对抗逻辑。修辞成瘾成为网络空间表述的常见现象,正是源自这种无意识的对抗冲动。修辞学要考虑的是 “ 对谁说 ”“ 为什么说”以及 “ 说什么” ,在对抗性叙事冲动中,发帖者首先考虑的是 “ 对谁说” ,发帖者是诉诸习惯简单是非判断的网民,而不是有着反思习惯的网民,因为这个层次的网民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因而转帖也是最积极的; 而在 “ 为什么说”部分,发帖者往往扮演着侠士的角色,带有一种 “ 路见不平 ” “ 出手相助”的意味; 在 “ 说什么”和 “ 怎么说”部分则体现了发帖者的策略选择,简化叙事逻辑、强化定义、定性霸权是一种有效途径。
三 、“ 借题发挥”话语的终极目标是寻求权力转化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有两个目标,眼前目标是寻找发泄的出口,终极目标是寻求权力转化。就总体规律来说,涉及的事件、议题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议题都可以被借题发挥,成为发泄不满和戾气的借口。由于社会焦虑正成为当下中国舆论生成的土壤。这使得 “ 为反而反”成为一种民粹化舆论的总体趋势,各种各样的舆论关注的主体渐渐趋同、舆论爆发的形式渐渐趋同,舆论的话语内涵渐渐趋同。因此,传播主体都在等待下一个触发点。
“借题发挥”之所以能迅速生成某种舆论,究其根源,乃在社会大背景中存在某种民意,长期压抑却缺少表达由头。新闻事件不经意间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即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公众面对社会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产生焦躁、不安,心理会产生应激反应。个体情绪化的意见表达容易转化为社会群体的广泛响应,容易滋生出偏见、分化、对立和冲突,最终带来社会融合的困境。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社会焦虑会引发许多越轨行为。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而个体焦虑因为社会急剧的整体嬗变、变动不居的形势、不尽合理的政策制度、错乱蜕变的价值观念等逐渐演变成了全民性的社会焦虑,具体表现为就业、教育、财富、人际等方面的焦虑。相对剥夺感的弱势群体心态在自由表达的社交网络泛化蔓延,各种社会不公、腐败、风气蜕变等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失落,容易引发社会偏见、心理失衡、不信任甚至社会冲突,而社交媒体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嵌入,为内隐的焦虑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出口,产生网络舆情狂欢的景观。作为初级目标,这种宣泄为社会扮演了一个稳定器的角色。
公众的过度敏感和焦虑造就了病态的社会情绪,产生了强烈的介入欲望,这也自然而然地在叙事话语权力的营造中表现出来 。“成都七中食堂事件”就是对食品安全焦虑的典型案例,该事件一度引发全国关注,形成舆论声浪。虽然这起事件发生了反转,最终证实是肇事者故意摆拍制造假新闻引发网络舆情。该案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不安、焦虑情绪。民粹主义对舆论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民粹主义则是产生于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大、官民矛盾深的社会状态中 ,“ 不平则鸣,不均则怒”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天然地具有一种均贫富的愿望,当这种愿望难以实现时,就会演化为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经常被表述出来。这种不良社会情绪日积月累就会形成暴力反抗的冲动。在 “ 杨佳袭警案” “刺死辱母者案 ”“ 张扣扣案”等案件引发的舆情中均有所表露。这种极端社会心态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是多年来压抑的怨愤情绪得不到有效的纾解而逐渐产生的,也是民众缺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的必然结果。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CNNIC) 发布的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8. 54 亿。本科以下学历 ( 不含本科) 占比为 90. 4% ,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网民群体占比超七成[12]。这个低学历、低收入、庞大的网民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的获得感不强,他们中有很多人常常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进而产生愤怒、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期的挫折感使他们内心滋生出反刍思维,并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以往研究表明,群体相对剥夺感更容易引发群体行为。作为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行为,借题发挥往往是为了寻找一个发泄不满、表达意见的机会。“ 山东大学读伴事件”是教育资源匮乏,长期分配不公所积压不满情绪的借机总爆发。
