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学校“唯分数”的症结，在于“学业成绩政绩化”，如何破解？ | 头条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浙江教研ZJJY Author 张丰
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因此可以看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唯分数”“唯升学”问题较为突出，导致学生沉重的课业负担，学校明显的应试倾向。
表面上看，这是基层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因为家长焦虑的推波助澜，学校追逐分数的原始驱动；但深入来看，这是一种区域性的制度文化，是因为某些地方政府所奉行的“学业成绩政绩化”的潜移默化，在将升学率视作考核教育部门的核心指标甚至唯一指标时，唯分数，唯升学就变得自然而然。
问题的表现
“学业成绩政绩化”
当前基础教育评价中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过度”——过度关注考试分数，过度依赖纸笔测验，过度采用横向比较，过度聚焦尖子学生。这是从评价内容、评价工具、评价功能以及管理者心态等方面对“评价指挥棒问题”的阐释。
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背后，是机制的问题，是人们将学业成绩等同为“教育质量”，并将这一“教育质量”直接用作政绩指标的简单逻辑。当人们浸淫在这一貌似合理的文化中多年以后，一些病态的现象反似理所应当。譬如像：
（一）重奖“状元”
尽管很多省份已停止高考成绩的公开发布，只允许考生个人查询成绩与录取情况。尽管教育部已明令禁止各地宣传“高考状元”和高考升学率，将“严禁炒作高考状元”上升为制度安排，纳入教育部对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督导的内容之一。
但不少地方政府仍然将高考一本率、录取清华与北大的人数视作区域教育质量的标志，热衷于显性指标的横向比较。有的地方还以主要领导慰问“状元”，表彰“功臣”的形式，强化这种狭义质量观下的学校荣誉。
横向比较，“状元攀比”，加剧了校际竞争，迫使更多的学校、地方陷入到“掐尖”的焦虑之中，助长了招生阶段的生源抢夺，扭曲了教育工作的育人本质，成为强化“唯分数论”的现实推手。
（二）升学指标考核制度
尽管教育部等行政部门三令五申各项禁止，但不少地方仍然沿用经济工作的思路来管理教育，将学业成绩与升学率视若“工业产值”，视作教育政绩，采用“指标管理”的做法，明确提出各校升学的具体目标与增长要求，强化横向比较的鞭策作用。甚至以此为依据直接影响局长、校长的任免。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指标层层分解，压力层层传递，学校、教师、学生的负担不堪其重。同时，政策环境、学校育人环境、教育治理水平、教育系统内在结构、社会支持环境等代表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很多关键因素却被忽略。
（三）以统考代管理
正是因为对“教育质量”的狭义理解，不少地区简单化地将区域性统考视作提高“教学质量”的必须方法，将区域性统考视作区域教育管理的主要手段。
区域性统考的实质是什么？是通过统一的纸笔测试，形成学生、教师以及学校之间的横向比较。从积极方面看，它有利于统一学习要求，帮助学生了解相对位次，知耻而后勇，便于形成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与指挥，统一步调。
但细细剖析“统一”、“纸笔测试”和“横向比较”这三个关键词，又会发现此中的“漠然”与“无视”。
二是无视纸笔测试的局限性，将学生的学习成长简单聚焦到文化课的考试上，聚焦在记忆性的学习上；
三是无视不同个体的激励需要，一律采用相对名次来形成催逼压力，对于领先者的影响可能是夹杂着焦虑的激励，但对于落后者的影响则主要是打击。
（四）“国有民办”学校的“名亡实存”
在“学业成绩政绩化”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在义务教育阶段，借道“国有民办”体制，设立集中优秀师资与生源的学校。但这种政策严重倾斜、国有成份突出、民办机制运作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
因为这样一个有招生选拔权的学校的存在，幼稚孩童的学业竞争大大提前，老百姓子女接受基本满意的教育的成本也将大幅增加。
其实，“名亡实存”的国有民办学校是不少城市的“社会之痛”。在教育规模体量较大的城市，它对其他学校的冲击会有一个渐渐发力的过程；但在一个县城，这种学校的兴起将是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致命破坏。我们将这种现象的起因称为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逆向决策”。
在国家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区域教育发展的基本制度的今天，还有地方正在或者已经通过“民办公助”的形式，举办起同时具有师资优势（国家编制）与生源优势（可以选拔招生）的“国有民办”学校，去挤兑普通公办学校和纯粹民办学校。在其辉煌耀眼的背后，可能是国有资产的具体流失以及因教育生态恶化而导致的公办教育资产的集体贬值。
问题的实质 “经济模式”的
教育质量管理机制
深入剖析“唯分数”“唯升学”问题，其实质在于“经济模式”的教育质量管理机制的盛行。尽管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已在各个层面被强调，但学业分数与升学率这两个相对显性而且刚性的指标还是被过度“信赖”。要克服“唯分数”“唯升学”问题，必须深刻认识并阻断“经济模式”的教育质量管理。
（一）“唯分数”“唯升学”的背后是经济管理方式的简单移植
有些地方政府运用其习惯的“经济考核”办法和思维方式，将学业成绩视同教育GDP，将升学率视作教育考核指标，评价学校的办学绩效。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计成本、不择手段、忽视学生长远发展地提高学生考试分数，在不少学校是公开的秘密。
