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每一个“放牛班”，都是姿意生长的草原
学校应该试着让孩子们知道，你今日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学历、收入，最重要的是，你有余裕对生活做出选择，而非被生活选择。
台湾学制改变，初升高只有一次机会。这让不少家长和孩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除了假日加班加点地学习，每天接近午夜还有不少辛苦接送的父母。
当你询问考生们，想上哪个高中时，他们可能会说，“想上重点高中”，或者回答“分数到哪里就去哪里”。上重点高中是为了增加上好大学的可能，在绝大多数孩子眼中，“这次考差了，人生就完蛋了。”
在升学主义至上的台湾，学生们少了活力，一个个面无表情，彷彿成了背书的机器。而一考定终生的机制也让那些没有漂亮考试成绩的“差生”变得焦虑和“平庸”。对这些学生和家长而言，考上好的中学就像是人生的全部。
但考上好中学的只能是少数。而那些考得不好的孩子呢？在他们被划入“放牛班”的那刻，人生是不是就此game over了？
Dada的故事说：NO！
马拉西亚青年Dada是一名大学毕业刚入职台湾一所初中学校的教师，因年轻可以拉近师生间的距离，因此被上司安排去给初三孩子分享自己过去的选科、择校、学习方法等。
会前，Dada的同事向他吐槽：“你知道吗？在会考的时候，他们整个学校来的家长只有三个，其中两个还是来自同一个家庭。这一定程度表示了他们的社经地位和父母不在乎教育的程度。”
上司也在不停地给Dada和他的同事打预防针：“冷场是自然的，他们是放牛班的小孩，所以你们不要有太多的期待。”
分享会的暖场环节，学生们举手答题得很踊跃，但到最后一题两位学生答错后，竟再也没人敢举手了。照理说作为选择题，当能选择的答案都变少后，应该更踊跃才对，但恰恰相反，学生对于害怕答错的情绪，竟远远大于尝试的勇气——而题目甚至与知识无关，答错根本无关紧要。
可是后面的提问环节，学生们却又让Dada惊讶了，这些小孩问的问题居然都很有深度。
比如说，他们问：
为什么你成绩那么好但不出国念书？
为什么你选择来台湾，应该还有其他选择？
为什么你选择念研究所？
马来西亚大选你有没有回去投票？
为什么选择那么冷门的科系？
……
当然也有比较“严肃”的问题 ，比如：文法要怎么背？文言文要怎么背？如何面对自己不喜欢的科目？如何成为交换学生？如何成为国际志工？
听完这些问题，Dada开始怀疑这真是老师们所谓的“放牛班”吗？
他们懂得问为什么——这件事情让Dada觉得很雀跃，而这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填鸭式教育所扼杀的。
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喜欢问为什么，这是人的天性，但慢慢长大后，却常常忘了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念书？为什么我要上大学？……
这些小孩知道马来西亚的大选、知道Dada的首相 92 岁──这能说是所谓“不够国际化”的小孩吗？他们问的问题，甚至也是Dada的同辈朋友们所好奇的。
能问出这种问题的小孩，不应该被当成放牛班的小孩对待。
在全球的绝大多数学校，每年新学期招生结束后，你都会发现，数以百计首次走进校园的孩子们，那些让人一见放心的“好学生”，一定是凤毛麟角；而那些需要深度操心的“差生”，却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凭经验就可以预见，无论怎么努力，大多数学生在校期间给学校带来口碑荣誉的机率都会很小，带来各种麻烦乃至风险的可能性却很大。
在上文Dada的同事眼中，学校的“差生”过得很随便，不懂得争取，他们没想过要考取更好地成绩，没想过念更好地学校，没考虑过父母为了他们读更好地学校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认为他们就是拥有得太多、太幸福了，所以才会甘于平凡、不懂得父母着想。
但其实呢？这些孩子在享受更多资源的同时也面对着更激烈的竞争。而我们的学校里，并没有鼓励他们提问，所以学生们倾向问老师容易被认可的问题。学生们习惯了在课堂上“假装学习”，教师乐于见到“完美”的课堂，而学生学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即使是我所看到的一些以学生为中心的公开展示课堂上，为了所谓课堂节奏，为了向观众展示完美课堂，当学生们提出一些超出“排练”的问题，或者回答出非“标准”答案时，也存在着讲台上的教师“温柔”地打断学生的发言，留下不知所措的学生怯怯地缩回座位。
这些教师们不知道，那些从心底问出的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问题，真正会引导学生朝未来的志趣前行。
所以，不只是在台湾地区，内地的很多高校也一直存在着这种现象：曾经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自千军万马中厮杀出来的优秀学生，到了心仪的高校后却变成了脱缰的野马，逃课、“分工合作”做作业、及格万岁……
所谓的名校称号对这些学生而言似乎没有丝毫影响，甚至忘了该怎么读书。或者说，离开了小初高那种将知识目标制定好，教师将重点清楚划分好给予方向的“学习方式”后，这群“优等生”甚至都已经不知道如何考试。
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陈会昌教授曾举例过这样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国内外心理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高的，中国中小学生的学习成绩是世界上最好的。
国外心理测量专家的研究证明，东亚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无显著差异，东亚人和犹太人的智商略高于昂格鲁-撒克逊白种人，更高于美洲的西班牙后裔和非洲人后裔。1980年代以后，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成绩卓著，中国小学生的数学成绩明显高于美国小学生。
