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峰：给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建议 | 头条
在五年前，我曾经提出是五条绳索捆绑住了我们的孩子，那五条绳索分别是：功利主义、专制主义、科学主义、训练主义和技术主义。五年后，这些绳索并没有松绑的迹象。教师同样地受累于各种捆绑，青年教师最不缺乏工作热情，却也最容易在现实中碰壁。
很多人都是经历挫折之后才开始思索。其实，教育的问题，无非是那么几点，每一位教师曾经都思考过，只不过有些人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忘记了、麻木了，甚至从受害者反过来成为加害者。当然也有人不甘心就此随波逐流，还想追求自己的教育梦。
我便试图从教育的理想、教师的专业发展、课堂教学、日常教研、师生关系和业余爱好等几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和做法，与青年朋友共勉。
教师这个职业，应该是最幸福的职业。我从教快半个世纪了，直至今日，还在第一线：上课，讲座，出题，批作文，接待家长，与学生一起进行文化行走。这是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教师责任的重大和教育工作的乐趣，作为一个教师，我感到幸福。
青年教师面对工作上的千头万绪，往往觉得无力应对，于是艳羡于老教师的驾轻就熟，急于得到最实用的具体指导来提高自己的能力。他们常常忘记了青年人原本就拥有一样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教育理想。
理想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有些人在寻寻觅觅中不知不觉丢了动力，忘记了自己的初衷。能力总有养成的机会，但没了动力，将会失魂落魄、不知所措了。
教育直接作用于人之精神，是最敏感的事业。每个人成长之后，都会不自觉地回头反思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如何塑造自己的，因此更会加倍地关心眼下自己的孩子在接受着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教育的理想和憧憬。这就是为什么教育会与医疗、住房这样的民生问题并列于风口浪尖，成为舆情重点关注的对象。
但是，即使人人心中多少都有个教育梦，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实现的。
身为教师，拥有一方讲台，是最接近梦的平台。所以，不要小觑自己的力量。对于一般人来说，理想或许是奢侈品，而对一个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来说，理想应该是必需品。
讲一个曾经让我感动的教育故事。虽然关乎教育，背景却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一个博物馆里，一位讲解员和一个游客的故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批赴朝志愿军休假回国，其中有一个叫王序的军人，对历史有点兴趣，便独自去北京历史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他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解说员。虽然游客只有这么一个小伙子，老人的讲解仍然那么认真、细致，又那么生动丰富。光一个柜子里摆的十几面唐朝铜镜，他整整讲了一天。
王序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于是两个人相约明天再来。第二天王序果然又来了，又听了一天。于是又有了第三天、第四天……本来打算用一个小时结束的参观，居然持续了整整一星期。
直到分手的时候，王序终于忍不住问这位一直陪着自己的博学老先生的名字。讲解员的名字让王序大吃一惊——沈从文。
原来，经过数次运动，这时候的沈从文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也无法在大学教书了。一代大师“沦落”在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岗位，在彻底与“职称”“评级”无缘的情形下，他也没有放弃教师的角色和使命。
后来的故事是，这位小伙子在沈先生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博研究的道路。王序一直到老年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他和沈先生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幕。而沈从文留下的许多著作资料，便是王序帮助编辑整理的。
这是一个教育创造的奇迹，这个故事让人温暖。在教育被人遗忘的特殊时代，依然有人把教育当作信仰一样在坚持。因为这次奇遇，王序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而沈从文在最寂寞苦闷的时候，得到这样一位助手，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学术生命找到了延续的希望。这是两个人共同的幸福。这种幸福，只有有教育追求的人才有资格享受。
这就是教育理想。