通过“借题发挥”来发表意见,表达自身的诉求,排解心中的怨气。这一舆论话语生成特点与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非理性舆论不同 ,“ 借题发挥”的言论往往是理性的,策略性的。社交网络传播是当下各种社会情感和社会经验沟通与表达的平台。网帖传播者与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均是从事件本身透视中国当下社会内部的种种社会问题: 官本位、资源分配不公正、阶级鸿沟等等,事件本身成为社会焦虑情绪宣泄的出口。在网络共情传播的表层之下,还潜藏着一些负面的情绪。
这种情绪导致叙事框架的形成,不论发生何种事件,网民一旦可以 “借题发挥” ,就会按照既有框架来进行讨论。对体制、政策、司法的不满,就会按照道义的模式加以演绎和诠解。久而久之,参与博弈的叙事脚本就会趋同,因为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无论是转化为何种事件,只要可以借此话题发泄一通,那么所讲述的主题就会趋同,脚本也会趋同。表述脚本的自由提供,是当下中国社会底层不满的情绪发泄的若干形式之一。其指向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施压政府部门,实现其现实诉求。现实生活中,公众过度敏感和焦虑的社会情绪也自然而然地在书写行为中表现出来。虚拟空间的抗争,作为一种意见表达,往往含有寻求支持、寻求认同的味道,即发帖者说什么、怎么说均朝着有利于形成舆论的方向推进,进而上升为某种共同信仰。为什么网络空间抗争性话语容易流行? 为什么在叙述某些负面新闻事件时,网民所提供的表述脚本在很多情况下是夸张的,不准确的,甚至是虚假的? 这些仅仅从新闻传播的伦理学角度来进行批判分析是不够的,仅仅以 “ 共情传播”来解释也是有局限的。
从社会焦虑到宣泄文本完成再到形成舆论,网民潜意识中存在一个共识假定: 所有网民都认同发帖文本中的观点,因为它涉及的是大多数的利益。在建构 “ 真相”叙事架构时,媒体话语同时也在处理一组政治理念的排列。这种理念揭示了某种所谓的 “ 共识的假定” ,即假定广大网民存在某种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利益,所有人都认知这个事实并接受其为共同的愿望和目标,不存在任何差异和隔阂。因此,共同体成员自觉参与讨论巩固共识。在社交媒体所召唤的 “ 我群” ,往往就是指庞大的网民群体。所谓的共识原本就具有高度的异议。它虽设定一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无需证明的、具有共同分享的主管实体,但毕竟限于召唤我群的范围内。在树立对立面时往往赋予其一组负面的价值。在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公正/不公正、秩序/混乱等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中 ,“ 我群”网民会很清晰地进行坐标定位。在建构共识的话语上,社交媒体空间的发帖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公平、正义主题作为召唤我群的最高价值,也把自己视为这一价值的代表[13]。共识假设是 “ 借题发挥”的动力。
关于共识假设,从西方文本研究的一些理论学说也可以得到有效解释。美国学者韦恩·布斯 ( W. C. Booth) 强调作者是文本的建构者,作者对叙事因素的选择大致上控制着读者的反应。作者的写作是为 “ 隐含的读者” ( implied reader) 准备的。这一强调决定了文本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在 《 我们的伴侣》中布斯详尽解释了他的修辞模式,发明了“共导” ( coduction) 概念,所谓 “ 共导”指的是读者的相互作用有助于修正他们对叙事的反应。[14] 布斯是针对小说作品而言的,这对于社交媒体空间的虚拟写作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在社交媒体空间,所谓的 “ 共导”——读者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在共同的 “ 社区 ” “ 空间 ” “ 群 ” “ 朋友圈”内部的互动来实现的。在社交媒体时代,网民的互动成为常态,他们在互动过程中极容易对作者观点产生认同,因为发帖者的写作是为潜在的网民准备的 ,“ 隐含的读者”就是活跃于各种微信群、朋友圈的网民。网民作为行为主体,普遍服从幂律分布,这容易导致间歇性情绪爆发,而一旦幂律出现,爆发点的出现就再所难免 [15]。网民心理情绪宣泄的需要使网帖成为网民表达 “ 适度愤怒”的出口。任何一种话语的制造和意义的生产都隐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网民有强烈的表达欲望 ,“ 借题发挥”无疑是一种相对曲折、隐晦的叙事或评论模式,它是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情绪的折射。在现实社会中,利益分配的不均、社会阶层的分化、公权力的滥用、社会公德的缺失、民众权利的被漠视,都会使民众产生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借助某些社会公共事件,网民用网帖书写表达 “ 适度的”愤怒,代表了一种 “ 温和的 ” “ 非暴力的”抗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疏通和化解社会负面情绪的载体。网民在运用这一流行语时获得了宣泄的快感,虽无力改变现实,却在一定程度上排解了心中的郁闷,并能在网友中引发共鸣,产生某种道义认同和情感认同。共识假设是 “ 大多数意见”的代名词,暗含着群体的巨大力量。
