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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这堂百年党史课,中国教育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头条

蒲公英教育智库 新校长传媒 2024-03-19



建党100周年,举国上下都在学习党史,学校也不例外——有的通过书本文字,有的通过庆典活动,有的通过影视作品……


作为普通教育人,我们能做什么?学党史,到底有什么用?


其实答案已经在很多学校的行动中呼之欲出:百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国运奋斗史”;而教育,已经成为甚至还将继续成为国运的主阵地。


我们需要读懂这个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类历史上最荡气回肠、艰辛励志的文明逆袭故事;


我们需要在这场百年奋斗史中,去发现无数个人、集体的奋斗经验和“秘诀”,并进一步沉淀为全体师生的“精神百宝箱”、“行动导航仪”;


我们需要帮助青少年学子完整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把自己融入到21世纪民族复兴这个具有枢纽意义的真实历史中,成长为有担当的一代新人……


这堂百年党史课,中国教育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当马克思还是中学生时,他在文章里写道:“选择职业,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后来,这个想法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人应当是目的,人应当自我解放,人应当在世界与社会中实现自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将人当做手段的行为,都导致人的异化,都在阻碍人走向完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要通过把握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主义还提供了人的行动路径——实践。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思辨,但马克思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唯物主义。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抽象的理论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才有生命,对世界的解释只有与改变世界的行动相结合才能获得价值与意义,奥秘与问题在实践中才可能得到解答与解决。


马克思主义还指出了人应当如何认识与理解。所阐释的辩证法、唯物史观,指导着人们从事实本身的联系理解自然与社会,从真实的问题开始探究,在实践中反思。


马克思主义说:实践只有与批判地认识结合起来,这样的行动才真正是人的自由行动,这样才是真正的认识、真正的实践。人在实践中批判地认识他们所处的并与之共存的世界,并且“通过世界这个中介来教育彼此”。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诞生,引领知识分子走出玄思,直面社会现实,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马克思主义也指出人应当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应当在建立与他人、世界的联系中获得生命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的本质——资本,就是人的劳动的积累,而劳动是人进行自我创造的手段。并由此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走向让人能够自由地劳动、充分地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对抗的真正解决……”


同样,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着的理论,在人类的实践和发展里,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核指向人的自由发展与自我解放,沉淀为《共产党宣言》里的预言:(人类的未来)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两千多年前,曾子问孔子:“什么是大勇?”孔子的回答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让人想起百年党史的开创者、传承者和坚守者们,有智者型的,烈士型的,风流型的,投机型的……他们或许都不完美,却少有人在思想和行动上自甘寂寞,自我躺平。


在动荡的时局、艰难的阻挡中,他们多方尝试, 面对生死抉择,没有退缩逃避,而是坦荡从容,舍生取义。他们在最美好青春的年华,面对家国危亡,众生疾苦,不忍独善其身。他们愿意为这个国家努力发光、凛然发声、勇于舍身——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我们庆幸,100年前不仅有大师,有先生,还有一群有骨气、有理想、有担当、有胆魄的热血青年!留下一场事关存亡的自我涅槃故事,今天的人们提起他们,不仅充满浪漫而朦胧的想象,更有关热血、激情与觉醒。


那一代青年何以敢为某种精神而牺牲?原因或许在于,他们以内化自我的学识为地基,以超越自我的精神为坐标,看见了国运垂危的现实,读懂了文明兴衰的契机,找到了方向明确的道路,并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创造历史的进程中。


正如鲁迅写下的这段话,他们有一种始终“向上走”的能力,“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如果祖辈会留言给后来人,可能会写着:“100年后的中国怎样了?是不是已经不再有亡国灭种的威胁了呢?是不是已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呢?”这些疑问,像一个接着一个的填空题,它们已由父辈填好了答案。而问题没有终结,至于那些先行者未曾想到的雄心、尚未填补的空白,则需要由如今的青年来书写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并随后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开启了红色政权建设的新探索。犹如一支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的“创业团队”,对于第一代红色政权,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创业精神”,在今天仍值得借鉴:


