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发展大格局——全面振兴东北离不开换脑筋（深度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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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东北振兴举足轻重，各方开出各种药方，然而东北问题依旧。如今，高层提出6大要求，如何落实这些要求，离不开对东北问题的把握。

9月28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提出6个方面的要求

• 一是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

• 二是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 三是科学统筹精准施策,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

• 四是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

• 五是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

• 六是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兴成果。

近年来，东北问题举国关注、举国揪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东北振兴提出的上述要求，为东北接下来的发展指明了总体方向。然而，在具体环节上，究竟如何落实上述六大要求，还需要对东北问题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从而针对性地把上述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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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曾经的辉煌

毋庸置疑，历史上的东北当属全国城市的“老大哥”。

地缘及资源优势使得东北开发较早。

东、北、西三面与朝鲜、苏联、蒙古相邻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丰富的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优势决定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顺势带动该地区的开发。

如，1898年俄国建造了东北最早的两条铁路——“满洲里－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哈尔滨－大连”的南满铁路；1905年，日本在东北建筑了两条窄轨铁路——“安东－沈阳”、“沈阳－新民”；1911年，日本又在东北边境建成鸭绿江大桥（安东－朝鲜新义州）。交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脉，交通网络形成后，东北逐步从小农社会向工业和城市化转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东北工业全面崛起。

20年代中期，奉系军阀张氏父子推行“新政”，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到1931年，资源型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增加至59.3%，要知道整个中国2003年工业比重才达到57.5%。

1932-1945年间，由于日本幕后主持下的伪满当局苦心经营，加上二战后期日本害怕盟军轰炸本土，把几乎所有的工业设施迁到了东北，促使东北的重工业体系更上一层楼，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66%的水泥、95%的机械，工业体量竟超过了日本本土，雄居亚洲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被塑成全国重工业中心。

良好的经济基础使得东北成为新政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抓手，鞍钢、大庆油田、一汽集团等一大批国企云集，成就了新中国第一炉钢、第一吨油、第一辆汽车、第一台车床……

历经20年的发展，东三省建立起涵盖钢铁、化工、飞机等重大工业项目的全面工业体系，占到中国重化工业份额的90%，“工业摇篮”、“全国重工业中心”的名号实至名归。资源型产业基础及国企“长子”等“光环”缔造了东北辉煌。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以后“光环”逐渐褪色，以至发展到后来成为东北经济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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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病症缠身？

从1978年东北在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占了四席，到2000年前后就被甩出这个榜单，东北如今不但早无往日的光鲜，还成了“困难户”。而自2003年“振兴东北”提出迄今已15年，东北经济非但未能扭转颓势“雄风再起”，反而每况愈下，甚至是“一落千丈”，东北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当前关于东北经济“塌陷”总体上有十大理由：

一、历史原因

计划经济时代，作为重工业基地、资源重地与天下粮仓，东北“惨遭”三大“剪刀差”,即 “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利益分配倒挂长期存在所形成的工业与农业剪刀差、重工业与轻工业“剪刀差”、资源要素与工业产成品“剪刀差”。

计划经济时期，生产机床、汽车、飞机、发电设备、重型冶金、矿山装备的辽宁，上缴中央税收竟然和主要生产轻工业品的上海相差不多。截至2015年，仅大庆油田便累计为国家贡献利税2.6万亿元。一言以蔽之，东北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积累最少，包袱最重。

二、产业结构极度失衡

东北经济两极化非常显著，重工业与农业（如黑龙江一产占比17.5%）占比极大，第三产业相对严重滞后，这种结构性“缺陷”一直被短缺经济所掩盖，一旦进入过剩年代，经济增长动力要从投资切换到内需，立马原形毕露，且积重难返。

三、体制问题

东北不兴，最受诟病的是体制机制。东北计划经济思维浓重，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体制机制僵化，东北人甚至被喻为“全国最贪恋体制的动物”，侧面证明权力“寻租”挤占市场经济空间，创业、创新缺乏土壤与环境，民营经济欠发达。

四、政策经济权重大

一方面东北国有经济权重大，大国企、大央企比比皆是，更容易受制于国家政策导向，另一方面东北都是大项目，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地方一般习惯于强政府、大政府模式，因此，中国模式核心：政府与市场“二人转”，在“二人转”的发源地反而未能发扬光大，变成政府“独角戏”，最终撑不下去。

五、地缘与气候限制

近年来，随着中国强势崛起，与周边摩擦不断，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东北地区时常笼罩在“战争”阴云下，深受“经济制裁”和安全威胁之累，导致其既无法利用邻国作为广阔经济腹地，又因地缘政治敏感而难以吸引外资。

