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你想要怎样的城市生活？

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里面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究竟是人类驯化小麦还是小麦驯化人类？

智人原本靠着狩猎和采集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直到大约1万年前，才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培育小麦。

而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全球许多地方的人类都开始种起小麦。种小麦可不容易，选定田地，清理石头，除草，驱虫，浇水，施肥，还得守护它避免遭到其他动物的毒手。从早到晚忙着服侍小麦就已经焦头烂额。

农业活动得花上大把时间，人类就只能被迫永久定居在麦田旁边，小麦们却越活越舒服。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驯化”（domesticate）一词来自拉丁文“domus”，意思就是“房子”，但现在关在房子里的可不是小麦，而是智人。所以智人在不知不觉间被小麦“驯化”了。

智人被小麦驯化后，抛弃了原有的采集生活方式，人类开始群居生活，逐渐有了城镇。

城市与瘟疫

随着人口增长、贸易扩张和集聚程度提高，人类进入成规模、有组织、人口密集的城市社会。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 的《城市的胜利》认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加集约，更有创新活力，也让社会保持流动性。

但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改变了我们早已熟悉的城市。原来我们生存的空间，竟如此危机四伏。

高密度的人口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加速了病毒的漫延；繁华的商业设施成了避之不及的病毒窝源；垂直叠加的社区让一根下水管道和一个电梯按钮都有可能形成传染的途径。原本大城市的优势成了病毒加速发展的温床。

自从人类文明和城市诞生以来，发生过的重大疫情几乎都与城市和聚落相关，越发达的城市传播病毒越是凶猛。

雅典大瘟疫

当古希腊进入了城邦时代，地中海周围人口密集的城邦，比如雅典，就首先品尝了大流行病的苦果。

雅典大瘟疫大约爆发于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和大量农村流亡人口逃入雅典城内的状况，使得雅典成为了病毒的培养皿。病毒从农村被带入雅典，又在雅典城内迅速传播。

这次大瘟疫几乎摧毁了希腊城邦，导致半数以上的古希腊人死亡。在战争与瘟疫的双重夹击下，曾经辉煌的雅典，就此告别了黄金时代，而且再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繁荣。

查士丁尼大瘟疫

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则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

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全世界范围内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是整个欧洲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而君士坦丁堡扼守海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有很多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队、船队在此聚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据考，这次疫情来源于亚洲内陆地区，其病原体随着商人沿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东罗马帝国。

公元542年，瘟疫首先从君士坦丁堡爆发，随后迅速往西横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这次鼠疫最严重的时候每天会有上万人死亡。病毒快速导致君士坦丁堡40%的居民死亡。之后这次瘟疫又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最后使1/4的东罗马帝国人口死于鼠疫。据估计查士丁尼大瘟疫共使全世界1亿人丧生，公元541年至700年间的欧洲人口因此减少了约50%。

黑死病

该病首先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之后扩散到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其中，意大利的工商和文化重镇佛罗伦萨损失惨重，城中80%的居民死亡。

染此病者身上多有黑色斑点，且疾病死亡率极高，因此此病得名为“黑死病”。1347年至1353年间，黑死病夺去了欧洲2500万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让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40岁骤减到20岁。

时间回到现在，今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大城市脆弱的一面也暴露了出来。

美国纽约，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等都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

我们一直以为大城市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会更安全，但是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才发现，医疗资源根本不够用。只有强势的控制和隔离，能给我们一些的安全感。

20世纪初，人们曾一度认为，随着人类医学的进步、全球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大流行病正在离人类渐行渐远，而全世界却一起迎来了西班牙大流感。

而进入21世纪，当病毒学、免疫学、基因工程等学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尤瓦尔·赫拉利，在他《未来简史》中，信誓旦旦地说：

疫苗的出现，让瘟疫逐渐远离了我们；黑死病和天花之类的大规模爆发事件，几乎不再可能出现了。当年的SARS，全球的死亡人数不到1000。埃博拉虽然导致了11000人死亡，但被控制在了西非范围内。

没想到我们却迎来的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肆虐。

病毒和细菌，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形式，始终遍布于每个角落，并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类。据说地球每平方米的空间，就有着8亿个病毒，而且，它们还在一刻不停地复制和变异着。

有数据显示，过去33年里，全球爆发疫情1.2万多次，疾病种类多达超过200种。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恐怕从来都没有这样频繁、密集地出现过疫情。