然而，理想容易在现实中沦陷。因为我们有许多的身不由己。在很多具体琐碎的工作中，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往往感觉没有人在乎他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在评级的时候，所谓“灵魂工程师”的任务是按着标准图纸来“设计”的，不问什么理想。今天有些人甚至提出，要教师去神圣化，要把教师看成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他们认为教师只不过是依托于学校，出卖教育服务的人而已。作为孔夫子的继承者，我们自己如果也这样甘于卑微，那才是国家民族最大的不幸。
有理想，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就像天空中有了的北极星，路虽然还是那么遥远，它却可以陪伴你高高兴兴地走下去，走过最远的路。
从2011年起在中小学教师职称中增加了正高级，这意味着中小学教师也能评教授了。这条新闻，很是被热议了一阵。有人怀疑，中小学教师能达到教授的水准？认为中小学生没必要由“教授”来教。
其实，就在距离我们不远的民国时代，中小学教师还曾和许多大师的名字连在一起。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方光焘、丰子恺、夏丏尊……当年同在白马湖春晖中学做教员，今天看他们的名字，岂止是“教授”而已？弘一法师李叔同，其道德学问可做一代宗师，当时也曾在中学任教，教的还是“副科”：美术和音乐。
在这群星璀璨的名字面前，我们应当感觉到，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之路没有尽头。实际上，就是在今天，基础教育岗位依然不乏高人，应该能出大师。那些因为做了中小学教师，就自轻自贱，满足于“小儿科”，甘于碌碌的人，是应当有愧的。
有一个在中小学教师岗位上铸成国学大师的榜样——钱穆，他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乡村小学教师，这份工作他整整干了十年。直到1953年，身在台湾、年近古稀的钱穆还难以忘怀。在回忆这段难忘的中小学教师生涯时，他动情地说道：
“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不过，在专业修炼的路上，除了勤奋精进的志向之外，还需要思考判断的眼光、独立的精神。
今天的许多青年教师朋友并不是不重视学习充电，而是每天疲于应付各种学习、培训、检查、展示、科研……从长远发展眼光来看，这些疲于奔命的应付，对于专业发展毫无意义。那些叫大家终日惶惶、殚精竭虑的，并非真正的经典和知识，不过是某些人的观点，其中的大部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减少，乃至不剩分毫。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我们永远需要读书，但是我们读书时也要擦亮眼睛。
曾有教育机构要我给青年教师开“成长书单”。我以为每个人兴趣、风格不同，程度、水平也不同，不会有包治百病的方子。但在大方向上，我还是对青年教师的读书提一点建议。
总的原则就是：“不靠教参，多读原典，夯实基础，敢于怀疑”。
我建议教师少读教参、不依靠教参，就如同建议学生少看教辅，道理是一样的。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并不是要故意离经叛道，也不是对教参编辑的不敬。教参本来也是费了力气编写出来的，收集了不少材料，确实值得作为“参考”。但问题是有些教师把“教参”当成了依赖的靠山，只是照本宣科，这就有问题了。
教师对于专业上的疑难问题，应该回到原点，找到原著，看看文章和作者的本来面目究竟怎样。现在对一些课文的理解往往是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皆教参之弊也。
所以，要有独到的眼光和思想，首先需要夯实自己的“底座”。这就是教师的学问基础！
对语文教师来说，人物掌故，音韵训诂，历史、政治、哲学甚至科学上的重要的思想，都是“底座”的组成部分。
对中小学教师来说，最好还要有“几门杂学”作“底座”。最好的知识结构是“一专多能”。
夏丏尊提起李叔同时，曾经这样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其实，李先生的学养还不仅于此，他深谙博物学、金石学，佛学修养更是深厚。正是这种种的“多能”，形成了这种“后光”，才撑起了他的“一专”，使得他所教的音乐美术“副科”取得了超越语数外“主科”的地位。
怀疑精神，就是独立的精神，就是钻研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在知识更替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我们今天教给学生的具体知识，到了将来，未必还是真理。而一个教师真正能留给学生的，是找寻知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老师好学不倦，刻苦钻研，敢于怀疑，善于创新，必然能影响学生。学生保持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读书习惯、独立思考的习惯，将来不管世界再怎么变迁，都能够受用终身。这样的人，有一个完善健全的人格：既不会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也不会迂腐顽固；既不会浅薄庸俗，也不会脱离实际。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才，能如此从教的教师，才是我们需要的人之师表。
我曾走访过几个先进国家，了解那里的母语教育。有一句话概括他们成功的秘诀，那便是“得法在课内，得益于课外”。
比如美国高中阅读教育，教师不重课堂“讲解”，而重视学生自己阅读。