此外，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东北气候独一份，“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全球其他国家，人口大于100万的城市，冬季气温低于或等于长春的，只有俄国流放犯人的新西伯利亚和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像东北这么冷的地方放在其他国家，基本是无人区。但由于东北夏季温度又比这些地方高，高到足够养活大多数农作物，农业社会人口分布与粮食产量高度相关，以致于东北人口长期居高不下。20世纪中叶至今，东北人口始终占全国1/10，实际上是农业时代超高人口的自然延续，也导致东北看似资源充沛，实则人均资源占有量可怜，难以支撑后续发展。

六、人的问题

目前，“黑”东北人几乎成为网舆的“政治正确”，东北人被贴上“做人不踏实、做事不靠谱”的标签，但凡有点风吹草动，评论区必然被嘲讽东北人的“地图炮”攻陷。东北天寒地冻，生存环境艰苦，原本土著不多，多数是“闯关东”的北方“盲流”，土匪文化与农村文化占据主导，解放后“官场文化”盛极一时，加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文化的引入，东北文化本质上是以上几种文化的杂糅，因此，东北搞不好往往被认为是因为“这届人民不行”。

七、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

经济结构变了，需要的地理要素就变了。中国工业化高潮期，势必倚重东北的产业与资源，而进入后工业化，发展第三产业东部沿海地区更具优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根据产业结构要素的自由流动，东北人口大幅减少与投资不过山海关是吻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趋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东北人口净流出18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中高端人才，与精英一起流失还有资金，加剧了东北衰败。

八、央企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东三省都是央企大省，央企数量多、领域广、块头大、投资多。可谓是无处不在，地位举足轻重，多在关键行业掌握绝对资源，有的城市就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城市，对地方经济而言，既能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同时也面临“条块分割”导致的央地争利，央地融合的交易成本巨大。

九、国企改革停滞不前

东北国企改革“起了个大早”，却陷入停滞，央企、国企厂办大集体多、企业办社会问题严重，地方无法主导央（国）企改革，却不得不承接一些改革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仅“三供一业”移交便让地方难以承受，财政负担沉重。

十、偏态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总量上，东北仍属资源大区，石油、煤炭、矿产资源等支撑了东北经济的半壁江山，然而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大庆石油产量曾连年稳定在5000万吨以上，油都是自喷，如今采一吨油多半是水，大庆每年减产150万吨，就拉低了黑龙江全省工业增加值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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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算不清的帐？

针对以上“弊病”，大家纷纷开出了“药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路径依赖型。既然东北是靠国家政策倾斜发展起来的，就应延续“投资拉动”模式，失血的东北需要国家继续加大投资“满血复活”；二是缺什么补什么，第三产业不发达，那就重点补课，大力发展三产；三是自由释放活力。东北啥也不缺，就缺体制，打破体制枷锁的唯一出路，便是充分自由，全面放开，让东北自己“打出一个新世界”。

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分析，貌似都是事实，各自有理，但实为盲人摸象，局部真理沦为“合成谬误”，相应的应对之策，自然也难以破解东北困局。东北问题往往需跳出东北来看。

换个角度，如果说经济奇迹般崛起展现着中国无以伦比的先进性与正面性，那么东北当下的滞后与困境则体现着这个国家无法抹去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包袱。

对于东北的境况，东北人中间有一种抱怨，认为如今东北的落后是当年对全国输血过多造成的，是为了补贴全国“被牺牲”、“被掏空”了。

想当年，作为老工业基地、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东北曾经创造了令人艳羡的辉煌。以沈阳、哈尔滨为中心的机床、电机生产基地，以抚顺、阜新、大庆为代表的能源和矿产基地，国内高水平的军事工业和教育基地，我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构成了1949年后东北工业的辉煌图景。

除了这些饱含荣光的名号，东北创造出的产值也堪称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上世纪70年代末，单是辽宁一省，其生产总值列全国第4位，工业产值几乎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和资产约占全国的1/10；上世纪80年代，辽宁经济总量是广东的2倍，与江苏、山东大体相当。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东北逐渐下坠、落寞。这种转变被归因为，东北的产品和资源长期被平价调运甚至无偿捐助，导致东北缺乏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技术进步。

然而，历史的帐是算不清的。再进一步追溯，东北曾经的那份辉煌原本就是独享建国后国家不遗余力的政策倾斜的结果。

“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高达52个项目被部署在东北，北大荒屯垦、大庆石油大会战等，也都不是单靠东北一域之力来完成的，而是调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来支援。

如此一来，要算后面的帐就不能无视前面的帐。但不管怎么说，沿着这样算历史帐的思路，既无益于看清东北问题的实质，东北困境也无从得解。

相对而言，上述对东北问题的分析归纳显然更具有建设性。而针对东北问题，还有专家很早以前就直言，“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而这样有如“万能药”似的大而化之的观点无处不在。

