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功夫的真相——大师真匮乏,伪大师横行
前段时间,想必大家的朋友圈都被一场“武林大会”刷了屏!
在大家的想象中,中国功夫应该是这样子的——
至少是酱紫滴
但现实中,却是这样子滴——太极拳师魏雷被搏击选手徐晓东20秒KO,基本就是秒输的节奏……
即便如此,这位“雷太极”掌门人却表示:“如果我真用内力,可能就出人命了。”
此战获胜后,徐晓东发布将在15天内打遍各大门派掌门的计划,还表示要和马云的保镖李天金进行一场比武,放言要“打假到底”,不服来战。
面对徐某的挑衅踢馆,谁先迎敌?据说武林各派掌门连夜磋商,最后达成一致:报警!
武协发了一个“严正声明”,就把事儿兵不血刃地给解决了,厉害!
吃瓜群众坐等的“八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精彩大戏未能如期上演。
这场武林“约架”为何掀起了网友的极大热情?
一方是国际流行的综合格斗术,另一方则是在中国有几百年历史、深入人心的太极拳;前者代表着现代武术,代表着西方,后者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东方,于是,这场“江湖比武”就附着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的较量、斗争的色彩。更何况,还掺杂了民族自尊心,甚至民族主义的情绪进去,让事件陡然复杂化。
社会上对中国功夫的看法基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国功夫纯属花拳绣脚,中看不中用;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功夫博大精深,天下无敌。一如中医与西医数年来的争论,相信中医的人认为是国粹,不相信的人认为中医不是科学,而是“巫术”。
前者如王思聪所言:相对太极,我更相信物理。
即便如“太极禅”的发起人马云,也抛出终极大法:在枪炮甚至导弹,核弹面前,一切武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
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在死亡面前,一切医术都是无能无力。
《新京报》表示不争论:先别争议“武术假”,把“假武术”打了先。
更接近现实的说法是陈氏太极的声明——徐晓冬“扰乱了武术市场”。什么是武术市场,就是武术背后隐藏着千亿的黑金帝国啊!
据中国武术协会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武术人口超过6500万人,占世界总习武人数的四分之一;现有武术馆、校、院、社1.2万余所,常年在馆习武人数达200万余人。庞大的群体,构成武术产业基本消费市场,推动武术产业发展。
截止至2015年,获得中国武协认定的武术之乡已达100个,武术之乡对推动地区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推动“武术+旅游”市场开发,中国现有河南嵩山少林寺、陈家沟、河北沧州、湖北武当山、四川峨眉山等武术旅游景点。
也有人将传统武术备受质疑的原因归咎于一些挂羊头卖狗肉,虚假造作的“武林人士”。
其实不止武术界,这些年各领域都有这样的“伪大师”存在,比如生前备受达官显贵、社会名流追捧的“气功大师”王林,“神医”胡万林、“养生高手”张悟本、“神仙道长”李一、“隔山打人”闫芳等人。
还有以“学术明星”面目示人的另一类“伪大师”也不甘示弱,纷纷跳将出来,以开启民智之名行沽名钓誉、混淆视听之实,为害更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真大师匮乏,伪大师横行的时代。
主流舆论往往将“伪大师”横行归为信仰缺失,中国人把魂弄丢了:由于没有信仰,所以急功近利、浮华虚荣;由于没有信仰,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利益至上、善巧方便的国度,本来就缺乏“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加上快餐文化全方位渗透,难保不成为“伪大师”辈出的肥田沃土。“大师”们也乐得化做时尚、娱乐至死时代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佳肴,名利双收。
但事实上,中华文明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虽从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却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中最为绚丽璀璨的历史,且真大师冠盖全球。
