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功夫的真相——大师真匮乏，伪大师横行

前段时间，想必大家的朋友圈都被一场“武林大会”刷了屏！

在大家的想象中，中国功夫应该是这样子的——

至少是酱紫滴

但现实中，却是这样子滴——太极拳师魏雷被搏击选手徐晓东20秒KO，基本就是秒输的节奏……

即便如此，这位“雷太极”掌门人却表示：“如果我真用内力，可能就出人命了。”

此战获胜后，徐晓东发布将在15天内打遍各大门派掌门的计划，还表示要和马云的保镖李天金进行一场比武，放言要“打假到底”，不服来战。

面对徐某的挑衅踢馆，谁先迎敌？据说武林各派掌门连夜磋商，最后达成一致：报警！

武协发了一个“严正声明”，就把事儿兵不血刃地给解决了，厉害！

吃瓜群众坐等的“八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精彩大戏未能如期上演。

这场武林“约架”为何掀起了网友的极大热情？

一方是国际流行的综合格斗术，另一方则是在中国有几百年历史、深入人心的太极拳；前者代表着现代武术，代表着西方，后者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东方，于是，这场“江湖比武”就附着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的较量、斗争的色彩。更何况，还掺杂了民族自尊心，甚至民族主义的情绪进去，让事件陡然复杂化。

社会上对中国功夫的看法基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国功夫纯属花拳绣脚，中看不中用；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功夫博大精深，天下无敌。一如中医与西医数年来的争论，相信中医的人认为是国粹，不相信的人认为中医不是科学，而是“巫术”。

前者如王思聪所言：相对太极，我更相信物理。

即便如“太极禅”的发起人马云，也抛出终极大法：在枪炮甚至导弹，核弹面前，一切武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

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在死亡面前，一切医术都是无能无力。

《新京报》表示不争论：先别争议“武术假”，把“假武术”打了先。

更接近现实的说法是陈氏太极的声明——徐晓冬“扰乱了武术市场”。什么是武术市场，就是武术背后隐藏着千亿的黑金帝国啊！

据中国武术协会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武术人口超过6500万人，占世界总习武人数的四分之一；现有武术馆、校、院、社1.2万余所，常年在馆习武人数达200万余人。庞大的群体，构成武术产业基本消费市场，推动武术产业发展。

截止至2015年，获得中国武协认定的武术之乡已达100个，武术之乡对推动地区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推动“武术+旅游”市场开发，中国现有河南嵩山少林寺、陈家沟、河北沧州、湖北武当山、四川峨眉山等武术旅游景点。

也有人将传统武术备受质疑的原因归咎于一些挂羊头卖狗肉，虚假造作的“武林人士”。

其实不止武术界，这些年各领域都有这样的“伪大师”存在，比如生前备受达官显贵、社会名流追捧的“气功大师”王林，“神医”胡万林、“养生高手”张悟本、“神仙道长”李一、“隔山打人”闫芳等人。

还有以“学术明星”面目示人的另一类“伪大师”也不甘示弱，纷纷跳将出来，以开启民智之名行沽名钓誉、混淆视听之实，为害更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真大师匮乏，伪大师横行的时代。

主流舆论往往将“伪大师”横行归为信仰缺失，中国人把魂弄丢了：由于没有信仰，所以急功近利、浮华虚荣；由于没有信仰，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利益至上、善巧方便的国度，本来就缺乏“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加上快餐文化全方位渗透，难保不成为“伪大师”辈出的肥田沃土。“大师”们也乐得化做时尚、娱乐至死时代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佳肴，名利双收。

但事实上，中华文明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虽从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却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中最为绚丽璀璨的历史，且真大师冠盖全球。

盛产文学艺术大师的唐宋以前，中国世界级大师就不稀缺，尤以春秋战国时代为甚。孔、孟、老、庄等等大师群体性现身，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同时代西方仅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堪比。

