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下周三)19:40,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侯麦回顾展《夏天的故事》(A Summer Tale)开幕场次,将会邀请侯麦御用剪辑师和配乐师雪美莲(Mary Stephen)以及《夏天的故事》女主角阿曼达·朗格勒(Amanda Langlet)作为映后大师班嘉宾,以网络连线形式,就影片内外与各位观众进行深入对话。雪美莲(Mary Stephen),法国电影新浪潮大师埃里克·侯麦首席剪辑师。她出生于中国香港,后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于七十年代远赴巴黎学习电影,至今已参与制作六十余部影片。雪美莲由电影《飞行员的妻子》开启了与侯麦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关系,最初担任剪辑师助理,随后还为侯麦剪辑了“人间四季”系列的“冬、夏、秋”故事,直至侯麦的遗作《阿斯特蕾和塞拉多的爱情》(又译《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在过去的十年中,雪美莲将工作重心从法国电影转移至亚洲与中国独立影像。
阿曼达·朗格勒(Amanda Langlet)的演员职业道路起始于电视剧,并于80年代在侯麦电影《沙滩上的宝莲》中担任主演,阿曼达在片中饰演一位涉世未深的无邪少女,在经历过成年人欺骗、背叛及非理性的世界后逐渐成长起来。十余年后,她再次与侯麦合作,出演了《夏天的故事》中的玛戈一角,以她在片中展示出的智慧、冷静、含蓄以及她对于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爱情的期望,深深打动了电影观众。她与侯麦的最后一部合作作品是2004年的影片《三重间谍》。
《夏天的故事》主角梅尔维尔·珀波(Melvil Poupaud)与阿曼达·朗格勒
本文系雪美莲于1997年为香港艺术中心与百老汇电影中心联合主办的“慧眼看人情——伊力·卢马回顾展”所撰写的文章。雪美莲回忆了她远赴巴黎求学时的情景,她在那里结识了侯麦并最终与其成为亦师亦友的合作伙伴,文章也阐述了侯麦“家庭作坊”式的工作方法——导演与三两伙伴一手包办所有电影摄制事务,同事之间相处亲密如家人,这不仅为雪美莲的工作方法带来了启发,也让她收获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忘年友谊。一个阴沉的巴黎午后,我们从学生公寓(Cité Universitaire,这个公寓区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每个国家都有一幢专属的楼房)出发,想要到达阿尔玛-玛索(Alma Marceau)需要换乘地铁,我们必须去那里,因为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的办公室就坐落于那个时髦的街区。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正是热情高涨的年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的脚步。我们要拍一部电影,不论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必须把它做成!我们是一群获得了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硕士课程的部分资助,并前来巴黎进行交换学习的学生。
在巴黎生活一年,这一定是绝大多数电影学子的梦想!巴黎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流动的盛宴,是阿奈丝·宁(Anaïs Nin)的日记……还有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葛楚·斯坦(Gertrude Stein)和布拉塞(Brassaï)的巴黎:小便池、妓院,更别提《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祖与占》(Jules and Jim)和非凡的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了。简言之,我们曾度过的漫长日夜仍留有残影:频繁参与香港大会堂(Hong Kong City Hall)电影俱乐部的影片放映活动,或是狂热追读罗卡和陆离在《香港中文学生周报》(Hong Kong Chinese Students’ Weekly)上发表的文章。
在当时,埃里克·侯麦于我不过是一个姓名罢了。从香港到蒙特利尔,我们熟知的法国新浪潮导演仅限于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和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尽管侯麦的电影经常在蒙特利尔顶级的欧特蒙剧院(the Outremont)上映,但我通常只会将一整晚时间花在特吕弗的回顾展上。我还梦想过有一天能跟特吕弗在巴黎共事。但造化弄人,我在巴黎住了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没能在特吕弗去世之前跟他见上一面。根据美国这个硕士课程的规定,我们首先用了两个月反复地学习法语。老师在课堂上把戈达尔《精疲力尽》(Breathless)的音轨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只为了让我们吸收“街头法语”的精髓,从而摆脱大学法语课程中那些“正统”的语言概念。这种语言训练为我们在巴黎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精疲力尽》的剪辑师西塞尔·德库吉斯(Cécile Decugis),也是雪美莲后来的“人生导师”