布尔迪厄把各领域各部门适应媒体话语活动的人称为 “快思手”( fast-thinkers) ,而把话语生产的共同空间称之为 “ 新闻场” 。布氏讨论的是传统媒体时代的话语生产问题,他认为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 “ 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针对这一现象,布氏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这些 “‘ 快思手’ ,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 — —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 — —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 ‘ 政变’ ” ,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16] 在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当下,社交网络中的“ 快思手”会主动出击,成为网络事件 “ 故事”的叙述者。自认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便用媒介隐喻的方式映射现实社会。同样感受到社会不平等的网友就会应招在这样的话语之下,凝聚共识。而共识形成的基础是所谓的认同 。“ 快思手”所做的工作,就是 “ 兑现”媒介权力。根据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的观点,演讲者通常采用三种策略与受众取得共同意见,即 “ 同情认同 ”“ 对立认同”和 “ 误同” 。对立认同是一种 “ 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这是由于大家共有某种反对的东西而形成的联合”[17]。
“借题发挥”所营造的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或泄愤、或 “ 围观” 、或 “动员” ,旨在借助 “ 民意至上”形成话语权力,渲染出 “ 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借助舆论兑现权力转化,对政府组织施加压力,其目标并非政治上的纲领性诉求,而是要求解决当下的现实性问题,或不满政府某项决策,或批判某种做法,或谴责某人某事……舆论话语已经形成一种简单的游戏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化解是网络舆情产生的根本动因,呼吁 “ 立即解决”就成了化解焦虑最直接的手段。近十年网络舆论生成与发展的特点均是如此。必须指出的是 ,“ 立即解决”与网络民粹主义“ 闹大”策略密切相关。为了实现 “ 立即解决” ,网民总是希望把事情 “ 闹大” ,从而试图包装成民意或公共舆论,这就是民粹主义伪舆论制造的套路 。“ 闹大”有时具有一定的道德震撼力,常常成为 “ 弱者的武器” ,带有浓厚的网络怨恨极限抗争的色彩。但是,焦虑和怨恨情绪驱动下的 “ 借题发挥”逻辑使网络舆论走进了一个 “ 怨恨批判”陷阱与死胡同,即并非是以一种正视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姿态作为舆论抗争的出发点,多数情况下更多是一种仇富、仇官、仇政策、仇体制情绪的狂欢,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分是非曲直的犬儒式批判。网民或许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或许是为了声援弱者抗议强权,但也可能是为了宣泄不满情绪甚至出于其阴暗的目的,以至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造成错综复杂的舆论局面。由此可知,焦虑、怨恨驱使下的情绪宣泄并非真实民意,它导致矛盾升级,局面失控,也会加剧社会心理的失衡和扭曲。因此,每一起网络媒体事件都成为网民的情绪狂欢的难得机遇,这已成为中国独有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围绕具体事件而出现的各种嘲讽、谩骂、戏谑,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的表达,这也正是中国舆论生成规律的特色之所在。
四、多元视角的价值追问与反思
“ 借题发挥”的确是中国人的一种话语实践和交往行动,它体现了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智慧。网络空间的 “ 借题发挥”式言论是现阶段政治体制变革与媒介技术变革交汇后的产物,也是当下暂时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它表明传播形态在社交媒体时代的转型,同时也说明舆论生成方式的转型。应当看到 ,“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是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的产物,消极、失衡、逆反、异化心态因为社会焦虑都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都在寻找出口。然而 ,“ 借题发挥”形成一种舆论中的核心话语,这个过程需要话语支点、由头,以寻求话语正当性形构。网络空间的共同体认同机制才能发挥作用。
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中这一特殊的舆论现象? 这里需要做一个全景式观察和定性分析。具体要回答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存在? 其本质是什么? 社会发展进入到的新历史阶段、媒介技术的迅猛变革、社会治理新要求等多种因素催生了舆论生成的新模式 。“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这一现象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加以认识。