一方面是人类城镇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群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医学的进步的同时，病毒的变异也更加强大。

在现代医学成熟之前，空间才是对抗瘟疫的主要手段。在没有抗生素、不知道微生物的时代，人们也只能靠搞好卫生、保持距离，以减少发病的可能。

卫生问题是建设一座城市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保证个人安全和舒适的空间以减少疾病的传播，也是建筑的职责。

现在的大城市无疑是经济的发动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集中的商业聚集。但经济繁荣的背后容易忽视城市健康的架构和看似用处不大的城市公共卫生设计。

过去对于城市的设想，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赖特的“广亩城市”等，都保留了出于卫生上的距离的考虑，对城市密度和环境的控制都能够让每个人享有足够的个人空间。

只是现在的城市发展，更加注重经济效益。

19世纪末的香港华人住宅区正是由于在规划用地时，无视公共卫生状况，狭隘地着眼土地利益，才又一次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鼠疫大流行。

根据联合国数据，在2008年，人类历史上住在城市里的人第一次多过生活在农村的人。到2050年，全球70%以上的人将生活在城市里。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城市，更拥挤的人群。

经过这一次疫情，也许我们会重新思考些什么。会考虑把更多资金投入在医疗卫生等公共保障设施建设上。会考虑如何更加科学、合理规划和建设城市。

疫情后你更想去哪里生活

今年的疫情会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次挫折，它虽然不会阻止城市化进程，但却可能修正一些方向。即使依旧效益为先，但对于公共卫生应该还是会留有余地，或者提升其重要性。疫情面前，生命至上，原来重视的一切都要为生命让路。

我们城市目前的发展方向，是在推高人口聚集、提高开发强度，用规模带动繁荣。这些在资源利用上来看确实是对的，但同时也是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地震、瘟疫、火灾、风暴、战争等），是否会使受灾的普通人更加困难。

而温室效应的加剧，环境的恶化，隐藏着更多潜在的灾难。

也许找个低密度的城郊，比住在高密度的市中心更踏实。

但大城市的矛盾并不止于快速增长的人口数和城市规划能力的矛盾，更在于我们想要大城市的便利，资源，收益和体面与大城市给予的压力，拥堵，空气差，高房价，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

疫情后，你更想去哪里生活？还会想呆在大城市吗？

也许是被疫情吓到了，也许只是疫情的“长假”给予了大家更多思考的时间，也许是被疫情摧毁了事业的创业者，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动摇。

大城市看起来光鲜靓丽，但是想要的东西，很多人拼劲全力也未必得偿夙愿，确实让人矛盾。

从表面上看，高房价、雾霾、拥堵、通勤时间太长这些大城市病确实让人苦恼，而小城市慢节奏、低压力的氛围更适合生活，但就像人年轻的时候穿衣讲版型，年老讲材质一样，城市与人生的阶段和追求也有着不同的匹配。

我想疫情后大部分年轻人可能看到城市恢复往日的热闹还是会想在大城市奋斗，毕竟有更便利的生活环境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虽然城市化不会停止，还会更加聚集，但是现在网络与供应链的发展，给予我们更多的选择空间。

可以网上办公，网上购物，网上教育。只要有网依旧可以连接世界，可以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加上众多自由职业崛起，在小地方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而且当代的年轻人对成功的定义理解已经有所变化，功成名就也不是也并非大家的对人生意义的共识。

最近有个90后杭州小伙，放弃4、5万月薪设计师工作，去跑外卖。大概是被甲方给摧残坏了，他现在觉得跑外卖非常快乐，甚至还找到了跑外卖的好处“脂肪肝都跑没了”。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繁华，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闲适。大城市机会多，小地方未必没出路。

牛顿曾经为了躲避瘟疫回到了乡下，太多时间用于思考，后来被一颗苹果砸到，反而开始了研究和创作生涯的高峰。

结语

疫情带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孤独的具象化。本来大家置身热闹中，孤独感没有那么强烈。直到被疫情流放，想要去上学想要去工作，想要感受烟火气。

但孤独大部分时候是人生常态，最怕的其实是空虚。疫情把很多人从忙碌中抽离出来，时间一长反而觉得空落落的。

城市的矛盾一直存在，可能还会更加矛盾。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至于去哪就可以跟着心走，吾心安处即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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