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前所未有的“分裂”
G20汉堡峰会于上周末（7月7日至8日）在反对者游行、示威、骚乱中开幕、寒暄、会谈、落幕。
尽管此次G20峰会的口号是“塑造一个相互连通的世界”，主要议题是确保经济稳定性、改善可持续性、负责任地发展，但最终却在“在深度分歧中达成了共识”。
如一位欧盟官员所言：“结果还不错……我们有了一份G20公报，而不是G19公报。”
”据悉公报是在8日中午左右才定稿，也就是峰会结束的3小时前。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姿态，与其他国家在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深度分歧，以致G20公告不得不斟字酌句了一番，甚至另起一段描述美国立场。
全球化
如在全球化问题上，其他国家都强调要加强自由贸易，使每个人都从全球化中广泛受益，将会“继续打击不公平贸易等贸易保护主义、并采用合法的贸易手段”，而美国并未表态要打击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认为“全球化进程不是一个双赢局面，而是有赢家和输家的。”
气候变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公报“遗憾地”宣布美国已经确定退出，其他19国领导人则承诺继续遵守《巴黎协定》，重申发达国家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重要性。
显然，后危机时代是各种问题、矛盾充分暴露、碰撞的时代，一方面导致各国间关系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极难协调，另一方面又迫使各国不得不试图通过国与国间的沟通来解决问题。
于是，G20作为可能被借助的平台，既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又因参与方各藏“私心”而很难达成真正的解决方案。
因此可以说，G20汉堡峰会既未能就全球治理达成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更具实际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而且还充分暴露出“战后世界秩序出现的最明显裂痕”。
与此同时，“峰会结束，骚乱未停”，9日清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继续发生暴力冲突，“仿佛经历了一场内战”，“从来没有亲眼看过这样的德国”，也折射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分裂——国家层面上支持全球化，而民众在反对全球化。
由此，世界正呈现出两张面孔，一张是全球化，一张是反全球化，它们交织在一起，影响着其中的每个国家与每一个人。
全球化之所以被民众反对，其原因在于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导致资源和财富再分配，进而将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
即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
另一方面，也带来西方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极值化”：高收入者收入更高，低收入者收入持续降低，中产阶级规模越来越小。
具体而言，由于资源偏态型国家，仅在某一方面占据优势，又往往位于产业链低端，某一资源优势容易被综合型国家虹吸，因此沦为“被边缘化”国家。
而美国作为金融资本第一大国，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带动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加速产业转移，最终遭遇产业“空心化”，并导致不堪承受的社会经济问题——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加剧，阶层分裂严重。
过去的30年间，占人口比重90%的美国底层家庭获得的财富比例下降了13个百分点，相反，占人口比重仅0.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占比却在不断攀升，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在美国社会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占人口90%的家庭的财富总量。
贫富差距成为美国经济的难题，同时也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力量，或可称之为全球化“负面溢出效应”。
当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疾呼“全球化使得向政客捐款的金融精英暴富，但留给大批美国工人的却只有贫困和烦恼”时，“失败的大多数”疯狂地为他鼓掌，把他视为劫富济贫的罗宾逊，推选他登上总统宝座，体现反全球化诉求。
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民粹主义思想激荡，顺应这种倾向的政党自然得到支持和拥护，去全球化的主张和行动也就从民间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呈现出国家孤立主义倾向。
当全世界全球化的利益损失者们联合起来，反全球化浪潮就席卷了美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形成当下的去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能够带来繁荣，却不能带来公平，是否能如末日博士鲁比尼所言，全球化的赢家给予输家补偿来解决这一问题？
当下阶段的全球化决定这不太现实。
一
信息的全球流动，让世界越来越透明，豪富与赤贫之间不过隔着一层玻璃墙而已。虽然知道富人的生活，但是却无法感受，这种相对剥夺感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断被放大，从某种意义而言，反全球化其实内含着对公平的诉求。
二
全球化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而竞争必须建立在差异上，比如劳动力成本的差异、税收的差异、资源的差异……为了在全球化里面获得更大的优势，各个国家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强调这种差异。因此，不可能出现一个大同世界，一个同步发展，一个共同富裕的世界。
三
以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体系，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资本失去了逐利的空间，这种全球化就会不可遏制地体现出脆弱和狭隘的一面，它是有限全球化，逐利的全球化，是一场很容易导向有人受益有人受伤的全球化。
四
每个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对全球化的诉求不同。中国的发展阶段（市场化改革还有空间）及其资源禀赋（国家综合素质等）决定其是当今全球化中最活跃的国家，而美国则时过境迁，虽然也曾主导过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利益均沾”、贸易机会均等，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主张，以经济全球化裹挟着文化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席卷各地。
纵观世界经济，去全球化与全球化、再国家化与去国家化之间的悖论，便是绕不开的坎。
危机打破了上一轮全球化长期形成的各种恐怖平衡（中美之间、资源国与生产国、消费国之间、金融与实体产业之间等），维持这些平衡的纽带土崩瓦解，全球化全面退潮，去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经济上表现为自由贸易遭遇普遍“围剿”，政治上表现为国家主义甚嚣尘上。
某种意义上这也符合“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古老智慧，大难来临，当然是扎紧自家篱笆，以防被挖墙脚。
然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全球一体化是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然之路，换言之，再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运行逻辑的内在要求，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相对应的，国家愈强大，对开放的要求愈强烈，而消弭一切有形乃至无形边界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正不断抽去国家主义的前提，当下的再国家化实际上埋下了未来去国家化的基因。
出于种种原因，目前各国几乎都遵从“头痛医头”的本能反应，只顾得上去全球化与再国家化这条明线，殊不知再全球化与去国家化的这条暗线亦在日夜滋长，对明线形成对冲与牵绊。
对此不理解，便无法理解当下世界经济政治的乱象。
最根本的矛盾仍在于市场经济的宿命。
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的灾难，危机本身即证伪了市场经济。之所以危机陷入长期化、扁平化、隐形化，在于世界上尚无国家真正在解决危机根源上找到突破。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化解市场经济导致的危机，只会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这才是世界经济迟迟走不出危机的根本原因。
综上，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缠绕，彼此拖坠，使得破解复杂、化解矛盾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G20峰会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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