首先,从现代性发展历程看,互联网舆论是晚期现代性的产物,自然带有阶段现代性的特征 。“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是一种话语博弈方式,其过程本质上就是话语权争夺。人们热衷于 “ 借题发挥” ,发表意见,所看重的正是话语力量的魅力。这种隐藏于普通事件言说过程中的权力,有时能超越行政权力。言语的行为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代巫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借助话语信仰系统来实现统摄人心的目的。布尔迪厄直接将言语的这种行为效果 ( 即话语的施事力量) 称为社会巫术 [18]。古代巫术是建立在一套关于自然、生命、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系统之上,人们相信巫师具有超自然的神力,可以驱除病魔、转斗移星、呼风唤雨。在科学不发达、民智不开化的时代,其影响力很大。在封建时代,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统治者和民间势力也常常运用巫术来进行话语博弈。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快,话语的 “ 社会巫术”功能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媒介技术的赋能、赋权,使得这种网络空间的社会巫术博弈愈演愈烈。在网络空间言语主体依靠的不是表演超自然力,而是群体的话语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体力量 ,“ 词语的权力只不过是发言人获得了授权的权力而已”[19]。具体来说,言语行为效果是 “ 被授权的发言人”通过话语表征作用于其他能动者,再通过其他能动者的行动,作用于事物本身 ,“ 这是因为,在他的言说中集中包括了群体累积的象征性资本,即选举他并且由他作为其权威化的代表的群体所累积的象征性资本”[20]。这就是说,如同巫术的实现需要特定的条件一样 ,“ 借题发挥”要实现社会巫术式的行动效果也是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条件,需要一系列人物的配合。因此,并不是任何人针对任何事都具有以言行事的效果,只有取得了制度上的话语主体的资格,其话语才具有能动的巫术行为效果[21]。社交网络话语主体资格是媒介技术赋权后取得的,社交媒体的话语博弈,类似于巫术斗法,作法与斗法表现为话语修辞能力的高低。
其次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是工具理性的产物,自然带有工具理性的某些烙印。如果将 “ 借题发挥”置于现代性视域下分析,不难发现,这种传播行为带有工业化社会的某些政治特点。伴随着社会转型,现代性袪魅加速,以及社会现实中传统价值理性的消退,文化开始走向多元。通常在理想状态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应该是协调的、共同发展的,但现代性推动社会理性化的进程,打破了这一平衡。工具理性符合社会理性化的要求,迎合了网民群体的需求。其一,这种网络言说动机很难说是纯粹的,在中国的自媒体生产中,制造话题、吸引注意,赢得流量和点击率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简单逻辑,紧抓热点既是政治表达,也是生意。为了获取更多流量,将吸引网民的大规模关注作为目标,用 “ 标题党”方式制造惊悚新闻甚至虚假报道,导致了作为互联网话语指涉对象的社会事件在真相报道中不断出现 “ 反转 ” ,“ 再反转” ,消耗了大众对于网络媒体的信任 。“ 借题发挥”的做法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话题生产,数量多了就会转化为话语生产。这正是中国网络政治复杂性的表现,也体现了晚期现代性的新特点。其二,网络空间出现的某种规律性的现象,往往都不是一种简单的存在 ,“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就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症候,它反映出我国政治传播变革中的新情况、新动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消极影响在网络空间显现出来。彼得·伯格 ( P. Berger) 认为,现代性的局限在于,它造就了许多身处其中的人的不满,自一开始这些不满就塑造反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运动[22]。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的网络空间,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原因。不信任、不合作成为网民的一种政治姿态,攻讦、反讽、戏谑等成为常态的网络政治行为,其表达的碎片化特征更体现了建设性价值的稀缺 。“ 借题发挥”就是这种碎片化政治诉求的表现,作为一种症候,显示其背后政治运行中出现了问题。
第三,社会网络舆论的当代特质,可从交往行动理论角度加以认识。对 “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的价值的追问可以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辩护入手,哈贝马斯吸收了卢曼 ( N. Luhmann) 的系统理论的某些组成部分,认为现代社会舆论的核心特质是 “ 对话 - 沟通” 。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意志的形成。这个形成的途径就是 “ 对话” 。所以在哈氏的理论中,交往行动成了重要的概念 。“ 借题发挥”是一种网络空间极具中国特色的交往行动,现实议题经过筛选,列入议程的大多为批判性议题,如官员腐败、制度缺失、道德退化、文化窳败等。不断涌现的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反映出交往行动在当下政治生活中的不足。
