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会变得更好吗？ | 一周精读

哪怕疫情拦路、洪灾来袭，千万学子也要完成的纵身一跃，即是高考。

阶层流动、命运变轨，高考承载的人间悲欢、话题故事，由此每年上演发生，并将渗透至个体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和命运中。我们不禁追问：高考，会变得更好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明“变得更好”到底意味着什么，继而需要为此回顾高考的发展历程，厘清历史上的高考出现了哪些变化，在不同时期引发争论的本质是什么，决定高考制度变化和走向的是什么，新高考改革改了什么。

本周精读汇总相关思考，以飨读者。

跨越四十余年，看高考改革坎坷根源

作者 | 耳令

来源 | 银杏财经《高考背后的“中国门”》

高考，是为托举国家发展选拔人才的关口之一，与国家战略、经济紧密联动。

1977年~1979年，即艰难探索的十年结束后，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跨越阶层的门槛“被层层打开，可以被尽情享用”。此后至1998年，许多人通过高考实现寒门跃迁。

90年代，庞大复杂的经济账带来的压力开始催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将种种问题缠附在身，如雪球般滚动延续至21世纪——教委实施“招生并轨”的试点，高考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为解决大学教育成本骤增问题，全国高校扩招，“精英教育”开始转向“大众教育”；教育成本上升让贫困生无书可读，地域性教育质量差异出现，学区房逐渐疯狂，教育不公平进而引发了“高考移民”和高考黑中介产业链等一系列问题。

作者分析，高考改革在这段时间兜兜转转、幅度不大，原因在于即便积弊已深，依然不能否认高考贡献的价值，明面上对GDP的拉动和暗地里输送往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有迹可循。而若取消高考，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为避免积重难返导向失衡破灭，另一方面，人均GDP持续增长，高考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以进入改革深水区，响应国家最新战略规划，新高考改革带着“6选3”“素质教育”“文理不分科”“强基计划”登场。

但新高考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如，给予心智未开的高中生多大的选择权，成为改革的一个新难题。

接下来的文章，将逐一探讨部分重要问题。

考题、阅卷、分数……

高考改革趟过哪些坑?

文 | 张蔓生

来源 | 大象公会《高考，一碗端不平的水》

尽管国家层面明确提出新高考改革，释放出积极信号，但实际执行起来必然不会一帆风顺。高考制度不仅置身复杂系统中，其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系统，任何微量元素的变动必将引起连锁反应。那么，从制度设计演变史中找准引发变化的关键因素，对避免重蹈覆辙、少走弯路来说尤为重要。

其一，关于高考命题的探索。

2003 年非典第二年全国共有 11 个省份进行了高考自主命题，公开的名义是有利素质教育、适应当地情况，让高考更公平。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高等教育地方保护主义的延续：既然招生计划已经分省、已经倾向当地，不如就干脆让省份之间无法互相比较更好。这也导致了高考作文的出题决策过程成谜，每个省都有作文的“考经”，不同省的套路难以互相参考的状况

其二，关于高考阅卷的探索。

启用自主命题后，不同省的批阅过程和给分标准不明，为了不被仲裁影响考核，阅卷老师多打中等分，也造成了语文成绩分布聚集的现象。

如今，大部分省的高考卷都采用光电批阅，先由计算机扫描答题纸，再用技术按题切分，每道题分给两位老师批阅，如果分数差异超过限度，则发给第三个老师仲裁。这看上去非常公平公正，但实际上，高考的很多主观题是没有标准化评分体系。

其三，关于高考分数的探索。

3+X标准分在二十年前就在广东试点向全国推广。在当时的高考制度下，它对排名靠中间、恰好卡在上线和落榜之间约7%的学生会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极易由上线变为落榜。且由于原始分排名不公开，他们无法知道自己是否因此落榜。这就是“局部利益调整”，所引发的不公平让3+X标准分一度废除。

而从 2014 年开始，国家统一命题、统一标准化考试，3+3再次走上历史舞台。截至 2019 年，新高考改革已经进行了三批，推进到 14 个省份，并逐渐走向全国统一命题。这 14 个省份的自选科目分别采用六种不同的统计学赋分规则。

