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被顶在杠头上——是时候恢复中国人血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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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23日晚上长沙贺龙体育场外，浏阳河歌声中，中国足球以1比0力克韩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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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中国就知道此役已无退路，必须获胜。因为亚洲区12强赛前半程的5场比赛，国足仅积2分且一场不胜，杀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希望已非常渺茫，因此此战不容有失！
在这场中韩之战之前，从1978年以来，中国队与韩国队交手33次，中国队2胜13平18负，胜率只有6%。中国队最近的一次击败韩国是2010年的东亚四强赛，当时中国队凭借于海、郜林、邓卓翔的入球，3比0击败韩国，打破了24年来逢韩不胜的魔咒（单论A级赛是32年）。
国足球员谢场
此次中国足球虽然克服“恐韩症”，可一次的胜利掩盖不了中国足球长年的颓势。中国足球输给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就连战火纷飞的叙利亚也输，球迷曾经动情告白“中国足球不是没有失败，也不是惧怕失败，我们只是希望国足失败的时候体面一些”。
但现实却是：“不是每种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专业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等。甚至有段子手调侃“创造了30多年经济高增长的中国实在太压抑，急需要一个发泄的窗口，‘跪着亡’的中国足球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个责任，所以，中国，你欠足球一个情！”
具体来看，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的现状可谓判若云泥。
一是成绩不断下降。
国足球世界排名逐渐堕落，从球王李惠堂时代的亚洲霸主沦落为亚洲三流、世界排名100+。尽管1998年国足的排名曾达历史最高的第37位，但到2006年一度跌落到第103位。据国际足联的最新世界排名看，中国队2016年排名世界第86位，而韩国排在世界第40位，两队相差46位。
二是“换教练”频率之高前所未有。
铁打的国足，流水的教练。自1952年至今，国足教练已高达31位（包含里皮），其中1992年之前的40年共计17任，1992年至2006年共计6任，而近10年间，共计换了8次主帅（高洪波2次上任，共7人），平均1年多就换一次。
而且，这7人中5位都是世界名帅，但除了米卢让中国球迷狂欢了一把之外，其他人在离开时无一例外都是灰头土脸。
三是足球人口锐减，惨案不断。
据统计，中国足球注册球员数量已经史无前例地下降。在如此窘境下，足球“惨案”不断刷新球迷忍耐下限。1:5惨败泰国，0:8惨败巴西，14年打不进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等等，中国球迷心灰意冷，最痛苦的事就是“白天炒股票、晚上看足球”。
四是比“惨案”更龌龊的是中国足球的“假”。
踢“默契球”、“关系球”、“政治球”，球员年龄造假、滥用兴奋剂；“赌”：与赌球机构沆瀣一气，操纵比赛谋取非法利益，甚至出现球员向自家球门吊球的怪相；“黑”：足协官员伸黑手，队员选拔黑箱操作，裁判吹黑哨，球员竞争依靠黑恶势力。
在这样一种假赌黑的环境里，“劣币驱逐良币”，甚至曾出现国足队长被绑架、球员被挑断脚筋，还有人因揭露黑幕而被雪藏、被迫改行。
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果仅把原因归结为亚洲人体质不及欧美国家等客观因素纯属自欺欺人，日韩足球的成功已证伪了这一点，因此，还需要从更深刻的体制和制度上寻找根源。
首先，举国体制在足球上的后遗症。
举国体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是冷门体育项目争金夺银的法宝，造就中国在奥运会上的辉煌，但对于职业化程度高的足球、篮球、网球、拳击等项目，举国体制却难以奏效。
一方面，足球是世界各国调集资源争夺的焦点，而非冷门项目，难以达到“田忌赛马”的效果；
另一方面，足球参与队员众多，决定成绩的不只是一两个明星队员，而是团队的实力与协作能力，显见足球天然拒绝举国体制。
而中国为追求足球短期效益的“形象工程”，试图通过行政之手挑选球员封闭训练，引进“空降”教练，学习世界“豪强”，实现成绩突破，今日学巴西，明日学东欧，却敌不过拥有大众基础和良性选拔体系的世界职业球队，终因漠视足球运动规律而屡屡吃瘪，成为东施效颦的笑柄。
其次，足球乱局是“伪改革”的花结出来的果。
从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20多年进程来看，无论是1994年开始的甲A联赛，还是2002年改旗易帜后中超联赛，不过仅有体育职业化之形，而无其神——专业化的队伍、制度化的监管和明晰化的权责，以及自主经营、自由流动的资本和自发的个体行为，甚至还有意无意将职业化“走偏”，异化成简单的商业化。
而作为当时的足球管理机构，也是中国足球的掌控者、操盘者，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足协“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职能于一身，政社不分、管办一体、权责不清，直接参与足球市场运作，甚至是足球联赛资金分配，牢牢把控联赛广告经营、电视转播这两大块经营权。
同时，作为足球的主体——职业俱乐部，无法从职业联赛中获取发展的资金和效益，能掌控的仅是联赛的门票收入，不得不向地方政府寻求依靠与支持，“找市场不如找市长”，主动向行政权力投怀送抱。
再者，中国足球严重缺乏社会大众运动的基因。
中国足球沦为贵族化、小众化、面子化、政治化，而非平民化、大众化、娱乐化、生活化，一是应试教育与体育运动背离，连中小学体育课都无法保障，何谈驰骋球场；另一方面是基础建设与体育设施脱节，常见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政府大楼宏伟壮观，难见足球场绿草如茵，一点城市绿地还被插上牌子“禁止入内”。