第四 ,“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模式是中国特色 “ 生活政治”的表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模式深刻影响并重塑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运作逻辑及其表现形态。在传统媒体、互联网话语博弈的背景下,政治权力分配和博弈不断深入,此消彼长。当代政治生活形态体现了现代化过程的演进特点,并受现代性范式所形塑。在强调多样性、国家与个体相统一的 “复杂现代性” 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中国特色内涵的 “ 生活政治”形态。吉登斯 ( A. Giddens) 指出 : “ 如果我们只是说,生活政治就是集中在个体获得一定水平的行动自主性的事情上,这就显得太粗略了。”[23]它关心的是生活在选择多样化的世界中,却仍是以如何能够保持自我的自主个性并使之得到不断完善为基础和目标的[24]。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政治形态的复杂性。总体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诸元素 “ 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25] 这种多场景交织的政治格局,决定了 “ 借题发挥”生成舆论的模式在当下社会存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它正是从自身出发的微观政治学的一种表现,也正是当下中国特色生活政治的范式。作为舆论生成模式,如果成为一种常态,无论就传统意义上的实质正义或程序正义,还是就普通道义来说都意味着某种风险。这种风险预示着社会治理进入了一种困境。一个媒体事件动辄引发舆论狂潮,这意味着某种失序风险已经存在。因此,社会治理需要提高制度供给,如果制度供给不足,公共产品缺乏,势必会强化微观执行层面的古板、机械、不灵活。
结语
互联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已有宏观设计的基础上,再做好中观制度安排,在微观制度执行过程中加强制度性引导。从对话沟通、交往互动入手解决社会表层问题; 从解决社会关切具体事务入手解决深层次问题。同样的政治逻辑,为什么在西方国家网络上没有动辄形成声势浩大的 “ 民粹化”表达? 而不断进行的 “ 仇官 ” “ 仇富”“ 仇知 ”“ 仇体制”等话语勾连,为什么会日益演化为中国网络舆论的规律,这颇值得我们深思。
从社会心理与话语表现角度分析,探讨 “ 借题发挥”话语生成的内在规律,我们发现,这一过程总带有民粹化的倾向,也构成了中国网络舆论话语的特质。其内在的话语逻辑暗含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网络舆论特色。对这种中国舆论的特殊性,我们应多多关注其生成的土壤并从多维度层面来思考其对策。任何促成 “ 借题发挥”舆情生成的 “ 触点”事件往往是社会大众关注的,涉及百姓直接和间接的切身利益诉求。因此,互联网治理不能仅仅是简单的 “ 删堵封” ,而应当善于从这些 “ 触点”事件征兆中发现苗头,及时做出应对策略。如果对 “ 触点”事件置若罔闻,不能准确理解其中的真正诉求,不满戾气就会越积越多,最终会引发更多的舆论潮。
适当宽容意见表达,给话语直陈提供言路,意见沟通的管道就会畅通,从而可以降低话语勾连的机会,这正是互联网治理的细部着手点和落脚点。治理范式的转型,要求在建构互联网空间话语秩序的过程中,政府要适当让渡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权威作用,既保障网络空间话语秩序的有效性,又不干涉网络空间赋权社会成员的话语自由,这是一种 “ 生活政治”范式的选择。变网民有话要说为无话可说。这其中增加行政、司法等领域的信息透明度,同时提升应对各种舆情的工作效率,发挥对话机制的效用,都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发布 “ 真相”相关信息,可对 “ 借题发挥”的 “ 真相”话语形成有效的话语对冲,最终实现虚假信息影响的真正消弭。
互联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子系统,其运作需要社会大系统的整体联动,在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基础上,关注 “ 借题发挥”这样的舆论现象,可以一叶知秋,即使是 “ 借题发泄”行为,也不能从社会对立角度去理解,而应当从中发现民意走向,从而推动民众的互动和彼此理解,脱离细部考察的所谓治理,基本都是治标不治本。
注释
[1]陈龙 : 《社会焦虑与网络民粹主义的特质 》 ,《学术前沿》2019 年第 9 期。
[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 《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 ,包亚明主编 :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06 页。
[3] David L. Altheide, and Robert P. Snow , “Media Logic and Culture: Reply to Oak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and Society, vol. 5,no. 3, 1992, p. 467.
[4]〔英〕尼克·库尔德利 : 《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何道宽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41 - 142 页。
[5] T. A. van Dijk,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1985, pp. 82 - 88.
[6]〔美〕西摩·查特曼 : 《故事与话语》 ,徐强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 页。
