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杭州们，会超越北上广深吗？

摘要

新一轮造城运动跃跃欲试，但若走不出“规划造城”理念的窠臼，其恶果将远大于上一轮城市化的“后遗症”。

今日，第一财经的一篇《2018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新一线城市”的激烈论战。霎时间，成都、杭州、重庆、苏州等地，似乎瞬间黄袍加身，一举成为举国新贵，好不耀眼。

然而事实上，自去年国家中心城市之争余波未平，一招“千年大计”使风浪又起，新一轮造城运动跃跃欲试。

最新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提出计划构建“十百千万”的城市体系，即10个全球与国家中心城市、100个国家特色城市、1000个中小城市、10000个特色镇，无疑又将带动新的一波城市化浪潮。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各种名号的新城新区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许多大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张，向着“高、大、全”的目标前进。

据国家发改委课题组统计，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183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长春、石家庄、济南等30多个城市规划建设金融中心。

中小城市的造城之风同样热度不减：一方面，2017年4月以来，多地密集传出“撤县设市”消息，比如陕西撤销神木县设立神木市、浙江撤销玉环县设立玉环市、湖南撤销宁乡县设立宁乡市，目前，全国已有数十个县提出要改市。

另一方面，特色小镇的建设如火如荼。从浙江首谈特色小镇，到火遍长三角，再到如今遍布全国各地，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绘出了一页又一页的小镇发展蓝图。

二次城市化进入新时代

六大变化带动城市发展

与上一波“小城变大城，大城变特大城”的造城运动不同，这轮造城运动从三个不同层面展开，覆盖面更广，力度更加猛烈：

（1）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

过去（特）大城市的集聚式发展和膨胀不断挑战城市承载极限，“城市病”等问题突出、难以为继，迫使大城市从集聚式转向外围以疏散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压力。典型代表就是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以及北京“大七环”战略的推出，这背后是北京运用政治权力加快将非首都功能转移出去。除了北上广，其他城市也正在加快向外疏散扩张，“中疏外扩”成为特大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2）省城核心功能重大变化

我曾到某大城市去做报告，如果它定位为重工化建设，那么，它的未来是黯淡的。它的定位应该是远东地区的小巴黎，是浪漫之都，不应该是个搞重化工的，而应该是和我们娱乐有关的。以此推导，类似的事情，在我们31个省市，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发生一种城市核心功能釜底抽薪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旧的过去了，新的要出来了，然后GDP就产生了。

（3）市县未来“三加一”模型

县市级城市开启区域联动时代，争相与临近城市接轨。受（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中的机遇所驱动，周边城市主动呼应并承接（特）大城市的功能转移，谋求通过与大城市联动提升经济发展动力。

例如浙江省同意嘉兴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江苏省江北地区县级城市也都纷纷要接轨上海，结成以各卫星城市为节点的“城市网”。

我们的县级市300多个，县城1500+个，一共近2000个县城，现在正面临着洗牌，以产业调整为方式的洗牌，“现实版”交通运输网络和“虚拟版”互联网络会打通县城和城市、县城和农村之间的脉络，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加互联网式的“三加一”模型，这就是未来县城应该有的“样子”。这种时间和空间造成的人流量和工作量的巨大盘活，将会极大地拉动GDP的发展。

（4）特色小镇呈全面开花之势

在城市经济难以克服的弊端及农村经济不断衰败的双重压力下，特色小镇成为破局的抓手。自国家的“1000个特色小镇”目标出台后，各地纷纷蜂拥而上，四川省在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将以旅游休闲、现代农业、文化创意、科技教育等方向为重点，培育200个左右特色小城镇；江苏省也表明要力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培育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

（5）“湾区经济”沿海先富带动后富

网上有人调侃，港珠澳大桥，以后这个桥上几乎看不到车子。这种说法都是以往的那种思路延续下来。实际上，国家定出这样宏大的项目，决定着中国未来。以前我们经常说先富带动后富，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

如果说整个中国发展的趋势是培育强点，连点成线，以线带面，那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就是特色小镇是新时代的点，二三线城市开始连点成线，超级城市进入区域协作阶段开始以线带面，湾区经济对未来GDP将有极大的贡献。这方面的咨询项目，我们福卡智库和前面的话题一样，也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我们很清楚，湾区经济对未来GDP将有极大的贡献。总而言之，中国沿海的整个这一带，又将迎来第二次城市化浪潮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6）超级都市圈既是孤岛，又连成一片

最后，就是超级都市圈。在未来20年全世界就有50个超级都市圈，中国将会有20个，占全球几乎一半。20多年前我请教了美国第三次浪潮的始作俑者托夫勒一个话题，他认为未来的城市是孤岛型的。有了互联网，我们就是在一万公里以外，也可以进行商业的、经济的联络，还要周边干嘛？这个观点很出挑。但是20年以后，他这个预言一半对了、一半错了。

确实，我们现在城市里面借助互联网，这次的“双十一”，天猫和京东在光棍节掀起震惊世界的大决战。但是，我们同时也带动了全世界一两百个国家参与这个“双十一”，这超越了一个国界、超越了一个城市的界面。在今后的发展之中，很多城市会像“摊大饼”一样发展，城市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模糊，但饼会越摊越大越好吃。所以，未来的50个都市圈，既是孤岛，又连成一片。

总的来说，这一轮“造城”堪称中国的二次城市化运动，将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新城市发展时代

仍旧“规划为王”

尽管这一轮城市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了新特征，但仍未摆脱“规划造城”的窠臼，即本轮城市化仍是以政府规划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从国家战略到地方跟进，各级政府纷纷冲锋在前，以规划之力推动新一轮城市化横亘其中。

