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无数次到重庆，皆因卢作孚，而今天，居然是为了张謇。张謇不是重庆人，而是南通人。张謇生于1853年，卢作孚生于1893年，相差40岁；他俩一个在南通，一个在重庆，距千里之遥。张謇贵为状元，是一个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取得最高科举功名的读书人，而卢作孚只是小学生。
小学生卢作孚竟然也可以成为一个像状元张謇那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全自己，只需看他最终走什么样的路。这让我想起20世纪最具智慧的人——爱因斯坦。他说过，“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张謇是一个个人，生于1853年，殁于1926年。卢作孚是一个个人，生于1893年，殁于1952年。但是他俩有一个交集点——1926年。1926年，张謇去世，南通万人空巷为他送别。而这一年，卢作孚在重庆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业。他不仅创立了民生公司，而且还开始了北碚的乡村建设。他一手做乡村建设，一手做企业，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轮船大王。1926年对于张謇和卢作孚是一个生与死的交集点。1926年是民生公司的生，是卢作孚精神生命的生。1926年，张謇的肉身死了，但是张謇的精神气脉继续在卢作孚这样的人身上存在。直到今天，只要历史还在，文明还在，这些人就不会被遗忘。我相信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肉身的存在，但是我可以确信，一个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一个深刻地理解了文明，理解了人类意义，理解了人性的人是不会死的。世界无所谓生死，只是有的人虽然活着，他已经死了。
张謇死了，但他仍然活着，因为他的梦想、他的精神生命还活着。教育和实业是两个领域，但是教育和实业的逻辑是相通的。张謇一生中留下很多话，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他在1907年说过的——“父教育而母实业。”这7个字可以放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企业史，甚至文明史上。这就是张謇的意义。1894年，那一年是中国的甲午年，张謇成了状元。状元是那时多少读书人都想要的，他竟然得到了。但是张謇放弃了仕途，愿意放下身段，在故乡南通从事微不足道、在当时看来几乎没有成功可能的实业。这就是他的低调理想主义：放低身段，目光却放远、放高。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好高骛远，我宁愿将他称之为一个“好低骛远”的人。好高骛远是一个贬义词，而“好低骛远”是一个褒义词。这个世界本是一个简单的世界，是人类自己给搞复杂了，我们都是在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以后，再来解决那个复杂的问题。而像张謇、卢作孚这样的人是把简单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我相信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像张謇这样怀揣梦想的人。
张謇有幸遇到了他的时代。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相反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1900年是个庚子年，120年后的2020年还是庚子年。可在120年前的那个庚子年，张謇开始了他在南通新新世界的建设。他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之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光。而张謇是以世界眼光来办南通一县的事。南通当时只是一个县而已，但是张謇却把它办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城，教育最发达的一个县。他亲手或间接推动在南通创办了200多所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他创办的第一家企业叫大生企业。大生二字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的“生”也是“生生不息”的“生”。作为中国的士大夫，他饱读四书五经，从秀才一路走到状元，付出的心血，旁人难以想象。他在科举路上走了27年，却不太在乎所取得的功名，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也不过如此。世人都在追求功名，而他却用一个人的力量在南通缔造了一座城。2007年3月15日，我曾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整版文章《南通访张謇遗迹》。那个时代的张謇并不广为人知，但这绝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的贡献早已进入历史深处。胡适先生曾说过“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这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养活了几百万人，在中国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从1900年到1926年，而他筹办还在1895年。这样一个人，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在晚清中国，张謇第一个说出了他要走的路，不是得寸进尺，而是得寸则寸，得尺则尺。我把它概括为一个词，叫得寸进寸，他有脚踏实地的、渐进的、低调理想主义。张謇将只有一片田野的唐闸小镇变成了一个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工业城镇，让它进入了世界地图。他的商标早已风靡中国乃至东南亚了。他创造的企业遍布整个南通，甚至扩张到了南通以外。
张謇用一个人的力量，在短短不到15年的时间，创立了一系列企业，从大生纱厂开始，横跨十几个不同的领域。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企业。但是，张謇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所有人，他的目的不是办企业，而是要办教育，但是不办企业就办不了教育，所以他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一个是父，一个是母。他创办的第一所学校不是小学。为什么？因为办小学首先要有师资，所以他选择办师范。南通师范是中国第一所完整的民办师范学校，请了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哥哥陈衡恪先生（也是鲁迅的好朋友）来做老师。张謇为南通师范学校定的校训是“艰苦自立，忠实不欺”。接下来，他又办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定了“学习家政，勤俭温和”八字校训。1907年，他在《通州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中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这句话放在整个中国，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具有超前性。从南通到故乡海门，再到他的出生地常乐乡（现在叫常乐镇），张謇办了一系列的学校。从小学到幼儿园再到中学、大学，从一科到三科，甚至还有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他为整个南通奠定了近代教育的根基。张謇曾亲自为许多学校写下校歌、校训。比如他给启东一个乡村里的通海垦牧乡小学写过校歌：“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没有新少年，没有小学生，谁来创造南通的新新世界？