有坚定、正确的信念,敬终如始


如果你不能对自己所做的事有灵魂深处的坚定,是走不远的。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代“创业者”都堪称信念坚定,不惧牺牲,甘为一个新的中国支付代价。比如,方志敏是闽浙赣根据地的创立者,不幸被捕后,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前写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甘于简陋,直面复杂


在瑞金“一苏大”会场叶坪谢氏宗祠,可以看见厅堂两厢被木板隔出15个小房间,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场所。每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便是一个“部委”的办公室。在简陋的条件下,苏区干部展开的是应对复杂局面的工作,把一切有利要素用尽用足,推动革命星火燎原是第一要务,条件并不是问题。


 灵活求新、求变、求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许多时刻,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民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他们总善于“异想天开”,不循规蹈矩,抓住机会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创造正确的行动方案。


比如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具有前无古人的战略意义;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时,又提出了灵活巧妙的游击战、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成功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


毛泽东曾以“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


当时的苏维埃模范县,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员干部“十带头”的工作法,也就是从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执行勤务、参军参战、遵纪守法、购买公债、节约粮食、优待红属、发展生产、移风易俗十方面进行比学赶超,一切都以“实干成效”为方向。


 争创“高水准”的一流水平


党员干部投身各方面建设事业时,努力拼搏,创造了“第一等工作”,凝聚形成了“争创一流”的精神特质。在工作中,涌现出了不少模范省、模范县、模范乡。



两千多年前,《孟子》有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聚之,所恶勿施也。”


赢得民心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一者,赢得作为个体的“民心”是一回事,赢得作为群体的“民心”又是另一回事。二者,这背后不只是方法论,更是思想的体现。


一百年前,在浙江嘉兴的游船上,中共一大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的纲领表明,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人民平等、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


当时,求民族独立、谋人民福祉,成为民心所望。带着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人民攻坚克难,成为民心所望的依靠力量。


长征期间,红军经过湖南的沙洲村,3名红军女战士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站在人民这一边,凝聚民心,共产党建立了追求自由平等富强、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历史新纪元。


而后,在不同社会时期和阶段,“民心”有着不同的内涵。要不断赢得民心,得了解新时代民之所需、民之所欲、民之所恶。


从封建皇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也是理解“民心”的过程。


当然,赢得民心更是干出来的。


在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的路上,共产党人始终敢于直面问题,注重实干和成效。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出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用行动带给人民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始终不忘初心,不断理解民心,注重实干成效,中国共产党最终真正赢得了民心,稳固了执政。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时,国共双方的军力对比,国民党军约430万人,人民解放军约127万人;武器装备、空中力量更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然而不到三年时间,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政权崩盘。


分析解放军在兵力远远落后的情况下,迅速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因素。


第一,军队本身的凝聚力。国民党军队事关精神信仰的工作长期不成体系,政工人员无法监督与制衡军事干部;解放军则重视政治信仰,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杜绝了国民党军队屡禁不绝的军阀主义和派系林立。


第二,注重统一战线的建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则在农村中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在城市里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进步分子,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尽可能揭露蒋介石撕毁协议的独裁之心,赢得民意归心。


第三,战略决策制胜。共产党在战争的具体目标上,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国民党则以夺取中心城市、主要地盘为目标。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越打越少,而需要守的地方却越来越多。


其实放眼全世界,以弱胜强的案例也不少,其核心是什么呢?华中科技大学葛其龙博士曾在《毛泽东“以弱胜强”军事哲学思想》一文里谈到,要想“以弱胜强”,需要充分认清敌强我弱的客观性、充分认清敌强我弱的两重性、充分认清敌强我弱的可变性。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夏征难则在《简论毛泽东以弱胜强的军事辩证法》一文中,阐述了如何通过一系列主观指导,实现强弱转化——削弱强军强的因素,改善弱军弱的因素;扩大强军弱的因素,扩展弱军强的因素;造成局部以强对弱,力求达到局部质变;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不断实现部分质变,再到根本质变,最终完成强弱转化。




归根到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全人类向前发展的关键精神,所以,大变局时代,它依然站在聚光灯下。而唯有深入党的百年历史具体情境中,辅以全球化和复杂生态文明的视角,我们才能追寻其中的真正内涵。