然而根本上，规划是计划的翻版，规划造城是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在造城上的延续。各地城市化发展普遍把国家规划意义上的安排看得特别重，过多集中于规划的力量，较少有商界的参与或参与权重过小，导致商业考量不足。实际上，从规划出发与从商业出发，其考量要素不一样。

城市发展沦为“政绩道具”

在规划的指导思想下，造城更多反映的是政府意志，甚至动辄异化为长官意志，充斥着行政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影子，“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的说法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如此，城市发展已沦为“政绩道具”、“权力审美”，既浪费社会资源、挤占民生投入，也扰乱了城市发展节奏，甚至出现“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

如广州市耗资8亿元建成的陈家祠广场，仅使用4年即因“城市建设需要”推倒重来；成都天府新城前脚号称打造城南CBD，后脚又要依托成都高新区发展产城一体，以“为产业发展服务”为由重修新城。

城市发展与现实严重脱节

理想成空想

更严重的是，城市一旦成为规划的“牵线木偶”，也就意味着容易与现实需求、与商业脱节。许多地方在出台新城新区建设规划中，不约而同地声称规划经过“实地调研、严谨分析、反复权衡”，但在规划为主导的理念下，这些经过专家和官员反复论证的“科学规划”中，很少从社会实际出发，更缺乏商界的参与，使得整个规划和城市的实际发展不吻合，政府主导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市场引导的力量。

如昆明呈贡新区，在实际运作中存在明显的“强政府、弱市场”现象，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土地中，商业服务业设施仅占15.53%，商业投资的不足使得新区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如此一来，规划蓝图上的繁华盛世到了现实中只能沦为“海市蜃楼”。

规划强于发展

过剩成为必然结果

事实上，正是由于“规划”太过强势，由此造成的过剩比市场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荒草丛生的工业园区、夜晚一片漆黑的居民小区、常年寂寥的新建城区……一幕幕场景，诉说着“造城热”之痛。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

1、同质化规划剩成同质化城市

同质化规划理念造成城市发展的同质化，导致千城一面的同质化过剩。几乎每个省份都有“国家战略”，势必造成地方之间短兵相接。前几年国务院先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后又通过《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虽然这两个规划一个被冠以承接产业转移之名，一个被冠以生态经济之名，但由于两者地理上过于接近，而在功能与使命方面有部分重叠，导致未来发展上的竞争。长此以往，终将形成相互挤压、抢占资源的情况，甚至导致经济发展空间恶化。

2、规划超前与城市实际不符

规划上的过度超前与城市实际发展不匹配。

以空港新城为例，我国现有的空港新城规划面积普遍偏大，大多超过100平方公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面积415平方公里，规划建设范围远远超出国际成功的空港城发展范围。而机场尚不具备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实力，在已提出建议的空港新城规划中，有大量的机场客运量远远不足1000万人次。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造城”所带来的问题会随着造城摊子的拉大而不断恶化，倘若第二轮城市化仍延续“规划造城”的思路，其“发展后遗症”无疑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全面铺开、扩散。

无商界外力的介入

城市发展恐独木难支

纵观世界成功城市的发展，商界广泛而深入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因其独特的商业文化、商业价值和商业吸引力而成就。例如杭州，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被阿里巴巴重新定义的城市。

作为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不仅能够带动产业集聚，更是杭州发展信息经济的发动机和播种机，2016年，信息经济占整个杭州经济的GDP比例是24%，对经济的贡献量超过了50%。

显然以大企业为首的商业参与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而商业造城离不开对以下几个要素的考量和安排：

（1）地缘因素

地理位置内在地框定了城市可能的发展空间，进一步讲，地缘的特殊性往往决定了城市职能性质的特殊性和规模的特殊性。矿业城市（如大同等）一定邻近大的矿体；大的工商贸易港口城市如武汉、广州、上海、天津等必定滨临江河湖海。而曾被冠以唱“空城计”之名的郑东新区，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瞩目成绩，便是得益于新区规划与地缘优势的有机结合，即依托高铁商务区、龙子湖大学城的科技园区等资源，充分激活商业人气。可以说，地缘禀赋条件决定着对商业要素的吸引力，因此，城市发展首先要考虑地缘与商业的匹配。

（2）文化因素

城市不仅是GDP的容器，更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特有的精神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的要素资源对城市的功能地位状况及其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例如杭州良渚文化村，紧靠著名的良渚文化遗址，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光的文化旅游城镇，更有望发展成为集文化、人居、旅游三大产业资源优势为一体的、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田园卫星城镇。

（3）社会安全感

城市社会环境稳定、治安良好，经济行为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才有保障。经济活动收益预期高，自然会源源不断地吸引商业资源聚集；相反，社会秩序混乱则会导致资源的外流。曾经被口耳相传的“文艺天堂”丽江，发生恶性打人事件之后让多少人的丽江之梦幻灭，不仅丽江当局被网友口诛笔伐，以旅游业为支撑的丽江未来发展更是面临严重危机。

（4）生态因素

良性循环的城市生态圈是吸引企业入驻、促进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即是这样的例子。日本筑波科学城，以筑波大学为纽带，加强了园内各研究机构的相互合作、有机联系，筑波大学又为各个研究机构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还有一系列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法律和相应的优惠政策作保障，同时园内购物、住宅、餐饮、文化、展览等商业配套完善，形成了良好的科研生态圈，吸引了更多科研机构落户，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生态型科学城。

毋庸讳言，中国城市化中规划功不可没，但规划的弊端也是新一轮城市化不能承受之重，在问题倒逼下，第二轮城市化将会打破权力主导的体系，逐渐从规划为主向“规划+市场”的双向勾兑切换。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并非所有城市都能摘下规划的“紧箍咒”顺“市”而为，在此过程中，那些能够率先进行调整的城市将会更快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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