问题是，东北靠什么改变上述局面，拿什么思想解放？毕竟，在市场经济涤荡中国近四十年，劳动用工早已普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前几年员工子女接班还如奇葩般在东北的一些国企中得以保留，即便是今天也会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存在，进入体制内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有关系找关系，没关系没出息”，对于这样的地方，改变简直就是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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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东北问题的驱动力外部重于内部

其实，破解东北难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东北自身。这是由东北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首先，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天然地缺乏变革的内生动力。

从夏商到秦汉时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但自东汉开始，频繁的战乱以及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南方自然环境的优越性不断显现，导致人口逐步向南迁移，经济中心随之南移，至两宋时期南方终于取代北方成为经济中心。

不过，由于元、明、清及北洋政府和新中国都定都在北方，因此政治中心仍留在北方。这一区域格局使得南方和北方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南方呈现出经济驱动的特征，而北方则呈现政治驱动的特，“北方出当官的，南方出经商的”、“北方人重官场，南方人重市场”、“南方路边多广告，北方街头多口号”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南北不同发展倾向、动力的写照。

南方以经济为中心的特征使得其变化更多地反映经济规律，经济上的风吹草动往往带来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造就了南方相对开放的经济社会系统，特别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更是助涨了南方热衷于求新求变的热情。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历次的变化和革命大都起源于南方，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南昌起义以及国共合作的“北伐运动”等，而北方则多是落于被动变革的命运。

其关键就在于北方重在政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意识淡薄，若没有政治上的变化，经济也缺乏变革的诱因和动力。而经济思想的保守落后注定了北方难以引领社会的发展变革，总体上只能处于被引领的位置，代表历史的结果。

当然，这里主要论述的是经济思想上由南至北的变化规律，并不否认政治上还存在由北至南的规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南北分裂时，通常最后是北方统一南方，这也是由北方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决定的。但总体上，自近代经济在社会中的权重上升，南方往往担当着历史变局的起点角色，而北方则是变局的“终点”，北方经济社会的变化更有赖于外部世界的碰撞、冲击。

这一特性在东北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东夷人到渤海国，直至满清以“龙兴之地”封禁东北，作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发祥地和主要活动场所，东北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几乎等同于蛮荒之地，其风云变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乃至南方的牵引。

随着勃兴于此的几大少数民族一波波向南涌去，或融入汉文明或消退，东北也一次次历经着从喧嚣到落寞的回归。直到上世纪20年代后中期，东北竟然一跃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经济繁荣，工业化水平一度超过长江流域，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列强虎视眈眈的肥肉。

从面上看，确实是张作霖实行“整军精武，励精图治”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之功，但从更深刻的历史背景来看，东北之变本质上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尽管辛亥革命本身在东北惨遭失败，但辛亥革命不但颠覆了全国政治大格局，而且张作霖的奉系政权就是发迹于辛亥革命，始自南方的变局以及来自于南方的种种压力最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东北变了个模样。

至于建国初期东北在全国经济中显赫一时的地位，显然也是受惠于特定历史时段国策的眷顾。而纵观东北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东北的起落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发展大格局的更迭变换，“东北是中国历史的后院”深刻地道出了东北的宿命。

当其他省市都已走远，东三省仍然步履蹒跚地拖在后面，像个长长的“影子”，是中国“一骑绝尘”留给世人的最后“背影”。即便正面再光鲜亮丽，落寞的“背影”依然影响着国家真正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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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局，换脑筋，换标准

鉴此，破解东北难题，全面振兴东北只能从根上着手。东北的衰退根本上是内部缺乏变革的动力，外部又缺少变革的诱因造成的。而对于东北这样一个凡事讲政治、拉关系如家常便饭，缺乏经济思想和竞争意识的地方，指望其从内部衍生出变革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外部大格局的变化和推动，才能让东北经济再次“逢春”。

据此而言，高层再次聚焦东北将开启东北变化的序幕。而要落实6大要求，东北经济更深层次的变革能量并不在东北内部，而是要靠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加快推进来引爆。事实上，东北在这方面无疑有更大的空间。一旦全国性的市场深化形成洪流，东北势必再次迈上转变的轨道。

基于此，解决东北问题的化解还离不开大的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前者两大主题：换真理标准（从“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是硬道理。后者也将有两大主题：“换真理标准”（既要青山绿水，也要金山银山）、协调是硬道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力挽狂澜的一次会议，所以强调发展、放权，时隔40年后，经济大发展，社会问题却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整个国家不得不从放到收，全面整治官场腐败即为明证，

十九届三中全会将重点放在“协调”上来，此次6大要求中也特别强调了“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这也意味着协调是硬道理，是重中之重，意味着东北的未来更要围绕六大要求，换脑筋，进行“改治”，不是简单的结构调整，而是关系重塑，即经济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等各种关系全方位地和谐发展。

（备注：对于协调的重要性，其实早在今年五月，本公众号发布的《“救活”东北要“换脑子”》中已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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