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门？广州深圳！

摘要

产业“虚弱”、经济畏葸不前、政治持续动荡、文化价值崩溃在香港交织上演，香港恐怕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担当不起引领的重任。相反，广东却展现出龙头的风范。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词“蹿红”——“粤港澳大湾区”。

身处优越地理区位的粤港澳大湾区，以“三城同框”的胸襟，拥有全国约五分之一国土面积、三分之一人口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体量，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世界一流湾区的野心，瞄准“世界级”的格局，迅速在学界、政界、业界掀起强烈反响。

广大投资客，面对雄安新区启动限购、封盘杀手锏，兴冲冲地来，悻悻然地走，如果说雄安新区是刚出生的婴儿，能不能长大还未可知，而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正值壮年、爆发力最强，既然雄安新区是吃不到嘴的肉，何不踏踏实实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寻找机会呢？

整个珠三角也亢奋了，“粤港澳大湾区是珠海历史机遇，是东莞变化机遇，是惠州机遇，是中山机遇”之类的学术性文章都在网络上发酵

“粤港澳大湾区”6个字犹如一声春雷炸响，催开万物竞长

相关的政府部门也高举大湾区这张王牌，将城市发展潜能再次提前爆棚，纷纷发力争宠大湾区的首要引擎，广州主媒疾呼“如果把湾区11个小伙伴比喻成‘一个足球队’，广州无疑是前锋”，年轻气盛的深圳，似乎比广州更加积极狂热，政府举办各种座谈会……

然而，位于大湾区出海前缘位置、充当内地与世界“超级联系人”、曾被世界城市规划大师弗里德曼誉为“全球自由市场表率、深圳的老师”的香港，在“大湾区”这个姿态妖娆的全新阵容里，是成为领头羊还是沦为追随者？

四大因素分析香港

引领还是跟随？最终要靠实力说话。产业、经济、政治、文化正是衡量一地区实力的四大因素。

产业和经济

从1840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只有打酱油的份。

1. 中转站时期—制造业积累完成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中国开始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熟悉中西贸易规则的香港遂担当起中转站角色。此后的一二十年内，香港凭借国际海运业以及固有的加工工业（制衣、玩具、电子为主），还拼出了亚洲四小龙地位。

然而，大陆改革开放、特别是成立深圳特区之后，突然间，一个在大陆珠三角建厂（利用廉价劳动力）、再经香港转口的挣钱机会冒了出来，于是加工业纷纷转移到珠三角内地，而香港则成为转口贸易中心。

2. 金融中心时期—金融与服务积累完成

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因为中西资金流动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结算中心。如此一来，香港逐渐形成了以金融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此种产业结构吻合产业升级的规律，助推香港表面上光怪陆离的繁荣，带有引领性的意味。

但是，后果，却难以招架：

一方面，经济越来越虚拟化、空心化

在香港经济结构中，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占比92.9%，制造业只有1.4%。李嘉诚、霍英东等富豪家族擅长的是买空卖空，是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他们却哪怕一个螺丝钉也不能生产出。整个香港已误入华尔街的窠臼，华尔街危机已席卷世界，香港经济也运势逆转。

另一方面，服务业愈加陷入中低端的漩涡

制造业转移至大陆，使香港失去了科技创新的压力和动力，港口贸易因中国加入WTO、与西方直接往来而被边缘化，且低收费的中转集装箱居多，旅游也是徘徊在低端的购物环节，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观光。金融业、其他服务业都在走下坡，当然，只要香港找到新的金刚钻，就不用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然而，一般的制造业都没戏。因为地价已被房地产业操纵一路上升、平均工资已被金融带动接连企高，制造企业应付不了高涨的用地成本、用工成本。

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却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最早做塑料制品，后靠房地产发家）。香港产业转型无法自循环，经济总量已被深圳广州超越，东方之珠的陨落势在难免。

政治和文化

1. 高端与低端两极分化，加剧社会撕裂

偏态的产业结构造就了一批金融大亨（富豪财富已达GDP的80%），也愈显高端金融与低端服务业的两极分化，缺乏中间层的粘合，加剧香港整个社会的撕裂。何况，强势集团沿着自由市场的逻辑，还发展到垄断，香港的港口、交通、超市、电力等全部被纳入大资本的网络中，广大民众却被边缘化。年轻人有三不上——不能上楼（买不起房）、不能上流（进入不了上流圈层）、不能上位（难以获得升迁），最终只能上街，“占中运动”、“雨伞革命”等层出不穷。