来源:womenfilmeditors.princeton.edu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电影课程了:符号学,理论课,分析课,占据最多课时的还是符号学。居然没有制片课?那我们怎样才能做出一份像模像样的电影预算呢?得知侯麦每半个月就会在卢森堡公园(Luxembourg Gardens)附近的巴黎大学(Paris University)上一堂课,于是我们决定去那里旁听。尽管我们的法语还是半吊子水平,但我们依然坐在教室最后头,听这位高瘦的灰发男人对着空气讲话,他在谈论他的电影《帕西法尔》(Perceval)、棚内摄影、中世纪音乐以及……预算。
我们自信地认为自己胜算十足,于是决定退出硕士课程,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电影中。我们要求大学退回学费,然后把这些钱全都用来拍电影,就像杜拉斯当年拍摄《印度之歌》(India Song)一样。但是想要拍成一部电影,首先我们必须拟出一份严格的预算。
回到开篇所说的那个灰色巴黎冬日,我们动身前往埃里克·侯麦所创办的公司菱形影业(Les Films du Losange),到达公司办公室后,我鼓起勇气用糟糕的法语向侯麦当时的秘书阿米拉(Amira Chemakhi)解释说,我是侯麦的一名学生,虽然我不想打扰候麦先生,但我确实非常需要仔细研究一下他在课堂上提到的那份预算表,所以我能要一份复印件吗?她把我的请求记了下来,并留了我的电话号码,她告诉我她会转达给侯麦的。这不就是人们常见的应付手段吗?于是我灰心地离开了。没想到我刚回到学生公寓的加拿大楼,跟我住同一层的一个女孩就站在走廊捧着公用电话,她看见我进来后就对着电话那头说,“别走开,她马上来,”接着把电话递给我。“你好,我是埃里克·侯麦,”电话另一边传来略微嘶哑的嗓音。于是我很快又折返菱形影业。侯麦小小的办公室位于三间房中的最后一间。公司制片人玛格丽特·梅内格斯(Margaret Ménégoz)使用的是侯麦隔壁的办公室。那个下午,我陷在埃里克·侯麦对面的座椅中,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糟糕的法语拯救了我,因为侯麦以为我是不精通法语才如此沉默。为了填补对话的缝隙,侯麦提议我们泡茶喝,因为他猜想所有跟我一样长着一双亚洲眼睛的访客都是品茶专家。不久,我就成了真正的品茶专家,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来到侯麦的办公室喝茶。虽然我给侯麦留下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一个安静神秘的年轻东方女子(而非一个舌头打结,毫无耐心,且实际上来自加拿大的电影学生),但我还是成功地在我们彼此的交流中捕捉了一些实用信息:制片、摄影机、灯光、演员……甚至还有预算,这让我觉得我在巴黎这一年终于没有白费。
但我最近好不容易找到的安宁很快就被一位生龙活虎的年轻男人给打破了,他闹腾地闯入了我们的工作,嘴里每天都响亮地冒出一堆台词,他所使用的语言让我有一种参拜到语言大师的错觉。这个年轻人握了握我的手,滔滔不绝的同时还不忘时不时看我一眼。当时我们正处于《帕西法尔》的后期制作阶段。这个年轻人叫法布莱斯·鲁奇尼(Fabrice Luchini),生活在现代的他坚持讲着中世纪法语,比我使用戈达尔式的街头法语强多了!当《帕西法尔》的制作即将收尾的时候,我也开始变得极其忙碌了,因为我们这几个从美国过来的年轻人真的退出了硕士课程,并且拍完了我的影片《诗之影》(Shades of Silk)的所有素材。当时我们正用一台很便宜的设备进行剪辑,侯麦时不时会过来看看我们的剪辑情况。虽然杜拉斯的电影制作方法跟侯麦的大相径庭,但侯麦还是很欣赏她的电影作品,并且经常以她的影片为例证明拍电影不一定要花大价钱,我们可以利用天马行空的技法和声音去创作一部低成本电影。这可是侯麦电影制作哲学的关键:低成本制作,小团队,拒绝多余的细节和小技巧,因为这些只会让导演和制片人的自我意识膨胀。侯麦至今仍是坚持法国电影新浪潮精神的唯一一位代表导演,这就是他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到剪辑室里去看一部由学生制作的16毫米胶片电影。
雪美莲作品《心舞》海报
来源:en.unifrance.org
经过这首次尝试之后,我获得了一笔加拿大国家艺术委员会(Canada Council)的资金,用于拍摄剧情长片《心舞》(Justocoeur,曾于第三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这一次,我们会直接录制现场声,”我这样设想。但怎样才能让法国演员说出我的英文对白呢?我的同学兼合作编剧安·马丁(Ann Martin)提议说,“找侯麦怎么样?你在他那里喝了那么多茶,还不能问他点建议吗?”“嗯……可是将整部剧本翻译成法语可得花不少时间……”我有胆量去问他吗?看来我得做几顿美味的中餐作为回报了,用中餐来换取我电影中优雅的法语对白,听上去还真是一种经济实惠的方法呢。结果我成功了!侯麦,这个通常坚持吃法式菜肴的男人,居然会爱上我做的中国菜!
