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济工作会议”——改革版本升级要“三个更”

每年度末的经济工作会议，都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往往被视为判断经济形势、定调第二年宏观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12月18至20日召开的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是十九大后的首次，明年又是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同时还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因此，此次会议内容更是备受瞩目。

从惯例来看，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会有一个“定调会”，基本确定2018年经济工作的基调。

在12月8日的“定调会”上指出，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继续以“稳中求进”为主，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

一些媒体更是罗列出从经济增长目标（6.5%）、宏观政策基调（紧货币宽财政）、防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到供给侧改革、乡村振兴、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区域发展、改革开放等部署2018的十个方面。

如网友所言，“中国文字简短而深奥，每个字都认识，但能从中看出什么东西，要靠功力”。

从福卡视角来看，政策最多影响中国GDP 上下一两个百分点，因此一向不纠结于货币政策等具体宏观经济政策，而是更看重改革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明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的领域将更广、举措将更多、力度将更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这段主旨演讲，很容易被人忽视。

毕竟在过去的几年中，社会和舆论放低了对改革的预期，甚至有人哀怨地说，改革时代已过。

一个首要的表现就是改革的“思想理论”时代已经结束。

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论战，冲破了“两个凡是”等思想束缚，不但掘开了中国改革的思想“豁口”，也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后，以《美的历程》为代表，不但开中国美学时代风气之先，而且担当了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角色，促进中国摆脱旧枷锁的束缚，撕开了中国引起先进思想理论的口子。

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通过重新确立真理标准，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思想理论，对于否定错误、落后的思想，推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改革做足了思想理论的铺垫。

如今，类似于当年的开启民智、引入先进国家的理论思想、揭露、批判现实问题，大多已经兑现。

同时，思想理论界的“底裤”也被扒的差不多了，要么对计划经济念念不忘、恋恋不舍，要么唯自由市场经济是瞻，却又拿不出有效地化解现实多重利益矛盾冲突的方案。

“

其实，当下更多是一个需要直面现实问题的“做”的时代，而不是思想理论激荡启蒙的时代。

”

当下针对改革的各种讨论已经无法像当年那样起到思想碰撞，引燃改革火花并烧起燎原大火，让思想理论的种子落地生根的作用。

尤其是目前的争议大多是利益所致，比如对于国企改革，有人强调所有制，有人坚持应该私有化；对于股市改革，有人强调融资造血，有人坚持保护投资者。

大体上，各个领域基本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实质是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而不是用一种利益否定、替代另一种利益，毕竟，当下的各种利益诉求都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

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显然是一个勾兑的过程，即利益间的调和、平衡，而不是一个改革的过程。

在本质上，改革就是打破旧的利益关系，建立新的利益关系，这在一定意义往往意味着改革及其连带利益是“一边倒的”、“偏态的”，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就是其典型体现。

因此，当年的改革就是重在解放生产力，凡是符合这一诉求的，都可以想，可以干。

但这种“偏态式”的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生态代价，并加速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

鉴此，今天中国不仅面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诉求，更面临社会协调的要求，这显然是改革无法承受之重。

毕竟，改革源自矛盾的碰撞，没有矛盾的碰撞就没有改革，而在社会协调的要求下，又要“调和”矛盾，让矛盾各方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因此，在这种局面下，要打破僵局，中国需探索新办法、新路子，过去那种简单放开、放权就能形成制度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无力撑起人们心目中的改革。

因此，改革也到了版本升级的时刻，即勾兑与创新，替代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

创新真正的推动力量更多地表现在技术颠覆、产业变局，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结构摧枯拉朽已成新常态，人工智能最终将倒逼平民市场经济与社会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科技浪潮成为真正的革命者、领导者，这些都在倒逼权力机构进行勾兑。

如果说思想观念决定着80年代的改革，利益博弈决定着90年代之后的改革，左平右衡决定着00年代的改革，社会勾兑则决定着10年代的改革。大局已定，未来将如何走，需要领导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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