教师在课堂上布置从第几页看到第几页，下一次上课时，大家便对读过的内容进行讨论，老师也参与其中。凡没有读过的学生便无话可说，所以学生必然会自觉去阅读。如此，学生在两三个星期内就能看完二三百页的书。这样一学期，每个同学平均能读完五六本书。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高中三年，他们将积累二三十本书，打下了扎实的人文基础，这是他们的本钱。
在这个过程中，课堂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强化了。教师必须高屋建瓴，对学生所读的书了如指掌，有自己的研究，能针对性地提出有高度有深度的观点，从而点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而不使阅读走过场。
反观我们的母语教育，教师在课堂上无休止地讲解，把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观点灌输给学生，结果是高中三年，学生几乎都是围绕着知识点的考试进行，囫囵吞枣，一本书都没有好好读过。
我认为教学就是要通过教师的点燃、激发、引导、督促，让学生自己去读书，自己学会读书，自己喜欢读书。这样说，绝没有忽视教师课堂教育的作用，恰恰相反，是加重了教师课堂的责任。
请注意“点燃、激发、引导、督促”这几个字。
也许大环境还不允许我们的学生像美国的高中生那样可以“抛开”课本，进行大量的深度的阅读，但充分利用好四十五分钟，以点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应该做到的。所以，下面所谈的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课堂教育的建议。
众所周知，课堂是教师的主阵地，三尺讲台就是教师的生命舞台。作为教师，永远要懂得敬畏讲台。我从教四十余年，有些课文已上了很多次，也曾有不少课被评为“优秀”“示范”，作为样板被人学习。但是直到今天，每次上讲台前，我都要重新阅读，查阅新的资料，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做足准备，才有底气去面对学生。
对于课堂教学我也曾写过一些心得，也出过书。我以为最紧要的，不是具体的讲课技巧，而是教师本身的根底以及对课文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如此珍贵的课堂，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少，我们不应该把课堂变成花里胡哨的浮夸表演或者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近来常见一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课堂，用华丽的多媒体、云教室，动辄投资几十或上百万，似乎砸下钱去买来设备就能提高教学质量了。更多的是繁琐的评课指标。有一次去听课，教育局有关领导给每个评课人一张单子，上面一条一条细细地写着项目：引入怎么样，承接怎么样，学生讨论怎么样，课件效果怎么样……把一堂课割裂成无数个点。这也就难怪校方和教师都千方百计地“作秀”，以满足这些“指标”了。现在上海更有不少学校试点让iPad进课堂，如果这些设备能很好地为“人”所用，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一味追求技术新巧，便会本末倒置，结果是课上各种高科技武器光鲜夺目，学生却所获无几。
如今时髦的“对话理论”“启发式教学”，本是很好的思想，但一旦极端化就会出问题。实实在在去读书、讲授，还是应该占应有的分量。尤其是文科科目，没有一定的积淀，谈何创造？
教无定法，课堂最忌模式化。教师的个性魅力是知识的最好“包装”。所以，课堂一定要自己来开发。应当在“我的课堂”中，把课标要求包容进去，把“点燃、激发、引导、督促”的要旨融入其中，把“人的发展”融入其中，而不是围着上面的指示团团转。
韩愈说，教师的使命是传道、授业、解惑。点燃、激发最终是落实到学生的“得道”“成业”和“不惑”上。要做到这些，教师自身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提出评级要有论文的要求，中小学教师也纷纷做起课题来。但这一类教研普遍存在浮夸风，课题多如牛毛，质量却往往叫人不敢认同，为课题而课题的现象屡见不鲜。
真正的研究，应当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立的理性判断和勤奋积累，最终成一家之言。基础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和高校的研究毕竟有区别。我们的研究是为了课堂，为了把最真实、最重要的内容以最有效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所以更偏重实践。要作出有价值的研究，往往不是什么流行就做什么，而是出于工作中真实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来投入钻研，不急于求成，不计较回报，在过程中乐此不疲。
中小学教师做研究，最终的目的还是以研究来促教学。通过一个问题，把大量线索集中起来，互相印证，促进自己深入思考，这实际上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法。
我个人习惯于以课文为线索，扩展到对某一作者进行全方位的“专题解读”。
因为我相信文学是“人学”，知人才能论世。我对李白、杜甫、屈原、鲁迅这些课本中的经典人物作品的见解，常常与教材参考书截然不同，这是我通过大量阅读、谨慎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思考的过程，最终被我整理成了《说李白》《说杜甫》《说苏轼》等系列图书。我会在课堂上和学生谈自己的看法，也会坦言这和他们平时听到的不同。我并不要求他们都认同我的观点，相反地，我会详细地告诉他们，我是如何翻检第一手资料，如何辨析各种前人的观点，如何得出我现在的这个结论的。不论你同意我，还是反对我，都要一样经过这一个过程才站得住脚。关键是让他们感受到研究问题的一个过程，这远比讲清一个具体观点重要。
