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改革看似后退？

Original 王德培福卡智库 2022-06-10

导读

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将呈现出既有市场经济继续深化的特征，又有用政府去勾兑市场，用政府收拢去对冲市场，消除市场化改革中的“毒瘤”的一面。

1978年渐行渐远，然而，对1978年的怀念却意犹未尽。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虽然已经进行了总结定调，然而，依然有诸多困惑萦绕人们心头。

那么，“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上半场的主题词

总体上，不管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还是“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释放的信号，都指向一个方向，即，眼下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更不会死亡。但是，改革势必不同于1978年，而是换了面目。

之前中国改革以放权、创新为关键词。

1978年是全面改革开放的起点，封闭的计划经济被打破，市场经济萌动，个体户、“小猫经济”集中爆发，农村生产队也有了自主权，农民有了经营自留地、搞家庭副业、从事集市贸易的自由，而有的生产主体利用已经松动的政治氛围走得更远，甚至开始进出口贸易；

1992年“画圈”是坚定市场化改革信心，涌现了“扔掉铁饭碗”的下海潮，站在市场经济整体形态的维度考量，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企业家阶层开始走向市场舞台，陈东升、郭广昌、冯仑、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都是92派“士商”的代表；

2001年入世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中国企业炼成“低成本、低价强攻”的生意经而行商天下，同时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并且这一阶段互联网浪潮席卷国内，从四大门户到搜索再到社交化网络，网易、搜狐、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先后崛起；

2013年自贸区改革是使贸易制度和规则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变正面清单为负面清单，大大拓宽了企业准入和业务创新的空间，发展转口贸易、离岸贸易意味着自贸区将在产融结合、贸易金融、航运金融方面开辟新径等。

可见，改革上半场的基本精神是松绑、革新。

以“释放”、创新为主题词的前一轮改革确实释放了生产力。

在这激荡四十年里，中国的名义GDP翻了200多倍，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产业从无到有，笔尖钢、移动互联网、脑科学等领域赶英超美，可圈可点之处数不胜数，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远方的江河工程与高原“天路”，一直延伸至头顶星空。

改革上半场积留的问题

但是，这种以放为主的市场化改革也产生了一些社会无法消化、无法承载的后果。

首先，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泡沫和过剩。

市场化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的开拓、经济扩张预期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建设冲动，致使生产规模的雪球越滚越大，现在不仅钢铁、水泥、煤炭、房地产等产业要经历挤泡沫的阵痛，而且连碳纤维、多晶硅、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患上了“过剩症”，新旧动能接不上，经济只好由高速增长转向盘整。

其次，加剧了贫富分化。

体制转轨期各种劳动、税收制度的漏洞以及官商寻租空间、廉价劳动力、优惠政策都赐予了某些经济精英丰厚的“制度红利”，加上市场经济依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造成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效应，成就了一批富豪，无门路、无资源、无技术的底层民众却愈来愈贫穷。

中国首富的更迭基本上踏着改革逐次深入的步伐——乡镇企业崛起，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成为首富；互联网兴起，网易丁磊一飞冲天；对接国际产业链，张茵家族、梁稳根、王传福出场。

铁打的土豪，流水的首富，在首富轮岗之中，中国底端25%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占比从18%降至1%。相应地，1%富人家庭财产占比却从2.5%飙升至33.3%。社会被严重割裂。

更严峻的是，放开过度、创新过度还冲击社会维稳边界。

泡沫堆积、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本身就时刻触动着大众敏感的神经，极易激起民粹主义情绪，一些创新还“节外生枝”，引起社会紊乱。

借款5000元滚成百万巨债，校园贷变“校园害”，90后团伙利用蚂蚁花呗升“星星”进行诈骗，21岁空姐深夜惨死网约车等。

民怨集聚，混乱与部分领域失序接踵而来。

改革下半场市场与政府同发力

市场失衡，群魔乱舞，意味着放任式经济走到了头。

其实，在中国向前发展的力量中，除了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主体就是政府。

曾经，“市场化改革”这五个字在中国一部分人心中，已经成为类似于信仰的神之存在，但如今，市场化放权也显露出了其缺陷，政府的作为空间再次凸显，一度趋软的政府力量再度趋强。

房地产调控不等不看，从快从严；为规避“一放就乱”，地铁项目、保险牌照审批收紧；为保证有效供给，融资条件继续紧缩；为遏制网贷“雷潮”，沪穗深苏紧急出手，严禁高管失联、网站关闭、运营停止；为防诈骗、防风险，央妈下死命令，所有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为营造一个清朗的打车市场，从准入门槛到法规执行，全国多地严监管网约车……

“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本就是中国模式，即便是“市场化放开大放异彩”之时，政府的力量也没有完全退场，只是相对弱化；现今，市场化改革在部分领域出现失衡，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政府力量强化。

于是，当下出现了政府收权与市场放权并行、相互勾兑的局面。

本以为改革就是放开、就是做加法，可现在政府又去收拢、宏调的举措又多起来，市场活动的空间不是按原来设想的拓展轨道在扩大，而是相对收窄了，民众难免会误认为眼下的状态是在破坏前期的改革成果。

而实际上，简单地一放了之的市场化改革若一如既往地向前走，恐将累积更多的问题，制造更多隐患，基于此，政府管制不仅不是破坏前期的改革成果，反倒是巩固改革的历史成果。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将呈现出既有市场经济继续深化的特征，又有用政府去勾兑市场，用政府收拢去对冲市场，消除市场化改革中的“毒瘤”的一面。

换言之，今后的改革开放进程将是“大政府+大市场”共同发力。

再造新经济社会环境

当然，在此过程中，强政府现身，难免让人们感觉“市场化改革销声匿迹了”、“没改革了”。

但实际上，强政府本身也是在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对冲市场失灵的题中之意。

只是，如何拿捏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边界，将影响两者共同发挥有效作用的空间。

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言，大政府+大市场的核心要义在于再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其根本要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既要促进创新活跃，又要有规则跟进；去除特殊，公平竞争；服务归位，激发活力；多元包容，创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