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丨你的精神趣味，决定子女的成长条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秦朔朋友圈 Author 苏清涛
父亲节那天晚上，跟一个在澳洲教钢琴的朋友聊点事情，听她说自己教的学生既有澳洲本土的孩子，也有华人的孩子，我立马提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在送孩子学钢琴这件事情上，澳洲家长和华人家长有什么不同？
朋友说：澳洲家长更看重孩子艺术素养的提高，更在意孩子学钢琴的时候是不是开心，他们很尊重孩子的兴趣，如果孩子学着学着不想学了，家长也能理解；而华人家长，则大多希望孩子一定能学出个“名堂”来，在他们看来，孩子学钢琴取得的“成绩”，要比孩子从钢琴中得到的乐趣更重要。
不过，也不要把这种区别归结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距，认为中国人就做不到这样。
实际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一位中国“家长”就像如今的澳洲人这样做的——他就是清末民初的梁启超。
梁家满门俊秀，子女各个成才，光院士就出了三个——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火箭控制学家，中科院院士。这与梁启超对子女的悉心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
但和别的大家族不同，梁家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梁启超用言传身教，将自己的情怀和趣味，融入了几代后人的血脉。
旧时代里的“西式爸爸”
尽管梁启超曾是旧式科举的成功者，却从不在家里建立封建家长式的权威。他对孩子们的爱是热情的，对孩子的教育是开放式的。
梁启超一生留下了大量论文、学术著作，也留下了2000多封书信，其中有300多封信是写给子女们的。
这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字豪杰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却是罕见的温柔、啰嗦、流水账，称呼也全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达达”“忠忠”“乖乖”等，发自内心地亲昵。
当梁思顺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时，仍称她“我的宝贝”、“乖乖”。最小的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还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
信里的梁启超，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父亲，像是一位幽默的顽童：“老白鼻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有时，甚至还会向女儿撒点小娇：“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当梁思成来信很少时，便又唠叨起来：“你来信总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以当卧游，又极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
小儿子梁思礼比长女梁思顺小31岁，爱开玩笑的梁启超说梁思礼和梁思顺是“亲家”，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结亲。实际上，他们的孩子年龄更悬殊了，不可能成为“亲家”。
梁启超总是手把着梁思礼的手，用毛笔给“亲家”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条。梁启超还用滑稽的语句把小儿子描写得活灵活现，寄给大女儿梁思顺：“谢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著，两亲家心照。”
趣味主义
趣味主义，是梁启超留给后代的最主要遗产。
在梁启超看来，人的一生要有“趣味”，没有趣味人生就没有意义。
他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治学上，梁启超都主张趣味和乐观。
他给子女的学业很多建议，却又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女们。
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女儿兴趣不大，他便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热门专业”，但只要子女真心喜欢，对社会有益，他必全力支持。
次子梁思永立志投身考古(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
当时，梁思成学建筑，梁思永学考古，梁思忠学军事，梁启超的续弦妻子王桂荃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在子女的职业上，梁启超也主张以兴趣为主。
1928年4月，梁思成即将归国，梁启超在信中写道：“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
小儿子梁思礼也说，他先搞导弹控制、再扩展到计算机应用，都是趣味驱使。
梁启超还十分重视子女的知识结构。
梁思成所学的建筑学乃是极为专业的学科，梁启超在写信给他时就建议他“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
对于次女梁思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建议：“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关于子女的职业，梁启超也都做了尽心的考虑。
1928年4月，梁思成即将归国，但是国内时局依然动荡不已，给他们这些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带来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说，归国后可以“暂时随缘安分，徐待机会”，因为“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
“成人”比“成功”重要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不看重名次和文凭，而是更看重态度。
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
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她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升入大学，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你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他还对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梁启超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
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在教育子女这个重大问题上，梁启超的观点发人深省：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公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的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梁启超像苏格拉底一样，训练年轻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能力杰出或成为“成功者”，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学习和创造，同时又不乏生之乐趣。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孩子，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够获得内在的快乐。
正如我之前在文章中提到的“你自己越有本事，你对别人的感情便越纯粹”，或许，梁启超之所以对子女的教育能如此豁达，乃是因为他自己足够成功，不需要望子成龙，无需通过子女的“出人头地”来获得满足感。
尽管不强求成绩，不干涉兴趣，但梁启超也有一件最看重的事情：品行。他曾说：“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不看重成功，但是，看重“成人”。
确切地说，梁启超并不是在子女教育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是为子女提供了最好的成长条件。这个成长条件，就是梁启超自己的精神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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