[7] E. Laclau,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p. 105.
[8] I. Angus,The politics of common sense:Articulation theory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S.Deetz ( Eds. ) ,Communication Yearbook,15, Newbury Park,C. A. : Sage,1992, p. 535.
[9] 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9, p. 25.
[10] 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5, pp. 76 - 78.
[11] 曾庆香 : 《新闻叙事学》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年,第 191 页。
[12] https: / /news. china. com/domesticgd /10000159 /20190831 /36948036_ all. html.
[13] Roger Fowle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1991,p. 52.
[14] 〔美〕詹姆斯·费伦 : 《作为修辞的叙事: 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 ,陈永国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4 - 28 页。
[15] Albert- László Barabási, Bursts: The Hidden Pattern Behind Everything We Do. Boston: Duton books, 2010, p. 15.
[16]〔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 《关于电视》 ,许钧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69 页。
[17] 〔美〕肯尼斯·博克等 : 《当代西方修辞学: 演讲与话语批评》 ,常昌富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61 页。
[1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 《言语意味着什么— — —语言交换的经济》 ,褚思真、刘晖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99 页。
[19]〔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 《言语意味着什么— — —语言交换的经济》 ,褚思真、刘晖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86 页。
[2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 《言语意味着什么— — —语言交换的经济》 ,褚思真,刘晖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86 - 87 页。
[21] 曾庆香 : 《话语事件: 话语表征及其社会巫术的争夺 》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 年第 2 期。
[22]〔美〕罗伯特·伍思诺等 : 《文化分析》 ,王宜燕、戴育贤译,台北: 台湾远流图书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第 74 页,
[23]〔英〕安东尼·吉登斯 :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 —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 ,赵旭东、方文译,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251 页。
[24] 亢莹 : 《评述吉登斯 “生活政治”思想 》 ,《理论界》2008 年第 12 期。
[25]〔英〕安东尼·吉登斯 :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 —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 ,赵旭东、方文译,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3 页。
作者简介：
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1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 当代民粹主义思潮最新发展动态及其社会治理研究”( 项目编号: 16AZD034) 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版权属于原期刊和原作者所有。本公号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邮箱polico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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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书寒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宁志垚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