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病全世界“吃药”——中国怎么办？

摘要

特朗普高唱“保护主义”，对中国挥起封杀的大棒，不过，不解决自身的问题，终是枉然；但反过来讲，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到位，中国版本也亟需升级，改革难以回避。

贸易战一波三折，舆论场忽东忽西

贸易战又有了新动向。就在国内媒体舆对“美欧联手，日欧达成自贸协定，接下来就是一致针对中国了”议论纷纷之时，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立法，将对数百种中国产商品降低关税。

如此波波折折足以让国内的众多专家学者和媒体舆论晕头转向，不断调整自己的分析预测言论和方向。

而纵观特朗普开启贸易战序幕以来，舆论这样抓不到“准星”的状况愈发凸显。

特朗普上任后，对所有的贸易都非常愤怒，因为他认为这是美国制造业被掏空、国力衰退的原因，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零和贸易”路线。先是任性地退出TPP、指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最糟糕的协定”，并扬言要对中国进行45%的关税惩罚，同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后是罕见地启用“301条款”，认定中国存在损害美国知识产权、技术革新等不合理现象时，可不经国会批准单方面对中国采取贸易惩罚措施；接着制裁中兴、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10%关税。

虽然总体来看，一招紧似一招，但过程却忽松忽紧，以致中国国内舆论也被牵着走，忽东忽西。根本上还是对贸易战的实质缺乏把握。

美国生病，全球难安

首先需要搞清楚美国为何将中国视为“靶子”。

照理，美国上世纪40年代就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其作为贸易霸主的崛起同英国颇为相似，都是军事实力保护伞之下壮大的（二次大战摧毁了欧洲力量，美国打造了全球最强军力），市场开放和贸易往来旨向制度软实力的构建，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世界建立了美元霸权，并借此确立了世界经济老大和全球领导地位。

只不过，中国凭借劳动力低成本和广阔市场优势，搭了自由贸易体系的顺风车，反倒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的“共生”模式展现出比“范式突破”更强的爆发力。

在美式全球贸易体系中，虽然美国人可以享受到更低的商品价格，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被中国稀释，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因中国式微，沦为“山姆老头”的结局是灾难性的。所以，美国瞄准中国、贸易战逐次进入刺刀见红阶段。

然而，美国如此般“遏中自救”，却难以化解真正的问题。

首先，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往往难逃“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曾用贸易战“吸星大法”，把挑战自己威严的日德多年的修为全部吸去，从此，日、德再无能力挑战美国了。

如今，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了，美国故技重施。但事实是，当年美国对日德实行大杀器，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日德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有驻兵权，他们的国家主权相对不独立。

而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在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之下，从欧洲到美国，市场都在萎缩，只有中国还在扩张，实业空心化、入不敷出的美国和中国打起贸易战来，那些依靠中国市场的国家及国际大公司难以全然和特朗普共进退。当年不离开中国不罢休的谷歌，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叩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实际上，中国完整产业体系、庞大市场很大程度上以构筑起反贸易战的“战略导弹”。因此，即便是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也是边打边拉。

其次，贸易战反市场。

全球贸易是市场经济开放、竞争、市场配置逻辑的必然要求，搞贸易保护、建“贸易小圈子”等都是逆市场经济而动，终将被市场经济浪潮淹没。

对美国来说，更糟糕的是，美国精神将因此毁于一旦。

纽约那尊自由女神像仿佛宣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而今，在“美国主义”口号下，普世价值观被撕得遍体鳞伤。

综上，特朗普高唱“保护主义”，试图“让美国再次强大”，充其量是病急乱投医，解决不了美国病症。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美国发病，全球也不得安宁，演变成世界性问题。

中国自身问题同样难以回避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走进了误区，中国是否就至臻完美了呢？