2. 文化价值观的幻灭与死守

与之同时，香港西式的文化价值观也走向穷途末路。由于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以英国为母国的想法根深蒂固，被殖民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使之比大陆发展得早，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是国人眼中的天堂，这进一步使香港人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他们普遍认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而对大陆并不认同。直至回归大陆后，香港人成为典型的“香蕉人”心态——皮肤是黄色的，内心却是“白色”的。不少人留恋殖民时代的那份荣光，固守和吹捧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以金钱和身家论高低，以成败论英雄，认为所有的都应该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那一套，瞧不起大陆，对大陆制度带着“民主放大镜”挑刺、妖魔化，暴力“驱蝗”、否决政改方案皆是其表现。这样，就陷入了西方市场经济“政治正确”的轨道，而“政治正确”在美国已惨败。西方鼻祖都玩不下去了，香港又何能将“政治正确”玩转？

综上，产业“虚弱”、经济畏葸不前、政治持续动荡、文化价值崩溃在香港交织上演，实质上已沦为“一线末端”的香港恐怕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担当不起引领的重任。而澳门，由于畸形的经济结构（唯一能拿出手的是休闲旅游业，还是由赌业带动）和极弱的体量，在“港澳”连体称呼中逐渐沉寂，自然也成不了“湾区之心”。

广深渐显龙头

第一，体制上有先发优势

当年领导人最先在沿海的广东画圈，使之率先享受到了制度、资源红利。先是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后是广州、湛江两个对外开放城市，后来又有南沙、前海和横琴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由此形成了体制叠加优势和开放叠加形态。这令高度自治的香港难以望其项背。

第二，产业和经济上有高度和广度

作为中国本土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又背靠广阔内陆腹地，广东已形成强大的濒海产业集群和完整的高中低产业链。佛山、东莞的食品饮料，中山、东莞的服装鞋帽，珠海的石油化工，深圳的电子信息，广州的新能源汽车……不仅盘踞“微笑曲线”的底端，还掌握了两头，东莞和惠州盘踞生产环节，深圳和广州（跨境电商之都）分别掌控研发和营销，立体化、全覆盖的经济网络发挥“磁场效应”，对港澳形成压倒之势。

第三，文化上有张力和先进性

“摸河排雷”实践赋予广东人敢闯敢试的精神基因，思想解放、观念超前，直到今天依然走在前列——腾讯、网易、酷狗等互联网大鳄落户广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勃然兴起。而港澳由于被殖民历史，塑成“殖民地心态”，不折不扣地执行可以，但主动开拓的劲头不足。基于以上权衡对比，广东将如同在“粤港澳”连体称呼中的位置一样，将在大湾区中站排头，当引领。

未来大势

至此，三地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各就各位、各处其位——粤引领、港澳跟随。但问题是，不少港人“恋殖情结”浓厚，未必会顺利地追随广东。

不过，一方面客观形势倒逼香港再造，香港已走到经济凋敝、街头政治泛滥的关口，既是中西融汇之城、又地域面积不大的地缘和体量决定了其自身无法具有独立的战略纵深，必然被大陆变量所牵引；另一方面大陆主动对香港抛出橄榄枝，“沪港通”、“深港通”、“粤港澳大湾区”皆是表现，“全世界都在抢搭中国发展快车，许多国家为了抓中国机遇还得排队买票上车，香港不仅不要排队，而且国家还给你留个座位”，香港又有何理由不去搭上大陆的顺风车呢？在内部压力和大陆拉力的双面作用下，香港或将融入“港陆一体化”。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推进，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将对接东莞、惠州的制造，深圳的科创，广州的贸易，不仅其金融、服务产业借此将得到自我救赎，而且还将填补缺失已久的产业链空白，并融入大陆的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两种市场大循环，就业、经济难题将在内地化解。进而，粤港澳的合作将进入到经贸制度、跨境金融规则、法律对接与技术、标准一体化的新阶段。经过长期的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因高水平的要素资源配置能力或将成为世界湾区之璀璨明星，而港澳也将趁机重拾生气与繁华。

精彩推荐

“自罚百万”任正非，为何向管理层开炮

（福卡原创，欢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