文章作者分析，造成这些曲折探索的根源在于，中国的高考制度设计由两股力量拉扯：一边是地方政府和省部共建高校在招录中的作用，一边是中央的财政支持及其在高考中的话语权。这两股力量表现为两方：前者的诉求是各省自主命题、高校自主招生和伴生的“素质教育”口号，后者则是全国统一命题、题目标准化和分数标准化。

由此可见，高考是一场博弈，不但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博弈，还是中央、地方、高校与考生群体之间，各个行政和财政主体之间的博弈。

而当新高考改革启动，二十年前就广受批评的“局部利益调整”、自选科目造成的给分玄学和专业壁垒等问题，现在也跟着回来了。随之而来的，则是自选科目人数突然变化引起的教师资源浪费、自选课对固定班级制的冲击等一系列问题。

高考背后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

有解吗？何解？

图片 | 视觉中国

来源 | 南都观察《千万人的高考背后，教育资源是如何分配的？》

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同样深深影响着高考的未来，乃至教育的未来。

以衡水中学为例，衡水中学像抽水机一样，聚集了周边县市甚至外省的优质学生，进而影响竞争下沉。但公费生名额有限，造成教育越来越成为一扇隐形的墙，将资源匮乏的低收入人群阻挡在外。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更大的时空中——优秀学生多集中在沿海或者经济发达省份。因为经济积累、基础教育设施、家庭背景及家庭参与教育，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成果更好，并且会将教育优势从初等教育保持到本科教育。

这甚至传导至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名额在不同区域间的投放存在不平衡，东部地区获得的名额多，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获得的名额少，个别省份甚至为零。“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远低于本就很低的“普通高考”这一渠道。

鉴于很多农村学生、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已退出关于高考的竞争，2012年，《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发出。

从各省市具体的地方政策来看，人口输出地和高考大省制定的条件都比较宽松，但人口流入地的条件则严格许多，比如北京、上海等地一直都在慎重考虑、稳妥推进，依然专注于治理开墙打洞等关乎民生的事务，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要求也极为严苛。

依然留在农村的学生，他们的问题则没有得到解决。“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发现，在贫困地区，父母双方都在家的孩子，营养、智力等指标整体上最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出去找工作，所以收入是在最底层的。”在贫困的农村，屋舍凋敝，教育资源极其匮乏。留下来的，只有37%能在千辛万苦之后高中毕业。

以上呈现的是外部资源倾斜，内部资源倾斜同样在发生，如老师的配置、课程的安排、学校的重视程度……无一不是如此。

2018年出现的一块“改变命运的屏幕”更耐人寻味。在200多所贫困地区的中学，学生们通过网线和一块屏幕，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作业、考试。这看上去是在解决外部教育资源倾斜问题，但那块“屏幕”并未出现在全校，学校专门组成了“网班”，投入最好的师资，甚至单独为两个网班安装了柜式空调，每个教室两台，而其他的班级则要等到一年以后才会陆续安装。实际体现了在外部教育资源倾斜的基础上将内部教育资源倾斜。

解决教育资源分配问题，道阻且长。

强基计划的推出

会是“破五唯”的一剂良药吗？

来源 | 高中生学习《“强基计划”: 高中生奋斗新目标》

高考要变得更好，除了需要逐一攻破教育公平问题，还需要在人才选拔方面有所作为。

为此，2003年我国开启了自主招生，从2015年开始，自主招生报考人数逐年递增，越来越热。但在这一过程中，自主招生争议不断，以“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等为主题的负面新闻频现。自主招生的初衷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相反，各种关于自主招生的争议与腐败不公等成为舆论的主流。

