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别论”：聪明的领导总有神来之笔 | 头条
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李海林校长，正准备动手写一本书，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
这本书他构思了很久，而且连书名都想好了，叫《学校常规管理别论》，专门教年轻校长那些虽然上不得台面，但是非常有效的招数。
先举个例子。
上海有位挺有名的校长，推进学校工作的办法就很特别。他经常在外面演讲，说自己学校什么方面做的好，如信息化工作做的怎么好，其实远远没那么牛，甚至八字还没一撇。
然后，他还会邀请其他学校同行，比如半年后来参观。回到学校后，他就会把中层干部召集起来，告诉大家明年几月别人要来参观哪方面工作，到时候安排大家分别做展示和汇报，怎么做你们看着办吧。
接着，他再把具体工作布置下去，倒逼着大家一项一项去完成。最后，往往能够取得常规管理方法无法达到的效果。
“校长和老师的关系，其实不是上下级关系。校长面对老师，有时候真的要哄着他，甚至是骗着他、吓着他做事情。”这就是这位校长的最大心得，听上去不入流，但非常有效。
李海林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他认为，“做校长，不仅要摸爬滚打，还要脑子特别灵光，才能领悟到这些。有的校长领悟到时，已经快退休了，也没斗志使用这些技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写本书教给年轻的校长们。”
要写这样一本书，李海林特别有“资格”——他不仅做过湖南、上海几所学校的校长，而且在一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担任过教育局副局长，还在两所师范大学做过教授——学者、官员、校长，都一一经历过了，对管理，深得其妙。
还是举个例子。
2006年5月7日，李海林作为上海市的引进人才，出任洋泾中学校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总得做点什么。他看到学校虽然是所市重点学校，环境却破破烂烂的，就决定从改善校园环境入手。
于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幕出现了。
6月的一天，浦东发改委负责教育口的一位处长的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洋泾中学的校长李海林，刚上任1个多月。”
处长一脸不解：“你找我什么事？”
“我从外地来，在上海没有任何亲戚朋友，现在遇到困难了，想改造一下学校的校舍，没有经费。”
“你胆子够大的，应该按程序去教育局啊，怎么直接跑到发改委？”
“我研究过了，发现就兄弟你能帮我！需要的经费也不多，就1000万。”
“你要这么多钱，我哪里去找？”
“我也在行政机关里面呆过，还是知道有困难找领导的道理的。你老兄肯定能办到。目前在上海，就你能帮到我！”
……
经费一个多月后就批了下来，1000万元一分不少。
新学期开学后，整个学校焕然一新。学校上下顿时觉得新来的校长太牛了，纷纷琢磨，究竟有什么上层关系，才能如此神通广大。
多年后，与《新校长》记者重温这段往事时，李海林依然颇为得意，并分享了他在行政机关工作多年得来的“秘密感悟”：如果你想把事情办成，公事往往要当成私事办，私事要当成公事办。
“我去发改委要钱，就是公事。但如果上来就说洋泾中学历史如何悠久，校舍如何破旧，所以要给钱，保证没人理。
不过，我现在根本不说这些，一点也不说。我只说自己孤家寡人来到上海，学校水太深了，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改造校舍这件事可以做，需要兄弟你的帮助……他听着听着，慢慢就开始跟我聊天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从安徽到的上海，深深懂得其中的不易。从那天起，我们就真的成了朋友，10多年了，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李海林在管理上的“开窍”，得益于一段传奇经历。
在原岳阳师专工作时，他开始只是一位普通教师，却受到校长的赏识，成了校长的参谋，并被特别批准，可以列席校务会议。
这可是很多系主任都没有的待遇。刚刚30出头的他，在这里大开眼界。
他总是默默地听，领悟会上各位副校长对一件事情大张声势或者轻描淡写背后的真实目的，以及彼此博弈的套路。不过，他内心最佩服的还是校长最后的发言和拍板，各方面都明显高出一筹。
耳濡目染之下，李海林明白了有时候必须坚持，有时候则要妥协，有时候需要开门见山，有时候最好虚与委蛇，有些事可以化公为私，有些事则必须化私为公……
1999年，36岁的李海林出任地级市岳阳的教育局副局长。
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被广为认可和看好的行政人才，在各种复杂矛盾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有着不可限量的前程。
市管中学一名学生因为与父亲闹矛盾，被父亲打了一顿，一气之下在家中自杀。其父坚持认为是学校的责任，联合身边亲属，四处告状，告到教育部、公安部、湖南省委。事情最后让市教育局来具体调查处理。