一旦地方政府以经济工作的思维模式来管理教育，将升学率视作“教育的GDP”，层层分解升学指标进行高利害管理，必然加剧学校间的升学竞争，强化唯分数的教育评价导向，冲击教师的教学状态与师生关系，对学校教育教学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二）“唯分数”“唯升学”反映了业务和行政两极管理的矛盾冲突
“以县为主”是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倡导素质教育，力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均衡发展；而地方政府则更多地傍借经济管理模式，以升学率作为考核评价教育工作与学校的核心指标。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与行为让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陷于矛盾指挥而左右为难。由于干部任命、财政供给等原因，地方政府的领导作用更为突出。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教育行政部门走在“学业成绩政绩化”的道路，越来越强调升学率的作用。
（三）“唯分数”“唯升学”模糊了地方政府在区域教育发展中的责任
地方政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在区域教育发展中的责任是有区别的。但在“唯分数”“唯升学”的背景下，教育工作的绩效指标却被简单化地聚焦在升学问题，这并不符合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
地方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主要责任应在“教育发展环境”的建设，培育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以支持教育行政部门落实立德树人。作为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应是区域内教育资源的运筹与管理，保持区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学校是促进学生学习成长的具体阵地，实施优质课程，促进有效学习。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型政府还是指挥型政府，其作为方式应是支持，还是干预。
要防止一些本应政府承担的职责被视作教育行政部门的任务，也要防止本是学校的责任或成绩被政府越位担承。在区域教育发展评价中，应区分不同责任主体，形成正确、合理的教育治理结构。
端正认识：强调区域教育发展的
“生态意识”与“结构思维”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建设任务。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GDP指标考核办法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局限性。2013年底，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引入“绿色GDP”概念，不再仅仅把GDP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这些政策调整表达了党和国家坚持科学发展的坚决声音。
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克雷明（Cremin，L.A.）提出“教育生态学”的概念。
教育生态理论主张运用生态学的原理，以整体联动思维和系统平衡思维，从教育生态环境、教育个体生态、教育群体生态和教育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和制约机理入手，以结构化改进为核心，分析解决教育问题。
因此，当下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强调区域教育发展的“生态意识”，及时、坚决地制止“学业成绩政绩化”倾向，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重构科学的区域教育发展评价。
改革教育质量管理机制是当下基础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从教育管理的整个系统看，区域教育管理中存在三种“质量”：
二是“过程型质量”，反映学校整体的课程实施水平，应由学校和教师负责；
三是综合体现区域教育质量的“结构型质量”，反映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以及发展状态的可持续性，这应由地方政府负责。
反思当前的教育评价，人们习惯以结果论英雄，片面追求“结果型质量”，忽视反映学校教学活动的规范性与有效性的“过程型质量”与以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来整体反映区域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的“结构型质量”，忽视“过程型质量”“结构型质量”对教育发展的根本支持与长远影响。
实践突围：构建以教育生态
为核心的区域教育发展评价体系
要破解“唯分数”“唯升学”问题，扭转教育评价导向，必须从区域教育发展评价的改革入手，构建以教育生态为核心的新的区域教育发展评价体系。
在多数人的认识中，优秀与否，结果说话；落实与否，实证展现。从工作成效切入的评价理所应当。但是，从成效切入的评价与各地的基础相关，简单横向比较有失公允；评价指标相对显性，功利应对容易滋生。因此，区域教育发展评价应谨慎运用结果评价，特别要避免将学业测评的结果引入到区域教育发展评价中。
教育活动是一个复杂系统，只看结果，或只看过程，都未必能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真实态势。对于区域教育发展来说，学生发展质量、学校发展水平只是成效的局部，而评价的真正对象应是地方政府的教育治理水平。