2020年，“强基计划”推出，着力解决自主招生中申请材料造假、高校提前“掐尖”等问题。

其一，“强基计划”新模式招生，仅限于36所一流高校A类，但不再有名额限制，意味着理论上可以达到100%。这代表着招生范围非常大的扩容弹性。

其二，新模式招生还将采取85%高考＋15%校考，决定入场的因素在“八”，而真正决定命运（录取与否）的，却在“二”。

表面上看，新模式招生中，高考占据了85%的权重，但折合成百分制后，它们的分数级差却被进一步缩减。剩下的15%，是如何拉开差距的呢？我们以清北近几年的综评校考（领军/博雅）理科为例，平均得分率仅为30%-40%，而这些，都是顶尖高手之间的较量。未来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即使考到全省前30名、前10名，仍然可能无缘清北。

这在制度上对过去“唯分数论”形成一种倒逼改革。这还意味着，高考成绩以外，高校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校考环节通过大量的竞赛知识和超纲知识来增加选才区分度，清北等名校考察形式越来越灵活多元，课外知识的广度和创新性思维，远比只会考高分重要。

其三，新招生模式中学科竞赛不再是唯一的报名条件。学科竞赛过去、现在、未来，都只是极少数人的游戏，新政导致竞赛学习降温，其实是对过往盲目学习竞赛行为的一种纠偏。

对于那些少数具有学科天赋的孩子，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应坚持自己的初心，回归到学科竞赛的本质。

对于目标为清北复交等顶尖高校的学生，竞赛是一个增值选项。对于这些名校而言，高考分数已不再具有明显区分度，他们过往的校考环节，会融入大量的学科竞赛知识来增加区分度，有竞赛学习经验者，无疑更具有优势。对于这部分考生而言，需要同样兼顾竞赛知识的广度，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要做到万里挑一。

新生的强基计划在规则方面为我们描绘了精准打击、有效引导的理想图景，但能否对现实产生正向影响，还需密切关注。

新高考给考生带来了什么？

作者 | 储朝晖

来源 | 源创图书《高考不是结束，考生如何借助新高考成才？》

在原有的高考招生制度设计中，考生是弱势且应有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的主体。新高考最大的变化就是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机会。

新高考后高中实行走班制，学习时间会变得相对自由，来自老师的约束和鞭策会变少，学生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摸索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潜力。比如，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上的课、想参加的兴趣小组或社团分类，借此就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兴趣点和特长，进而发现自己的优势潜能。

由于一些科目提前高考，教学进度可能被压缩，学生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学完高中的课程，这就需要学生保持较高的学习效率。这更利于学生培养自主意识、承担责任，将学习当成自己的事，有效安排时间、空间和资源。

当学生可以选课和科目后，也意味着对学生的压力和要求随之增加。

选课时兼顾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应将自己过去两三年的成绩列出清单，因为成绩是进行选择的重要依据；当然，成绩不是唯一依据。要依据成绩情况，把各科成绩做横向、纵向的分析、比较，看清楚自己哪科更具竞争力。

选课还要参考自己选定的目标院校和专业，提前了解目标院校招生的专业对高中学科的要求，避免将来报考时才发现自己所学科目与招生要求不符。同时，要考虑自己当下就读的高中学校的教学资源，在哪门课上有优势。选择学校教学资源更有优势的科目能够享受到较佳的教学条件；反之，选了学校教学资源较差的科目，即使潜力再好，也可能无法完全发挥。所以，要尽可能选当下中学的优势学科。

由于高中生的知识和社会阅历有限，看问题不免存在片面性，所以要尽可能获取多方面的信息再做决断，要多方面征求意见，考虑大学专业的需求及社会工作的需求。

此外，选择科目组合还需要适应高考录取规则。可以偏文或偏理，尽量文理兼备，不建议选择三门文科或三门理科。如果实在不喜欢物理、化学，至少应选生物；如果实在不喜欢文科，可选文科中自己讨厌程度最低的那一门。比如，“历史 + 政治 + 地理”这一组合在报考大学专业时会受限，“政治 + 历史（地理）”在报考范围上没太大区别；“地理 + 生物 + 政治”这一组合与大学专业招生要求难以衔接。