作为负责基础教育的副局长，李海林主动请缨，大事小事都自己扛了下来，并给保卫科、办公室等打招呼，有关此事的任何事情都绝不允许带到局长那里去，由他亲自处理。
为此，他曾被对方亲属堵在会议室6个小时，连厕所也不准去。
一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突然扛着摄像机过来采访此事，谁也不敢拦，直接到了李海林办公室。好在他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观点，获得了记者的理解，顺利过关。
半年后终于平息了此事，局长对他充满了感激。
“我为什么一定不让局长牵扯进来？因为这个事情的处理思路并没有定调，我如果处理错了，还有回旋的余地，局长可以出面纠正我，换个人继续处理。错是我个人的。但如果局长主导处理此事，一旦错了，错的就是教育局。”
因为喜欢从宏观和整体上思考，他很有前瞻性，并且善于策划。
2000年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信息化大潮的到来，主导建设了岳阳的教育城域网，该项目至今仍在使用。
最让李海林自豪的，是他在任内建立了全市统一的高中招生制度，一举解决了岳阳高中“质量低、数量多、分布散”的老大难问题。
之前，岳阳各地高中招生不仅各区县之间不联通，就是在同一个区县内，不同高中也往往是各“划”几个乡镇作为根据地，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这种割据的状况，造成了几种弊端，一是学校得过且过，普遍缺乏竞争意识，教学水平不高，二是高中数量过多，分布散乱。
也曾有领导想通过合并、关闭学校来提升教育质量，但又怕引起老师和家长们的反对，激发群体性事件，多年来一筹莫展。
针对这种困境，李海林仔细分析之后，推出了关键一招：打破各区县的招生壁垒，建立全市统一招生制度，以竞争提升质量，并实现优胜劣汰。
为了该政策的顺利推行，他带着教育督查室的工作人员，一个接着一个县地去做工作，找县长谈判，陈述利弊。
事后来看，这项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好学校生源越来越多，发展越来越好；差学校的生源则持续萎缩，最后只得接受被关闭的命运，主管部门要做的只是解决老师的工作再安排问题，难度和风险都小了很多。
随着该项政策的实施和竞争的引入，岳阳整个高中教育的生态发生了极大的优化，发展水平也跻身全省前列。
李海林真正开始当校长、亲自操盘一所学校，是2006年任洋泾中学校长。
但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几十年中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甚至出现了派系和山头。“空降”而来李海林，感到非常棘手。
除了前面提到的“神来之笔要经费”，李海林还看准了另一块大有可为的空间，那就是提升师资队伍。
作为一所市重点学校，当时洋泾中学没有一位特级教师。针对这种局面，李海林把大家召集起来：“如果若干年之后，我离开这个学校，其他方面没什么变化也就罢了，但老师们，如果我们没有涌现出一批特级教师，我就无法向大家交代！”
他培养人的方法，首先是引入竞争。
当时，学校有5名音乐教师，而事实上只需要2名，不仅人浮于事，还产生不少无谓的矛盾。
李海林就把5位老师喊来，提出一个方案：“大家每人成立一个工作室，项目自己选，场地和设备要什么条件尽管提，学校全力保障。一年后，让全校教职工来投票，排名靠前的保留，靠后的转岗，这样公平吧？”
没想到，这个方案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激发出了大家蕴藏的能量，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有的搞起了男声合唱，有的搞民族舞，为了拉票，隔三差五就在学校搞一场表演，而且很快都搞出了名堂。
其中，合唱团不仅在上海数一数二，而且在国内颇有知名度，还经常参与国际交流，连续几届获得世界合唱大赛的金奖。
最后，事实证明5位老师全是人才，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为学校贡献自己的才华。
不过，李海林培养教师最擅长的方式，还是搞教学研究。
2013年，当李海林离开时，洋泾中学分别从语文、物理、美术、地理等学科中出现了4位特级教师，全是在跟随李海林做科研的过程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
他还给洋泾中学留下了另外一项重要的资产，那就是培养了2位正处级、2位副处级干部。这四位老师，现在都在几所学校担任校长。
李海林一个一个说起这些过去他的同事的名字，语气里充满自豪。
在复杂的环境中，大胆提拔、荐举人才，也是李海林摆脱管理困境的一个重要心得。
“当校长的一定要善于培养干部，要让人人都有前程，否则，学校死水一潭。
一旦你培养了一个干部，让一个人升迁，空出的位子就会有三五个人跟着升迁；你培养了几个人，可能就让一个学校20%的人有了前程。
如果有了支持自己的20%，再考虑60%总是随大流，一个校长就不怕少数人找麻烦，撂挑子。所以，几年后在洋泾中学，要是有人故意撂挑子，我也不客气，总是立马就同意，因为可以马上让骨干和左膀右臂来顶替他。”
