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格局大洗牌下的上海
当发展逻辑生变,上海的未来在哪里?
去年,一篇名为《上海不是深圳的对手,浦东也干不过前海》的文章,将深圳与上海之争摆在了台面上,引发众人热议。
岁末,一位老媒体人的文章《致上海——你将沦为环杭州城市,还是勇当众城之神?》流传甚广。
从与“老一线城市”北京、深圳的比较,再到与“新一线城市”杭州的比较,上海这座城市像做了个CT,被全方位地扫描,甚至被突然而至的灼热目光盯得有些害羞。
面对各种“评头论足”,有着海派文化底蕴的上海自然能够给以包容,但需要警醒的是:上海未来将何去何从?
需要承认的是城市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决定其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发展逻辑生变。
世界经济全面进入后工业时代,使得不同城市资源要素处于新的评价体系。
工业经济时代,核心资源要素体现为自然禀赋(资源大省理所当然独占鳌头)、制造业基础、地缘优势(“大进大出”之下,沿海发展势必优于内地)。
到了后工业时代,人才、教育资源、文化基因、创新环境等要素权重大幅上升,轻架构城市反而得以轻装上阵,获得后发优势。
北京近年来GDP猛增,即得益于其创新创业环境支持下的以金融、文化等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大爆发,这又源自于北京长期作为首都的优势地位,可源源不断从全国虹吸大量相关优势资源。
相反,代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最高水平的上海经济,则因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放缓了脚步。
省会城市的异军突起,道理类似。
当年那些独领风骚的经济中心城市(多为地级市)要么传统制造业超强、要么是资源型城市,当下不是被去产能挤压得喘不过气来,就是面临不可抑制的资源枯竭窘境,老经济被釜底抽薪,此时省会城市却能利用政治文化中心优势大力发展与后工业化相匹配的新经济,在新评价体系中率先卡位。
同样的,纽约能跟硅谷“争夺”科创中心之名,也与其价值多元化的文化底蕴、大城市特有的要素集成便捷性紧密相关。
简言之,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价值评价标准,一旦标准切换,城市之间的相对位势将随之而变。
对中国城市而言,发展逻辑之变还表现为行政与市场的切换与转变。
工业经济时代,行政权力的权重大于市场力量,城市的兴衰与国策倾斜休戚相关,计划经济时期东北三省何其风光,如今却沦为全国经济最“落后”地区,即为明证。
不过,上海却是个特例。历史上,上海要么被市场搞大,要么被计划搞大。
解放前,上海是全中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要素配置能力空前绝后,为其赢得“远东经济中心”的美誉。
解放后,上海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战略平衡点,先行先试,优先发展,凭借雄厚工业与经济基础,再次成为计划经济的领头羊。
而当下正处于行政向市场切换的过渡期,上海经济势必显得“不伦不类”。
以是观之,完全没必要为上海地位遭遇“威胁”而忧心忡忡,这不过是阶段性的表象而已。
同理,城市格局调整也是阶段性的,并不存在终极意义上的永恒,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当下的趋势并不代表未来,客观上,三大核心变量,即互联网、城市群、城市化,决定了特大城市将在21世纪上半叶面临尴尬。
首先,互联网抹平了地域(缘)差异,城市间的相对位差被消解。
互联网横空出世的革命性意义在于:
一方面将全世界“一网打尽”,每个城市变成这张大网上的一个节点,资源可以“无限制”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虚拟化让全球“同此凉热”,特大城市有形的要素集成、配置能力被弱化,互联网扁平化、分布式特征使得经典城市的集中性被稀释成为必然。
其次,城市构成由点到面,城以群分。
麦肯锡从产业构成、政府政策、人口特征及消费者偏好四个维度研究发现,中国815座城市,基本上可划分为22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包括1至2个核心城市,所有卫星城距离1个中心城市不超过300公里,且每个城市群GDP都超过中国城市总GDP的1%。
这个分析结果,勾勒出未来中国城市格局的基本轮廓。
互联网“疏远”了城市间的有形联系,但同时上述四大维度又意味着城市间的内在联系日益紧密化,一松一紧之间导致城以群分,既保留各自特性,又兼顾包容融合。
城市群崛起,将特大城市包容其中,其地位自然相对弱化。
第三,一旦城市化登峰造极,特大型城市的标志性意义将逐步消失。
中国城市化浪潮虽暂时告一段落,现正处于消化吸收期,但中国土地稀缺性导致对土地集约化利用的内在需求,将成为新一轮城市化高潮的有力推手。
目前,中国名义城市化率约在57.35%,仍具有提升空间。
而一旦城市化登峰造极,比肩西方发达国家,特大城市的标杆性意义便开始“消失”,毕竟当大家都变为城市,大小的比较就不再像之前那么引人在意。
综上,北上广深这些特大城市,即便昨天、今日如何辉煌,明天终将不得不面对局面尴尬的现实,也就无所谓谁当老大了。
那么,上海未来将如何卡位?事实上,上海尚有大量潜在的资源未兑现。
第一,高精尖装备制造业空间极大。
去产能去的是低端产能,高端产能依然稳居鼓励发展之列,极端制造更是中国短板,上海可充分利用重大产业项目,如大飞机项目、中核建、中芯国际集成电路、中车城市交通项目、上海微电子装备光刻机等,发掘机会与空间,继续占据全国制造业制高点。
第二,加快科创中心建设。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一直苦于既无中关村、又无马云的困境而踯躅不前,而纽约恰可为他山之石。
与硅谷的原创型科创形成错位,纽约侧重于科创的集成与应用领域,反而撇取了“最后一公里”的超额利润。
上海完全不必纠结于自主创新,只是在集成、应用上下功夫,便大有可为,关键在于找到市场与政府的均衡点,政府营造环境与规则,让市场如鱼得水。
第三,充分利用广袤富裕的辐射腹地,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
新兴消费需求潜力正悄然释放,将成为上海增长的新亮点。
相比京津冀城市群,江浙沪富裕程度更高,依托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上海完全有能力成为体验经济及高端教育、医疗、金融等现代高端服务业的最强供应商,调结构也将随着生产拉动切换为消费拉动而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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