梁启超先生曾经热情鼓励青年人搞研究、做论著。他说：
“青年学生‘斐然当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譬如同是读《文献通考》的《钱币考》和各史《食货志》中钱币项下各文，泛泛读去，没有什么所得；倘若你一面读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国货币沿革考》，这篇考做的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你所读的自然加几倍受用。譬如同读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读去，某乙一面读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学案》，读过之后，两个人的印象深浅，自然不同，所以我很奖劝青年好著书的习惯。”
诚哉斯言！且不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准确、有多大的价值，但只要是认真投入这样一个过程，头脑中对于相关的事实、各家的观点自然进行了梳理，在课堂上讲起来，就能够胸有成竹、侃侃而谈。
所以，青年教师不妨大胆地去做一些研究。一样读书学习，可以给自己立下“述作之志”，以作出有质量的文章为目标锻炼自己，最终达到“深入浅出”的境界。
过去古人从师学习叫作“从游”，这是多么美妙的场景。清华校长梅贻琦对于“从游”有个妙解，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正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然而如今师生关系，和医患关系、官民关系一起被列为当今社会的“三大矛盾”，令人痛心扼腕。其实，和谐的师生关系对老师、学生、家长都有莫大好处。师生之间有其乐融融的感情，是有效教育的前提。
我想对青年教师在这方面容易感到困惑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理解。
首先，今天还是否应该坚持师道尊严？今天我们处处强调以学生为本，乃至不敢提严格要求，不敢提教师的引领主导，这是一个误区。必要的距离感和敬畏，是实现教育的必要条件。孔子说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对教师的尊重就是对教育的敬畏。一个人不懂得起码的敬畏，很难有扎实的学问，这是因为态度会造成“气场”。这里说的敬畏，并不是说学生在人格上比教师低一等，甚至并不一定是对于教师本人，而是对“老师”这个位置应有必要的尊敬。
教师象征着“道”的尊严，也许并不是每个教师都有高尚的人格和深厚的学养，甚至有人并不配老师这个称呼。但是，一旦社会上轻慢、不尊敬教师形成了习惯，这种无知者无畏、失去敬畏感的风气，比几个不称职的教师造成的破坏要可怕得多。师生之间，应当有必要的距离感。身为教师，虽然要亲切，但不能太过随便，一些必要的形式还是要的，例如上课前的起立、互相问好，这些传统都有其必要性。
当然，最需要敬畏师道的，首先应该是教师本身。如何能对得起自己承载的“师道”？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95岁时写了一幅字，至今挂在复旦大学校园里，可为教师行止之范：“身要严重，意要安定，色要温雅，气要和平，语要简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机要缜密”。希望对青年教师能有所启发。
李政道先生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引用了杜甫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可谓妙笔。对这位物理学家来说，物理是十分有趣的。细推物理足以行乐，无须浮名。一个物理学家，能巧妙地运用古诗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让我们看到，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大可多一点业余爱好，多一点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无关的人文素养。
爱因斯坦说过，“人和人最大的差别在业余时间上”。
这最大的差别，是精神生活质量的差别。有了丰富的业余生活，人格才能比较完善丰满。说白了，就是要“会玩”。一个自己生活都不丰富、不幸福的教师，如何能让孩子们快乐起来？
有一位化学老师，喜欢唱歌，把化学知识编成歌词，填入周杰伦的《青花瓷》旋律，还亲自“领唱”，一下子让学生记住了那些难记难背的知识点。有一位物理老师，在下雨天代一节体育课，细细在黑板上排出式子，给学生讲解怎么才能把球掷得更远。有一位数学老师，嗜好放风筝，每天中午在操场上放起各种新奇的风筝。学生看得眼热，磨着老师传授“绝招”，他趁机讲授数学知识。这些老师都是有一股“痴”劲的。就因为“痴”，才能钻研出一手“绝活”，才有无限的魅力，成了学科最佳的“形象代言人”。
就我自己而言，语文是我的专业，也是我一生热爱的学科。福州的陈日亮老师送过我一本书，名为《我即语文》。我极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既道出了教育的最高境界，又讲了一个普通的道理：“我即教材”。