谈论独立精神前,首先要厘清“为什么独立”。


《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了毛泽东对于中国独立必要性和意义的分析。首先是指全球政治外交关系中摆脱奴役和欺压: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其次是生产资源、市场前景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独立于俄共主导的共产国际,开启长征,力挽狂澜,一方面吸收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与策略,一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团结城市农村的无产阶级,由毛泽东确定“依靠中国广大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


这段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独立”的思考:独立,是超越抱团取暖、依附随从,甚至沦为教条主义的国际关系,走向自主发展。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门造车。


回看中苏关系史,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中断向中国提供技术材料,中国经历了极其漫长孤独的探索研究。封闭式技术进步,我们其实付出了高昂成本和惨痛代价。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扩大开放必须相辅相成。


施展在《枢纽》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技术和全球市场的发展,未来将依然如此。一方面,短期内,一些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中国还不能完全通过自力更生取得;另一方面,中兴、华为事件以及中美战略竞争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也或侧面、或正面地展示了“脱钩”的风险。学者郑永年曾谈到:国力发展,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其进步的本质是开放。如果不开放,最强大的科技也会走向落后。


自主应当基于开放环境下的综合运用——这是当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最需要辨明的内涵。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次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几天之内,传遍全国。


此文发表面临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当时国内仍深受极“左”思潮影响,1977年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两个凡是”迅速成为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


那是十年动乱刚结束的第二年,正值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冲破“两个凡是”,摆脱极“左”思潮,把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是全党当务之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点到教条主义“死穴”,直指“两个凡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章刊出后,举国震惊,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的标志性时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意义深远。


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经济领域,安徽滁州“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文化领域,小说、诗歌、美术、戏剧佳作不断,各类思想积极碰撞。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后,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它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实践、理论的基本线索,也是工作和改革非常重要的思想路线。甚至,它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教育的开放,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天所有教育人都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教育如何变革?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坚守实事求是的路线或思维方式。从实际出发了解需求、分析现状,在此基础上再设定改革的方向、目标。在改革过程中,还要不断根据现实需求,逐步调整路径和措施。


在这一过程中,改革的出发点从现实中来,改革路线图也会在现实中不断进行修正。最终,改革和创新的成效,仍然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因此,本着实事求是态度的教育改革,才是可控的、接地气的,也最终更能够被公众接受。如果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出发,难免在现实中碰壁,让改革面目全非。




今天,我们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秘诀,绕不开三点:

——源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源于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源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流,国门的洞开促进了管理、科技、文化等的交流,得以融入全球发展的潮流之中。



这三个原因都完全正确,不过算不上是改革开放成就瞩目的“根本秘诀”。


根本秘诀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没有党的自我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坚语)。


说到改革开放的起步,大家自然想到1976年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城市工厂扩大经营自主权以及个体经营户等。实际上这只是表现形式,最根本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对自身进行调适和改革,刀刃向内进行的自我革命。


追溯100年历史不难发现,“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良品格。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哲学高度,站在党的宗旨和纲领角度,通过一系列机制生成,包括整风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等,进行自我纠偏、自我革命——


从“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到“遵义会议”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从延安的“整风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反思十年内乱,抵制“两个凡是”错误思想,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陆续开展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主题教育活动;十八大以来,各级代表大会任期制、党内选举制度、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制、干部人事制度、党务公开制度、巡视制度不断完善,一套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已然定型……


因为具备“自我革命”的品格,迭代更新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根据时代需要,进行一系列自我制定、自我执行、自我遵守的组织和制度化建设。


人类历史是一个从“必然王国”不断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而“自我革命”则是对客观现实的超越,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批判和扬弃。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现实意涵,就是要依靠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制度化建设,推动党的建设迭代升级。




不期而遇的疫情,不仅给很多人上了一堂“人生大课”,也同时给国人上了一堂“国际政治经济大课”——原本风生水起、渐入佳境的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突然遭遇重大挫折,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展开了新一轮“文明的竞争甚至冲突”……


继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称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而疫情后的一系列现象,让这个使命处在了一种更有挑战性的外部环境之中。