要从工作机制的视角，通过对区域层面教育发展环境、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活动运作机制的评价，研究分析影响区域教育发展的深层次因素，评价一个地区教育生态的培育与维护。
所谓教育生态，是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其分析视角主要有三方面：
二是以某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组成教育系统，反映教育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
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所组成的成长环境系统，其中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因素。
因此，从教育生态的角度，评价地方政府的教育工作，也要从成长环境的角度关注学生的发展，并重点关注反映教育系统内部均衡协调发展的“结构意义”的质量指标，以及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的良好协调关系。具体建议有：
（一）以学生发展为核心，基于诊断归因优化学生成长环境的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
学生发展状况主要从学生品德行为、学业水平、兴趣爱好与身心健康等四方面评价。指数有10项，具体是：品德行为指数、学业达标指数、高层次认知能力指数、实践创新能力指数、学习动力指数、学习策略指数、兴趣爱好指数、身体健康指数、自我认知指数及合作交往指数。
学生成长环境主要从教师、学校、家庭与区域等五方面分析影响学生发展的相关因素。具体指数有10项，分别是：
学校层面的学校教学管理指数与教师研修发展指数；
家庭层面的家长参与指数（家校合作）与亲子关系指数；
区域层面尝试从服务对象满意度、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和学生课业负担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教育质量评价不能片面重视智育成果，而必须是全面和多元的；即便关于学业的评价，也不能只追求外在、显化的分数或表现，而要重视隐性的、学生内在的学习品质的发展；不能无视学习过程的成本与代价，而简单追求成绩的提高；不能停留在对学生现状的孤立评价，而要将学生放置于成长环境中，整体地思考学生全面而健康地发展的促进之策。只有这样的评价，才能引导旨在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
（二）以推动教育均衡为重点，关注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结构意义”的区域教育评价
（1）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协调发展。
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评价其间的结构关系。一是规模占比，民办学校的学额供给占学龄儿童总数的比例应该有一个合理区间，其区间范围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应有一定关系；二是公办学校的吸引力，这是针对当前民办初中（特别是名亡实存的国有民办初中）在优质高中升学上的“垄断之势”的反向评价，公办初中与民办初中在优质高中升学率上的相对值，可以称为“公办学校吸引力指数”，这可以反映当地公办初中的办学质量。
（2）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合理结构。
分析这对结构关系也有规模与质量两个维度。一是多年以来一直在调控的“职普比”，二是职业学校的吸引力。后者可以借中考录取的分数线来“标定”，即以当地中等职业学校的最高取分与普通高中录取的最低线的区间大小来计算“职业学校吸引力指数”（为避免偶然性，可以用录取职高的前100名的平均成绩与普高录取的后100名的平均成绩来计算）。
（3）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
如何评价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机制与成效，可以有三个指标。一是在无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农村小学毕业生继续留在本地初中就读的比例，这是反映乡村教育吸引力的指标；二是本地区内校际学业均衡指数；三是贫寒家庭子女学业成绩优秀的概率，这能反映当地提供的教育机会的均等性，体现地方政府保障普通百姓子女基本教育需求的重要指标。
当然视角还有很多，如以贫寒家庭子女学业成绩优秀的概率来反映当地提供教育机会的均等性，其要义在于坚持教育发展的民生意义与群众立场。这里择要讨论，不过多展开。
（三）以教育发展环境为重点，评价政府保障支持教育发展的职责的履行
如果说第二个方案所关注的是教育系统内部生态的话，第三个方案“区域基础教育发展环境评估”所关注的是教育系统的外部生态。这是对地方政府保障支持教育发展的职责履行情况的评价要点，这有利于引导地方政府将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教育发展环境建设上，通过培育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支持教育行政部门落实立德树人。事涉宏观，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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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浙江教研ZJJY
作者 | 张丰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责编 | 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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