高考反作弊

做到了什么，还没做到什么？

文 | 郑亚红 唐煜

来源 | AI财经社《高考无贼》

在高考这个赛场中，场上和场下还藏着一些隐秘的角落。对高考舞弊现象的打击是一场漫漫无尽没有硝烟的战争。

早期的反作弊手段非常初级，AB两套试卷、签订诚信高考承诺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但效果平平，治标不治本。防作弊主要依赖于老师监考，而买通监考官成为舞弊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反作弊仰赖于人，死角总是难以避免。

随着科技的发展，最新的通信和生物手段都被运用到考场内外，考点附近停靠的公安局信号屏蔽车已不足为奇，从2016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引入并升级生物识别技术。当年，广东、湖北等地考生通过“刷脸+验指纹”进考场，内蒙古高考就使用了指静脉识别技术。2017年，湖北体育高考又引入了虹膜识别技术。而今年的深圳考场外，还有警察手持无人机反制枪。

河南省甚至用上了无人机来捕捉空中的无线电信号，考点附近一旦出现可疑信号，无人机的“心电图”便会产生波动，提供发射源所在的参考位置。此外，也将高清摄像头和人工智能技术，用到了考场上疑似违规行为的巡检中。

过往半个世纪，高考舞弊和反舞弊从人工时代走到了科技时代。而技术能带来公平，却无法保证公平。

陈春秀踏入考场的时候还是陈春秀，可在更为复杂和隐蔽的考场之外，陈春秀还是被顶替了。即使考场内能用上现在的高科技，陈春秀的人生也被偷窃了。在未来，从法律等底层，重新构筑大家的底线与信用更为重要。

教育创新才会让高考会变得更好

作者 | 张晓军

来源 | 西浦ILEAD《张晓军：高考会变得更好吗？》

尽管我们都知道高考导致的应试教育会让孩子们无法健康地成长，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高考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因为在教育乃至社会的诸多问题交织的复杂情境中，我们没有比目前更好的可选方案。

首先，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过多希望上大学的学生之间存在矛盾。其次，目前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于教育的认知，还停在应试教育的阶段。第三，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文凭社会。最后，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不能普遍采用有些国家基于招生官员个人判断来决定录取谁的办法。

要找到新的方式，无疑需要创新。我们需要创新关于学生成长的评价，需要创新考试的方式，更需要创新教育本身。然而，教育创新不易，更难的是，目前并没有教育创新的氛围，最难的是，大家普遍没有教育创新的意识。教育领域的创新指数远远低于其他行业的创新指数。

社会资金方面，当下的慈善机构做教育的理念也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教育的发展。绝大部分资金投给了诸如贫困、捐资助学等方面，教育创新同样值得投入，因为一个创新的模式，很可能带来教育的系统改进，不仅能解决很多既有体系下的教育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还能推进教育整体向前迈进一大步。

高考会变得更好，尽管可能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主要的原因是新技术已经带来社会的剧烈变化、人的工作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以及对于教育的需求的根本变革。

在不远的将来甚至现在，一个人仅仅靠上大学所学的东西，显然不能支撑起一生的生活和工作。终身学习成为常态后，大学文凭的价值很有可能会降低；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取代低端劳动力，人成长于社会，将更需要那些素养和能力维度的东西。靠应试教育走上来的学生，也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基本要求，这将进一步降低文凭的价值和追逐文凭的热度。

更重要的是，今天已经是一个共创的社会，学校已经不再具有教授知识的垄断权，当学习资源无处不在的时候，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大学学习资源稀缺的状态，从而打掉应试教育存在的又一个温床。

当然，这些趋势能否促进高考改革，归根结底，还要看教育创新的成效。因为条件的改变，并不必然带来新的教育模式，真正带来新模式的，唯有教育创新。

谁能做教育创新？教育创新能做什么？简单地讲，希望每位老师能够琢磨，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课堂帮助学生提升核心素养，如何衡量学生核心素养的变化；希望每一位学校的管理者能够琢磨，如何和家长及社会一道，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孩子核心素养提升的氛围和环境；希望教育研究者能够走进教育的实践，去发现那些真正闪光的做法，并总结提炼为普适性的模式传播出去；希望家长能够有勇气和魄力去追求对孩子一生更重要的东西。

责编 | 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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