盛产文学艺术大师的唐宋以前,中国世界级大师就不稀缺,尤以春秋战国时代为甚。孔、孟、老、庄等等大师群体性现身,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同时代西方仅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堪比。
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师再次集中爆棚,章太炎、严复、胡适、傅斯年等几乎引领了新时代的理论风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举个反例,美国人多数是信仰宗教的,但美国伪大师也不少,且颇有市场。虔诚的佛教徒乔布斯身患绝症后也曾拜见过巫师,9个月内拒绝手术,以致错过最佳治疗窗口,最终追悔莫及。
可见,有无信仰与大师的横空出世无必然联系。
实际上,信仰对能否出现大师的作用并非当下的敏感点。没有理论说法、缺乏理论建设,才是遏制大师“破土而出”的根本原因。
孔孟之道解决了农耕文明的理论问题,所以成就了大师之名,之后儒家思想基本理论虽无颠覆性建树,但历朝历代创新性地将其延伸到朱子理学、三纲五常等一整套道德、规则建设上,客观上理论建设始终未停滞,直至近现代中华文明正常路径被西方文明变量横切,思想理论体系被彻底割裂,才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期、真空期,却歪打正着为新思潮井喷提供了时代理由。
而共产党得天下,也在于解决了理论问题。延安时期,黄炎培等造访之后,坦率承认延安与国统区气象截然不同,此行“如坐春风”。
黄与毛著名的“延安窑洞对”中,毛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兴亡)周期率。”
然而,“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等完整的革命理论只能指导革命,到了和平年代,缺乏演进是难以指导社会、经济建设的。
之后的历史见证了没有理论说法的恶果,中国人被各种运动整得魂飞魄散,这一时期也是学术“伪大师”颇为横行的时期。
而之所以时至今日,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社会发展今非昔比,中国以超历史的速度崛起,可与毛的革命理论作用相提并论的新理论仍未崭露头角,则与改革模式直接相关。
前改革时期,以“摸石头”为特征,“三论”当务之急是解决实用性,过分纠结于理论则将贻误良机,改革可能就推行不下去。然而,搁置争议的同时也意味着搁置了理论建设。
此外,向来是思想理论宝库的学术界,要么流于呐喊型、批判型,要么囿于有关方面的管控,沦为“粉刷匠”与“吹鼓手”,难有建设性,这也是理论建设一直处于停滞期的重要因素。
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表明当下对于理论建设匮乏已进入“感觉到了”的阶段,今后的改革必须要靠理论支撑,对于中国政经、社会面临的拐弯、拐点必须要有理论来解释、支撑、总结、收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可持续性理论建设。
当下,理论及其建设已刻不容缓。感觉到了的,并不代表能够深刻理解。因此,尽管有关方面已开始有了感觉,也并不代表新的理论马上就能显露真身,这是个既需主动创造,也要被动寻找,且尚需经历各种磨砺的历史过程。
一方面,就理论发展逻辑本身而言,感觉与理解、理论与实践始终如影随形,在不断交替中螺旋式上升。
感觉来自于实践,实践是具象的、琐碎的,缺乏收敛与升华,难免会被理论教训,被教训之后,理解往往是最深刻的,从而有助于理论的萃取与成形,反过来新理论又可以指导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方可逼近真理。
另一方面,任何跨时代意义理论的横空出世,都离不开现实的时代背景。
一般而言,当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拐点期,就预示着新理论喷薄而出的曙光在前头。
换言之,社会冲突越激化、阶层矛盾暴露越充分,越能诱发对新理论的探求,新理论在破中立,则更能收敛当下、揭示未来,而这也是衡量目前形形色色说法(所谓经济学、指数)属性的真理标准。
仅仅解释当下,则只能算是用历史照亮未来,趋势外推不是颠覆性创新,自然也难堪划时代的重任。
就所处的历史性阶段来看,当下中国社会虽已内置了强烈的转型冲动,然而,离散度极大决定了经典制度红利空间虽不断消解却依然现实存在,同时不需重大改革而只需结构性、制度性改革即可释放足以延缓危机的巨大空间,使得再平衡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时代主题词,也将是新理论不断夯实底部,为最终脱颖而出集聚能量不可或缺的阶段。
毕竟,再平衡无需大智大勇,但要凝聚意志,收敛中国人的魂魄,还真离不开让未来引领今天的强大魄力与伟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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