每一个教师自身就是他教的学科本身，教师本身就是教材。我希望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更多一点情趣，把语文教学和自己的人生融为一体，使自己的教学更精彩。
我想自己不仅仅是在“教”语文，我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来“表现”语文。如果说语文的外延和生命的外延相等，那么我是想努力扩大自己的生命外延，让学生看到语文魅力。有人说我是工作狂，常常牺牲业余时间，和学生在一起。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并没有把与学生在一起看作是工作，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生活。
我带学生外出游学，行万里路；和学生一起编杂志；创作话剧并在学校公演，还请妻来帮忙化妆；星期天搞文化集训，请专家学者来作讲座，我正好也端坐着一起听……这些实在都是生活中最有兴味的事，让人欲罢不能。
总之，我以为，要教学生活得像个人，自己先要活得像个人。丰富的爱好情趣，对教师的职业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时代在变化，青年教师将要面临新问题。事实上教育指挥棒——高考——的形势已经在悄悄起变化。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写道：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在这样大的变革面前，我们要怎么去适应？没有谁敢说自己是真正知道答案的人。具体的路需要广大教师自己去摸索，但有一点也许是不会变的，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最后一首这样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它意思是说，我这三百多首诗，道尽世态炎凉、天地沧桑，然而，再多道理，说来说去，最终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规律都将融化在一盏青灯当中，还是要去重读那几卷经。这就是古人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对我们来说，教育的“经”——那些最基本的规律和常识，也是不会变的。只要守住那些最基本的道，无论时势怎么改变，都不会乱了方寸。对此，我想将它总结为“四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传统，回归本源，回归理性。
回归常识，意味着不要被炫目的术语、大话蒙蔽了眼睛。教育的根本是读书与做人。人的幸福是一切的终极目的，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回归传统，意味着有所敬畏。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是因为经过了几百几千年的考验。那些教育的根本原则，比如学习要有“序”、不能拔苗助长、要启发而不是灌输、不要急于“出成果”、教与学要相互促进等等，在两千多年前的《学记》当中都已经讲到，也是不会变的。
回归本源，意味着不道听途说，凡事当求其本源。《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评价一个人、一篇文章、一个事件，无不应当回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这才是求真的态度。
回归理性，意味着永远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问题，应当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口号或者激情出发。
教育之道，就像是水，水本身没有固定形态。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水是透明的，只有观察涟漪才能感觉到水的存在。教学理论同样是抽象的，没有固定的模式。无论学习什么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都不应该是照搬。这就要求教师真正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王安石在发现某种成法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的时候，曾感慨地写下这样两句诗：“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他认为那些书上的道理并不全是精华，未必能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人还是要自己去寻求那种“精神”，这是难以用画笔来具体描绘的。
“丹青难写是精神”，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叫作“内心强大”。只有内心强大了，有自我的主心骨了，才能从琐碎的具体工作中超脱出来，看到星光。
这就是我关于教育的建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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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大夏书系（ID：）
责编 |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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