2015年，当猎头代表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找到李海林的时候，他几乎想不出离开上海师范大学的理由。其时，他已经是三级教授，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虚浮的荣耀和真实的利益，一样都不少。
但棋逢对手，李海林这次遇到了高手。
他就是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一位在上海、浙江、重庆、山东等地拥有十几所学校的温州籍成功企业家。
“起初学校投资方来找我谈的时候，我几乎完全不考虑。对方也不再直接动员我过来做校长，只是反复跟我聊什么是理想的教育。”李海林说，结果三个月过去了，他被自己画出的美好图景打动了。
董事长就说，既然你有梦想，为什么不做呢？
面对7位数的年薪，李海林却不敢轻易接招，因为他知道，民办学校校长与投资方的关系非常微妙，稍微有哪里考虑不周，就可能造成双方合作破裂，办好学校的愿望更是镜花水月。
这样的例子在上海和全国比比皆是，李海林身边就有几位朋友为此而苦不堪言。
他坦率地告诉陈伟志，“我作为教育研究者，看了很多投资方与管理方的矛盾，这似乎很难避免。从投资方的角度，你认为呢？”
“如果当时陈伟志拍胸脯、打包票，说保证不会产生矛盾，那我肯定扭头就走了。保证有什么用啊，我不可能相信。”李海林告诉记者。
没想到陈伟志也很坦诚：“是这样的，就两条。第一条，我确实有我的诉求，但是我的诉求实现的前提一定是先办好这个学校，学校办好了才能够实现我的诉求。第二，一切都可以在合同中体现。”
“第一句话说明他想得很透，还真打动了我。第二句话意味着他的措施到位。这样，我就放下心来了，因为到最后其实就是看合同。
我们签的合同有三十多页，我逐条拟定，他们逐条修改，再协商，最后定稿。”
“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一条都严格遵守了。”
李海林认为，在这一点上，能够遇见对方，彼此都是幸运的。
新纪元双语学校有位教师，和董事长是同乡，当初想到学校来，就给董事长打电话，问学校的薪酬标准，没想到董事长说不知道。
他觉得很奇怪，你这个董事长学校的事怎么可能不知道。又问，听说教师子女读书有优惠，是不是真的。董事长回答，好像有优惠，但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
“其实，董事长是真不知道。在我管理职权范围内的，我不请示，也不报告。到目前为止，董事长也从来不关注这些事情。”
不仅教师薪酬这些细节不请示，不汇报，李海林还有更大胆的，直接向董事长建议“董事长不要在学校设置办公室”，因为“学校是就像一座庙，庙里面只能够有一座菩萨。如果有两个菩萨，那么学校就自然分派，这个学校就乱了，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请董事长考虑！”
董事长倒也爽快，直接答复说：“你说的有道理，那就不安排了吧。”
如今，董事长在新纪元双语学校一没住处，二没办公室，每次过来，都住在酒店。
不过，这反而让董事长和李海林相处愉快，成了好哥们，没事聚在一起，一聊就能天南海北侃上一天。
“我跟投资方不可能完全没有歧见，到目前为止打电话都能商量解决，从来不需要拿合同来说事。
民办学校管理方与投资方的关系，是以合同来规约的。这一点，与公办学校的校长与教育局长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民办学校的校长，要有合同意识。”
3年多来，双方一直合作愉快，但李海林在实践中发现，当初签订的合同中其实存在很多漏洞。
一些漏洞有利于自己，还有一些漏洞有利于董事长。
从这时起，李海林就发现，民办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和董事长的法律关系，或者说学校管理方和投资方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我国民营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却几乎没有学者专门研究。
于是，他又拿出了自己的研究精神，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思考，构建出了自己的理论和实际操作体系。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有关民办教育的MBA课程，慕名邀请李海林去授课。
站在促进民营教育和民办学校发展的公正立场上，李海林拟了一个40页的合同，把校长、董事长、董事长等各方的权力、权限说的清清楚楚。
他的这个版本受到很多民办校长和董事长的欢迎和采纳。
……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新校长》杂志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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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屈腾龙
来源 | 本文摘选自《新校长》杂志2019年4期杂志封面报道
责编丨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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