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迫切需要“共富”模式创新

华西村负债389亿元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流传，勾起大家对“天下第一村”这的探究。

在原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带领下，“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建成中国最富有的村庄，从而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

2003年，吴仁宝这个“中国最有名的农民”功成身退，十年后去世，前来吊唁的人们排起了长队。其第四子吴协恩继任“一把手”，任华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和华西村党委书记。

犹记2011年华西村举办50周年庆典盛况，花费数亿元，参与者过万，高层领导与会，明星大腕亮相，吸引五十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五百余名记者争相报道；

耗资30亿元打造的“新地标”亮相，高328米（与北京“国贸三期”高度相同），随之一起见诸报端的还有重达1吨金光闪闪的纯金牛。

在无数羡慕嫉妒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华西村被解读为中国集体主义的“活标本”，“辉煌成就”的奥秘就是集体经济。

作为中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是生产资料归一部分劳动者所有，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收益的一种所有制形式。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集体所有制概念从前苏联引入，并在开展合作社和公私合营运动中将其放大到农村和城镇，演变成农村和城镇集体经济所有制。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的全面铺开，城镇集体经济逐渐“脱红帽”，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标志——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

在当时“包字万能、一包就灵”的声浪中，一些村落“不分不包”，继续集体经济。华西村，正是抓住特殊历史机缘，成就了煊赫声名。

然而当年的集体经济典型，闪耀的有之，如发黄金的长江村；黯然的亦有之，如负债17亿元、悄然改制的南街村；落寞的有之，大寨成为追忆“激情燃烧岁月”的景点，农业产值在整个经济收入中占不到百分之一；悲情的亦有之，如大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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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后，原本由5家集体股东构成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变更为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对集体股东的置换，在法律上，意味着一场“化公为私”。

对一直走集体路子、生产资料公有的南街村来说，法律上的合法在意识形态与舆论上却遭遇了空前的压力。

原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回应说：“南街只是一个村。(在中国)搞集体经济的有八千多个村，一个村影响不了一个国家。”

上述村落乡镇的兴衰正是中国集体经济吊诡的折射。

集体经济既是那个时代的共同回忆，又在当下客观存在；既写在宪法党章报告中，又在现实经营中不知所措；既有集体经济原本的一大二公，又发生了诸多变异：

打着集体经济的旗号，干得却是股份制企业的行径，如华西村核心村民以土地和人力入股，作为原始股东享受乡镇企业分红，他们获取的这一部分收益实际上是股份收益，而不是劳动收益。

可以说，当下的集体经济已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那种经典的集体经济了。

“

新时代下，集体经济向何处走，这是一个新命题。

”

显然，以往把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对立起来的做法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经济形势，需要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

再回到华西村，如果按照华西村拿集体土地与村民集资开办一个华西集团（乡镇企业）来说，在改革大潮中，这个村子早早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富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合营公司。

在某种程度上，华西村模式是一种混合经济，这或许代表着未来集体经济发展的一条路径。

据统计，目前，全国40%左右的村成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60%左右的村是由村民委员会代行职能。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总额（不含西藏）2.86万亿元，村均493.6万元。

制度或政策总是在不断调摆，寻找最匹配、最合适形势的姿态。

可以预估，这个新型集体经济，不是传统的“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而是集体成员边界清晰、集体产权关系明确的股份合作经济。

从2017年初开始，已经对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确定集体组织成员产权。对于大多数集体经济而言，最大的资产可能是集体土地。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中国集体经济怎么“变脸”，土地问题始终围绕集体经济波动，换言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土地国有）这一所有制关系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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