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师再次集中爆棚，章太炎、严复、胡适、傅斯年等几乎引领了新时代的理论风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举个反例，美国人多数是信仰宗教的，但美国伪大师也不少，且颇有市场。虔诚的佛教徒乔布斯身患绝症后也曾拜见过巫师，9个月内拒绝手术，以致错过最佳治疗窗口，最终追悔莫及。

可见，有无信仰与大师的横空出世无必然联系。

实际上，信仰对能否出现大师的作用并非当下的敏感点。没有理论说法、缺乏理论建设，才是遏制大师“破土而出”的根本原因。

孔孟之道解决了农耕文明的理论问题，所以成就了大师之名，之后儒家思想基本理论虽无颠覆性建树，但历朝历代创新性地将其延伸到朱子理学、三纲五常等一整套道德、规则建设上，客观上理论建设始终未停滞，直至近现代中华文明正常路径被西方文明变量横切，思想理论体系被彻底割裂，才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期、真空期，却歪打正着为新思潮井喷提供了时代理由。

而共产党得天下，也在于解决了理论问题。延安时期，黄炎培等造访之后，坦率承认延安与国统区气象截然不同，此行“如坐春风”。

黄与毛著名的“延安窑洞对”中，毛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兴亡）周期率。”

然而，“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等完整的革命理论只能指导革命，到了和平年代，缺乏演进是难以指导社会、经济建设的。

之后的历史见证了没有理论说法的恶果，中国人被各种运动整得魂飞魄散，这一时期也是学术“伪大师”颇为横行的时期。

而之所以时至今日，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社会发展今非昔比，中国以超历史的速度崛起，可与毛的革命理论作用相提并论的新理论仍未崭露头角，则与改革模式直接相关。

前改革时期，以“摸石头”为特征，“三论”当务之急是解决实用性，过分纠结于理论则将贻误良机，改革可能就推行不下去。然而，搁置争议的同时也意味着搁置了理论建设。

此外，向来是思想理论宝库的学术界，要么流于呐喊型、批判型，要么囿于有关方面的管控，沦为“粉刷匠”与“吹鼓手”，难有建设性，这也是理论建设一直处于停滞期的重要因素。

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表明当下对于理论建设匮乏已进入“感觉到了”的阶段，今后的改革必须要靠理论支撑，对于中国政经、社会面临的拐弯、拐点必须要有理论来解释、支撑、总结、收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可持续性理论建设。

当下，理论及其建设已刻不容缓。感觉到了的，并不代表能够深刻理解。因此，尽管有关方面已开始有了感觉，也并不代表新的理论马上就能显露真身，这是个既需主动创造，也要被动寻找，且尚需经历各种磨砺的历史过程。

一方面，就理论发展逻辑本身而言，感觉与理解、理论与实践始终如影随形，在不断交替中螺旋式上升。

感觉来自于实践，实践是具象的、琐碎的，缺乏收敛与升华，难免会被理论教训，被教训之后，理解往往是最深刻的，从而有助于理论的萃取与成形，反过来新理论又可以指导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方可逼近真理。

另一方面，任何跨时代意义理论的横空出世，都离不开现实的时代背景。

一般而言，当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拐点期，就预示着新理论喷薄而出的曙光在前头。

换言之，社会冲突越激化、阶层矛盾暴露越充分，越能诱发对新理论的探求，新理论在破中立，则更能收敛当下、揭示未来，而这也是衡量目前形形色色说法（所谓经济学、指数）属性的真理标准。

仅仅解释当下，则只能算是用历史照亮未来，趋势外推不是颠覆性创新，自然也难堪划时代的重任。

就所处的历史性阶段来看，当下中国社会虽已内置了强烈的转型冲动，然而，离散度极大决定了经典制度红利空间虽不断消解却依然现实存在，同时不需重大改革而只需结构性、制度性改革即可释放足以延缓危机的巨大空间，使得再平衡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时代主题词，也将是新理论不断夯实底部，为最终脱颖而出集聚能量不可或缺的阶段。

毕竟，再平衡无需大智大勇，但要凝聚意志，收敛中国人的魂魄，还真离不开让未来引领今天的强大魄力与伟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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