所以说，先有个人，然后有社会，先有新少年，然后有新世界。张謇不仅要在这里种人，还要种树。教育的全部秘密就在“种人种树”这四个字中，在种人的同时种树。我喜欢说，看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先看树种得好不好。如果树种得好，我对这所学校就会产生一点兴趣。种树与种人，一体两面，如此简单。张謇是懂教育的人，他完全可以当得起教育家这个称号。他曾说：“强国必先智其民，智民必先普其学，普学以初等小学为最亟，以师范学校为最先。”这些话放到百年后的中国，仍然掷地有声。凡是文明意义上的大人物，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有分量的，都是可以在百年后回荡着金石之声的。他不光办了这些，还办了南通博物苑、翰墨林印书局、更俗剧场，还有五个公园。他的文化与慈善事业从博物苑、图书馆，一直到医院、公园，几乎覆盖了所有方面。穷人到他这里来有贫民工场，老人有养老院，弃婴有育婴堂。他还在那个时代建立了公共体育场、电影公司、气象台。他打造了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南通，提供了当时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一个全新样板。1919年的南通街头，停着这样的小汽车。我如果拿这张照片跟人说：这是汉口、天津、上海租界，他们肯定都相信，但这是小小的南通，这是新新世界，或者是他自己说的“新世界的雏形”。在《新新世界：张謇与南通建设》和《大商人》两本书里，有我12年前完成的一篇关于张謇的45,000字长文，详细讲述了张謇与南通建设。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新新世界”不是要建立一个高调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或世外桃源，而是以“善托邦”为目标建立一个世内桃源。何谓“善托邦”？我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善托邦”不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今天而奋斗。这是一条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道路，它体现了从希腊到中国、从西方到东方那些古老而常新的共同价值。教育从来不是为了建造一个完美的个人，而是为了让一个不完美的人过得更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委员会曾说过：“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我想把这一句话改动一个字：教育是必要的“善托邦”。张謇提出了一条低调理想主义的路径。他自己概括为八个字：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张謇是一个行动者。作为行动者，我觉得他所体现出来的低调理想主义至少有三个特征。第一，低调。低调不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而是要保全个体，有所作为。第二，可持续。这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都可以去践行的道路，一条文明的道路，而不是野蛮的道路。第三，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建设性简单地说，就是八个字：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思想不一定都要高到云端，也可以低到尘埃，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如果一个人没受过教育，不认字，但是他的品行中呈现出人类美好的品质，我还是会对这人充满敬意。如果一个人念了博士，但是脑满肠肥，我也会对他鄙视，就是如此简单。张謇是简单的，虽然他贵为状元。日本人说张謇是一个“知识精英兼实行勇士”。今天之中国，所谓的“知识精英”太多了，而像张謇这样的实行勇士太少了。“百年树人，一往情深。”张謇不仅种人，也喜欢种树。他种了大量的树，光是在长江边的狼山那一带，就种了十几万棵树，沿长江边三十里种了2700棵桃、桑。一个爱种树的人一定是个好人，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对，但大致上错不了。好的教育就是种树的事业，也是种人的事业。
我想起了与张謇差不多同时代的两个人：张元济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张元济是中国出版家，也是教育家，蔡元培是教育家。这两个人都比张謇年轻，一个是1867年生，另一个是1868年生。他们三人都生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呼吸到衰亡民族的气息，他们决心要用一己的努力重造文明，建立一个新新世界。他们的抓手是什么？张謇的抓手是“父教育而母实业”。蔡元培的抓手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张元济的抓手是“故向书林努力来”，就是下大力气来编教科书，创造了一个巨无霸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为中华民族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他们是一样的人。张謇在南通做了数十年的努力，南通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被日本人内山完造定为“理想的文化城市”，也是建筑学家吴良镛口中的“近代中国第一城”。这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名副其实。我想起100多年前共和国教科书小学国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一个字：“人”。人之为人——是做教育、做企业、做出版的共同逻辑。“人”顶在“企”字的头上，“人”也可以顶在教育的头上。“父教育而母实业”头上顶着都是一个“人”字。这是人之为人的逻辑。1922年张謇七十生日，驻上海的各国领事都来到了长江北岸的南通，为他庆贺。这张照片留下了他一生最后的荣耀，代表了国际上对他的衷心认同。而此时此刻离他去世只剩下了4年。张謇当时的社会身份已是一介平民，不是官。他的企业也从这一年开始失败了。因为他背负了太重的社会重担，胡适先生当年就看到了。成败在是非面前一文不值，人类并不是靠成功而存在，而是靠精气神而存在，当你没有呼吸的时候，你的世界就会归零。对人类来说，第一重要的是呼吸，什么呼吸？呼吸有两种，一种是生命存在的呼吸，另一种则是心灵存在的呼吸，只要有一种呼吸没了，你的世界就会归零。张謇影响了他后面许许多多的企业家，包括无锡的荣氏兄弟，也包括重庆的卢作孚。卢作孚先生说过无数话，最简明扼要的是这十个字：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他把它们写在墙上，挂在嘴上，刻在心上，行在脚下，这是颠扑不破的十字箴言。如果一个教育家做到了这十个字，就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家；一个企业家做到了这十个字，也可以成为出色的企业家。这个世界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人之为人”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大道至简。卢作孚先生曾经写过一句话，“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什么叫“培育社会”？就是建造一个新新世界，这就是张謇的梦想。卢作孚的梦想是“50后”的梦想，也是“90后”的梦想。（张謇生于1853年，是“50后”，而卢作孚生于1893年，是“90后”。）每一代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伟大的梦想总是相似的，卑鄙的梦想则各有各的不同。
最后，我想借用卢作孚的另一句话作为结束，也送给诸位：“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响、改变社会。”这就叫培育社会，这就叫真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