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公务员？

有段子云：中国只有两种人——公务员和务工人员。顺理成章，进入体制内大门的公务员考试也成为“中国第一大考”。

从2009年国考报名审核通过人数突破百万大关以来，报名人数一直居高不下，2018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共有165.97万人通过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129.22万人缴费确认参加笔试，113.4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40:1。

之所以如此，与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社会地位高不无关系。

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被正常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的比例为0.05%左右，而一般正常企业的淘汰率高达5%-15%。

天壤之别的淘汰率在经济下行、双轨制的社会保障体制下，“金饭碗”自然更为吃香。

作为中国干部选拨任用的一种机制，公考也是时代使然。

回顾中国干部选拨机制，或管窥一二。

解放战争末期至建国后大约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干部主要来自当年从军队到地方参加“打天下”的群体。

其中，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从军队和北方的解放区挑选的、分八批加入南下大军的近十万优秀南下干部，缓解了南方干部短缺状况，充实了江浙、两广、云贵川等省份的干部队伍，成为了后期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

而建国之初，中组部提拔干部也着重看战功与战争年代工作资历。

1963年，全国2074名县市委书记中，76%参加过抗日战争，22%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只有2%。

1978年至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干部主要来自于退役军人和大学毕业生。

“文革”后，领导干部青黄不接，后备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曾被视为关系到“亡党亡国”(邓公语)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有干部编制，国家负责按干部分配工作。

其中，1965年的选调生工作（分配一批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重新在全国展开，重点是培养党政领导干部的后备人选，同时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

同期，在大裁军的背景下，为妥善处理退役军人的安置工作以及妥善利用这样一大批人力资源，转业干部大量进入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乃至国企。

不过，从九十年代末开始，随着机关企事业单位改革，这些部门对退役军人的吸纳接收能力大大降低，政府安置日益不堪重负，除了中高级军官还有机会被安置到机关或事业单位，大量军官只能是自主择业，其在干部体系中的权重大大减退。

同样，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毕业后国家按干部分配工作的前提也被抽掉了。

更关键的是，随着大学不断扩张，大学生过剩，大学教育质量下降，高考曾经所起到的“百里挑一”遴选人才的功能也大大地弱化了。

鉴此，政府选拔公职人员也不得不另辟战场。公务员考试解决了面大量广的非领导职务政府工作人员的问题，而公选则是优化干部的选拔。

所以，在经由高考为政府部门输送人才的功能权重下降的前提下，公考公选的权重提升已是必然。

此外，用考试选拔干部也是化解干部队伍板结状况的必要手段。

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干部“一岗定终身”、干部部门化、“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衙门”）以及“隐形世袭”等现象背后，折射了有关政府部门流动性不足、缺乏活力、干劲、思维固化、官僚体系退化，难以有效地承担社会管理职能。

另外，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官员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他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与此同时，一些“官二代”却能获得火箭“提拔”，这种反差不仅持续刺激社会的神经，而且损伤政府的效力和效率。

因此，尽管在干部选拔考试中还存在问题，但考试这种形式已经不是存废的问题，未来的重点就在于，“突出岗位特点，注重实际能力，坚持考试的科学合理导向，让干得好的考得好，能力强的选得上，作风实的出得来”。

这里需要特别纠正一种倾向，近年来在干部选拔中往往会强调专业，但实际上，除了法院、检察院等这样对专业有特别要求的部门，一般政府机关其实并不需要过度关注专业。

根本上，对干部在专业上的要求是政府经营市场背景下的产物，干部往往要插手市场，既要讲政治，更要懂专业，是对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要求。

然而，今后随着政府从经营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在市场中冲锋陷阵退到幕后做规划、提供服务，对干部的专业要求也就自然随之降低。

“

今后，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不是什么都要懂的专家，而是善于搞组织规划的“导演”。

”

对于那些未能挤进体制大门的110万考生而言，可以听听来自公务员的“吐槽”——“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以获得心理安慰。

毕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个时代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遇，而各人也各有自己道路选择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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