第二个事实是：自1901到现在，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犹太人获奖人数是华人获奖人数的40多倍。在欧美各国的著名大学中，犹太裔的著名教授大大多于华裔教授。美国航天科学家中，犹太裔约占60%，华人寥寥无几。
这两个事实形成一个悖论：华人的智力并不一定比其他民族低，但是获得高水平成就的人很少。这种巨大地差异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与文化。
对中国孩子来说，控制自己、按照外界环境提出的要求，学习社会期望的知识、技能，完成成人要求的任务的是比较容易达到的，而出于个人内在兴趣、动机和愿望，自发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很难再成长的过程中得以满足。
相反，西方国家的孩子，也许他们在前者上不如我们，但于后者他们的人才培养方式却要远胜中国。
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对这些事实进行反思。对父母和教师而言，有责任在发扬中国孩子自控力的同时，改善孩子主动性和创造力的生长环境。
当我们在朋友圈看到诸如“16岁辍学创办杂志,步步为营执掌商业帝国、坐拥亿万财富”“逃课、辍学,这位不想当CEO的码农,创办的公司卖了480亿”这样的刷屏热文时，一定会吐槽“又是一碗毒鸡汤”。.但当这类案例频频出现时，作为教育者我们似乎也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不能为更多的或者大部分的中国孩子都创设这样的生长环境。
尤其是那些不算“优秀”却更有想法的“放牛班”学生，他们更需要这样的成长。
如果我们的所谓“名校”继续以争抢头部生源、而不是提升大部分学生成绩为目标；以炫耀“状元”追求分数、而不是以适应全球化社会为导向；学校把教育的责任推向家庭，父母把力气用在提分，那么我们的教育在根基上就产生了偏斜。
至于如何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这里美国的学校给出了三个具体做法。
90分钟的课堂，设计3个学习任务
90分钟的课堂，如果仅仅是老师絮絮叨叨说课，学生和老师都很难集中注意力。况且，每个学生学习方式都不同，所以美国艾威达学校要求老师至少在90分钟内完成3个学习任务，用不同的学习活动把学生重新带回课堂上来。
如何分配课堂时间？在创造怎样的学习环境？对于这两点，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共同努力。你很少会发现老师在讲台上端坐，有时候是圆桌讨论，有时候是让学生去讲。老师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说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营造小集体环境，让每个学生都觉得自己是课堂的一部分
在课堂上，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是：Restorative Practices，这种教学方法运用非常广泛，核心在于创造一种环境，让所有学生都觉得他们是课堂的一部分。比如说，数学老师会提前布置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题目，让学生组成团队去解，在第二天的课堂上推举一位学生上台写下答案。
学生组团学习能够让他们更有效地消化知识，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团队中的一员，为了不让小伙伴们失望，他们必须更加努力。这就和传统教师霸占讲台的方式完全不同，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身处其中的每一个学生都更愿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参与。
跨学科教学，学生深入学习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
很多宝贵的学习机会都是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学习的，很遗憾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不是这样被教的。在课堂上，老师会给学生一张图，引导学生来描述这张图到底在说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让你想到什么？每个人的回答都是独一无二的，取决于他们的热情和兴趣所在。有些同学会说科技，有些学生说艺术，有些人则把两者结合起来。学生有主动权来主导自己的研究，他们在学校学到什么，取决于自己的兴趣，参与的项目。
通过提问教学、通过概念理解教学、用全球化的视角来教学，强调有效合作的教学，适应不同人群特征的教学，学校的教师们的责任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然而学生才是真正进行积极思考的主体。
暑假已过半，校长和教师们又该开始着手准备迎接新一批入学的孩子们，我只愿每一个“放牛班”都能成为孩子们自由生长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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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丨沈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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