鉴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出口商品价格低廉，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被美日欧开了“小灶”——入世15年内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即中国有15年的过渡期。这样，既可把中国压在产业链的低端，又可以“有地位国”的价格轻而易举地判定“无地位国”中国“倾销”。其如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哪料到中国凭借资源禀赋优势，一飞冲天！中国成了大赢家，而西方经济体几乎全是输家。因而，15年的过渡期虽已满，但美日欧拒绝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待遇。西方以裁判自居、排斥中国，说到底，无非是捉住了中国的小辫子。

其一，中国当年为加入WTO曾做出过一系列承诺，但并未全部兑现。

中国承诺信息技术产品关税最迟于2005年取消，但固体油墨、光学透明膜黏合剂、多元件集成电路等至今还施行5%-10%不等的关税；答应所有的进口配额在2005年之前取消，但羊毛、食糖、化肥等产品仍在进口配额的审批管理之下；承诺对外资全面开放银行金融行业、传媒与影音产业，这也全都落空。

其二，中国有大量的国有经济，与主流市场经济不大吻合。

中国存在对国企的行政干预、对国企出海并购的巨额补助，而市场经济的标准之一是看权力有没有被关进笼子里，权力没关进去，关进去的必然是市场，也就形成了“鸟笼里的伪市场经济”。

其三，中国金融开放受到限制。资本账户尚未自由交易，货币可兑换程度较低。

西方不甘中国贸易的冲击，封杀中国、将中国排斥在市场经济国家之外，是反市场的、狭隘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还没有达到“自由市场标准”，有辫子被抓，就此意义，中国版本亟需升级。

中国版本升级的方向

事实上，正是由于贸易战带来的外部压力，中国也到了加快转变乃至改革的当口。

毕竟，原本，中国30多年改革形成强大的产能，超级货币大投放，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都需要中国从外部寻找解决国内问题的钥匙。

如今，外部市场受阻，中国靠外部市场化解内部问题的空间被压缩，势必会进一步在内部着力，拓展新的空间。当然，即便如此，内外兼修依然不可或缺。而不管是化解外部问题，还是内部问题，加快转变、改革已无法拖延。

这其中，首要的是实质性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中的核心命题，也是各经济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更是每个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

在理论上，市场具有自我矫正功能，作用于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利益机制和价格机制。理论模型和实践成果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但市场经济的原罪——过剩平仓，又使市场体系自身包含着反市场的力量，即政府。市场要有效地运行,不能没有政府；但政府力量的扩展,可能导致市场本身的毁灭。

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之手应该是弥补市场失灵，让无形之手管不到的、管不好的地方不出现缺位现象，而不是越俎代庖。

在历史上，中国曾把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唱得风生水起。不过，随着形势的转变，进一步发挥好“二人转”的左右，也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即向“大市场、大政府”切换。

具体来看，以下五个方面的转变不可或缺：

一是改革落地

当下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权力的调整，即权力机构更多要自我改革，比如“去产能”就是“去政府”。改革若只说不做或被层层异化，那么政策经济终将在“僵而不死”中延误治理时机。

二是平台搭建

终结地方经营城市等政府“独挡一面”的时代，推动政府从演员回归导演本职，通过搭建各种平台真正让企业唱戏。

三是寻找支点（组织）与杠杆（资本）

且不说当前自组织崛起，从人到物都在“连接一切”，揭开了重新组织化与组织创新浪潮，单是中国进入第四次金融大爆炸就可见未来资本的力量，因此，不管是刺激经济还是产业扶持，未来都将以组织为支点，以资本为杠杆，进而撬动创新发展。

四是减免税费

鉴于中国的宏观税负太高，单企业税负就高达40%，相较于房产税、营改增等盯住钱袋子，只有对企业、居民减税才能真正降成本、启动消费，比如对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加大“双创”税收优惠等。

五是增长替代

毕竟后危机时代正是新老经济交替的拐点期。“新经济”须在“阵痛期”成长以实现对于旧模式的新陈代谢，而高位不胜寒的系统性风险也需通过危机释放进而软着陆。

中国的转变、改革向来属典型的问题倒逼型，政策往往被形势拖着走。若能借着外部压力，乘势加快转变、改革的步伐，也可算是“因祸得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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