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统计，上海近12万人才拥有一块足球场，成都每一万人还享受不到1平方米的足球场，南京拥有的500多座足球场中对公众开放的不足10%。
如此看中国足球，显然与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经济实力世界第二的大国不相配。中国什么都强，可唯独足球不行，而足球的短板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的运动缺乏血性。
小球运动讲究技术，拼的是灵活和聪明；而大球运动讲究投入，拼的是综合实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足球更能反映一国的国力，其复杂在于足球需要最广泛的资源，既来源于国家又离不开社会和民众的支持，而非仅仅“支架结网”就能练习、开打。
在你踢我扫、碰撞厮杀中，足球将运动的野性之美发挥到了极致；而你来我往的小球一般仅在方寸之地，加之以和为贵的精神下，参加者多注重玩技术，力量被排在了后面。正因为热衷于缺乏血性的运动，国人的性格和气质也被影响到了。
试想，当“智”在“体”之前，谁都不愿意仅是“匹夫之勇”，尽管奥数成绩和体育成绩都是国家承认的高考加分项目，但体育生却始终“低人一等”。在这样的“崇智”氛围下，中国人的大脑锻炼了，身体素质却下降了。当年李小龙踢烂了“东亚病夫”的匾额，为中国武术和中国人的精气神正名，而如今，亚健康状态几乎纠缠于每个都市人。
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之所以比欧美人差，一方面，与文化休戚相关。据史学家的考证，在秦汉时期的中国人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力量均普遍高于世界水平，到如今欧美人的身形却具压倒般的优势。这也是由于中国人关注体质，相信身体是吃出来养出来的，而欧美人关心体能，相信身体是跑出来锻炼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家长总怕孩子受伤，足球这种“鲁莽”的运动，看看就当踢过了，“搞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才是硬道理。于是中性化倾向更普遍了，社会充斥着“伪娘”风、中性风，价值观是扭曲的。
因此，中国要实现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蜕变，绕不开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足球展现出的魅力和对于国民精神面貌的升华作用也将超越运动范畴。
毕竟，与“阴柔化”新生代们同时发生的，是战略碰撞期的窗口正在开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秉性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期间，国家的冲突和碰撞愈加频繁，政治、经济、军事的擦枪走火在所难免，没有血性的性格气质和强健的身体气魄很难应对碰撞期间的状况。
中国人逐渐适应和平时代，“苦心劳体”于物质追逐，偶尔运动也是挑选受场地限制少、不会伤筋动骨的小球类，哪里还有脾气和体魄同他人“碰撞”？
而注重足球建设，实际上是对于国民性的再造，更是对于国民禀赋的利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大转型下，尽管经济和科技力量都已是强国之矛，但社会心理的病态、精神的滑坡同样不容回避，长此以往，综合竞争力也将随之下降。
而鼓励国民走向绿茵场其实是鼓励激情的迸发，唤醒麻木的神经，恢复维护信念的血性，将崇文可生风骨、尚武可健精神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淋漓尽致的发挥了中国人的国民禀赋。从长期来看，足球对国家便有了超越运动本身的功能，即对内凝聚民心，对外展现国际竞争的软实力。
这就不难预判，未来足球将寻找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均衡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方面
体育步入商业化爆发期，未来在足协等体制改革下，足球必将绽放市场化能量。且不说新资本介入或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传统的足球商业，就是在“打黑反赌”等“肃清”下，足球也将逐渐褪下黑金的外皮和权力“保护伞”走向吻合市场规则的“阳光彼岸”。而这需要在市场主导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比如“抓小放大”（足球从娃娃抓起，由国家建立青训体系，但对职业联赛完全放开）等。
另一方面
足球需要仰望星空，因为它给人无以遏制的共鸣，释放人类本能的欲望，是属于广大老百姓的“运动”。因而，足球不能作为竞技体育，而是全民健身的载体。当足球根植于“人民”，它将被赋予民族精神、城市形象乃至社会安定等诸多使命，释放的又岂止是经济效应！足球将成“正能量”感染每个人。
如果说通过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和伪职业化改革是中国足球1.0版的话，那么如今开启新版本举国体制，通过硬件大干快上，财政资金堆砌、资源摊大饼的方式发展足球运动就是中国足球的2.0版，这种方式有机会在未来5-10年建设2-3个类似于广州恒大的亚洲一流俱乐部，整体实力迈上一个台阶，达到亚洲二流水平。
而中国足球的3.0版将是到2030年中国经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候，成为世界杯的常客，达到亚洲一流、世界优秀水平，实现中国足球事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大众化。
中国足球的终极目标4.0版，也就是在2050年，中国经济、文化、制度全面引领世界，足球强国与经济强国相匹配，足球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比翼双飞，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引领世界足球运动发展潮流，最终实现“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三个愿望，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足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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