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不是偶然,反而是民族复兴进程中肯定会遇到的必然。不仅不会打乱民族复兴的计划和节奏,反而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新时代的国际社会的现实,看清实现党的新时代使命需要做些什么。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判断:未来三五十年,将是一个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也就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各种文明形态(包括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进行全面反思、反省的时代。这将是一个由文明危机引发的变革调整,最后达到文明交融的时代。我们将面对的更大问题是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变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挑战,最重要的是如何为迎接挑战做好精神、知识、理论,以及实践的准备。


这次疫情告诉我们,各种文明和社会发展模式都有其历史基础,也各有优势和劣势。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像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出现“历史的终结”,反而会在彼此的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中不断前进。


比如,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均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大原因就是我们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的前提下,大胆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鼓励创新、不怕失败的创业投资机制等各种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并把它内化为自己的“新基因”,甚至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华为也正是在向国外同行的不断学习中,发展壮大,并终于超过了一个个对手,成了被一些西方国家忌惮的科技巨头。同样,在此次疫情的应对中,尽管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进行各种指责,但也不得不承认我国应对政策和措施的效率和效果;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他们也开始试图对中国产业规划等经济政策“抄作业”,希望对抗中国科技奋起直追的势头。


继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路必定不会平坦。我们只有脚踏实地,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固步自封,也不自乱阵脚,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才能看见与抵达中华复兴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一个组织历经百年,于挫折后毅然奋起,于磨难前百折不挠,在历史洪流中扭转民族命运,在时代风云里推动世界潮流,在“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当前时,从容应对不乱其行,其底层密码究竟是什么?


 以终为始,使命驱动


回溯百年,冒抗战烽火硝烟,跋涉长征雪山草地,一次次至难时刻,他们慨然肩负河山;隐没“两弹一星”研发的戈壁深处,挽手挺立荆江大堤惊涛骇浪前,即使到生命最后时刻也默默无闻,舍身坚守。


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主动选择Hard模式,以身为基一路前行?


这力量并不神秘,就是使命,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以终为始,从目标驱动上升为使命驱动,矢志不渝地向终极目标而行。


人类只有把自己纳入到一个更大的意义系统当中,为那些“大于自身”的目标而奋斗,便会欣然于担当,不惧挑战,自适应地调整优化前行的路径。


 让平凡人有不平凡的“行动力”


党员也是出自常人,而当大量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最终会涌现出一批不平凡的人。通往理想的道路,不是由思想所决定,而是由行为所决定。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危难时刻,迎难而上,在重大历史关头,在重大考验面前,党旗所指,行动所向,凝心聚力。


 不断适应与进化的“革新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朝气蓬勃、激情燃烧的时代。自我革新就是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来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推动者和实践者,百年大党的历史担当,不仅体现在走过的百年,更体现在未来的征程,与时代同频共振,要求共产党人心存忧患、肩扛重担,始终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不断适应挑战,不断推进理论、制度、文化和其他各方面的革新与前行,引领中华民族更好走向未来。


 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


从“小米+步枪”战胜百万雄师,到“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实现全面深化的“改革开放”。


资源总是有限的,处境总有优势与劣势,破冰突围,战胜非凡的挑战,取得非凡的成就,必因非凡的举措。


古人有田忌赛马,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从非理想到理想的路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长。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已经给出了示范。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积厚成势,再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蹄疾而步稳,有序解决各领域各方面障碍、梗阻,方向目标清晰,战略部署明确,方法路径高效,由局部探索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实现革新与转变。


 教育革新亦如是


回看教育,从传统金字塔式学校,到有愿景、无目标、自组织学校,再到高标准、多中心、自组织学校……如何革新与突破,如何迭代,百年党史里,一个使命驱动型组织的革新力早已给出了示范。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百年党史告诉我们,当一个组织以终为始,在使命驱动下不断适应形势,自我革新,破冰突围;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驱动平凡人走向不平凡,共同组成一个“精神穹宇”,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联合执笔 | 屈腾龙、张安仁、王小波、田佩、张磊、李垣谕、陶小玮、刘婷、张凯、龚晓薇、李斌排版 | Maggie
25948897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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