《帕西法尔》是一部卓越展现极简主义和象征主义实践的电影,但它的票房注定不会令人满意。这是侯麦第一次动用一笔大预算,并与电视公司联合制作,但这对于侯麦而言是一次令人失望的经历(虽然是发行层面上的失望,而不是创作方面,但《帕西法尔》仍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这之后不久,他看起来并没有急着要开拍下一部电影。
约翰·克雷塞镜头下的雪美莲
来源:metrograph.com
约翰·克雷塞(John Cressey),我的加拿大摄影指导兼“犯罪同伙”(对独立电影制作如同犯罪般上瘾)也在一次商业拍摄中结识了涅斯托尔·阿尔曼德罗(Nestor Almendros)。涅斯托尔在摄影和布光上已经跟侯麦合作很多年了,他在拍摄《帕西法尔》前不久才凭借《天堂之日》(Days of Heaven)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项,还为侯麦拍摄了美丽的《O侯爵夫人》(The Marquise of O)。当我们在拍《心舞》时,涅斯托尔会在下午的时候来到舞蹈室,看我们推拉移动摄影车来用16毫米胶片拍摄非洲舞者。这真是我们感到无上荣耀的时刻,因为如涅斯托尔这般在摄影上有着极高造诣的大师,也会对其他人的电影创作产生好奇。不久之后,侯麦就决定回去拍摄另一部电影了。有趣的是,他的新片《飞行员的妻子》(The Aviator's Wife)是低成本地使用16毫米胶片迅速拍摄而成的。这就回到了他原本的工作方法。是不是看到我们拍摄《心舞》之后影响了他的抉择,谁知道呢?
《飞行员的妻子》中客串游客的雪美莲
来源:filmsdulosange.com
侯麦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表演“飞行员”这个角色。我当时刚制作完《心舞》,这部影片的主演也深受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和杜拉斯的喜爱,他分别出演了两位导演的《青年特尔勒斯》(Young Torless)及《印度之歌》,他叫马修·加里瑞(Mathieu Carrière)。于是他就成了“飞行员”,我也在片中友情客串了一把(侯麦剧本中原本写的是一位日本游客,他后来根据我自身的情况将其改成了“魁北克-中国混血”的游客),和我的同学兼剪辑助理尼尔(Neil Chan)一同出演了这一场景。就像侯麦往常的“家庭作坊”一样。侯麦知道我在拍完两部独立电影之后在资金上已经捉襟见肘,于是他问我是否愿意在《飞行员的妻子》中担任剪辑师西塞尔·德库吉斯(Cécile Decugis)的助手。我自然感到万分荣幸,只要让我有机会待在侯麦和西塞尔的身边观察他们的工作方法,更别提还让我拿工资呢!我当然一万个愿意!西塞尔是戈达尔《精疲力尽》的剪辑师,她对待年轻助手十分严苛可是出了名的。但让侯麦惊讶的是,西塞尔很快就对我非常善良和友好了。
雪美莲与西塞尔·德库吉斯
来源:filmalert101.blogspot.com
随后侯麦向我透露,他脑海里一直有这么一小段旋律,一首关于一个年轻男人孤独地生活在巴黎的小曲子,他想将这段旋律作为主题曲,但该怎么做呢?他认为没有哪位专业作曲家会对他的这段音乐有多兴奋,毕竟这不是什么专业作品。我立马想起自己曾经在香港被迫学习钢琴多年,兴许能帮得上忙。于是一天下午,在侯麦简朴安静的家中,我们一同编写了《巴黎诱惑》(Paris m'a séduit),并最终由艾莉尔·唐贝索(Arielle Dombasle)进行演唱。这又是一次“家庭制作”。在法国南部生活了八年后,我终于返回了巴黎,但那时的我已经完全切断了与电影世界的联系。侯麦立刻就来拯救我了,他要我去执行《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的剪辑工作。我不在巴黎的这些年月里,侯麦一直与一位十分有天赋的作曲家让-路易·瓦莱罗(Jean-Louis Valéro)保持合作,让-路易也是我离开巴黎前的好朋友。但如今我肩负着照看三个孩子的重任,我想,“相信让-路易会原谅我这八年来的暂时背叛”,所以我向侯麦提议我们可以为让-路易写一首主题曲。当然,侯麦激动地赞同我这个提议,因为最近他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一小段旋律,他想要将其编成一首赋格曲。于是我冲到最近的音乐学院借了一些散页乐谱来编写我们的赋格曲,任何赋格曲!
《冬天的故事》女主角夏洛特·韦里(Charlotte Véry)
来源:filmsdulosange.com
《冬天的故事》的主题曲就这样诞生了。侯麦激动地提议我们一起取一个化名,塞巴斯蒂安·厄姆斯(Sebastien Erms),这个化名分别采用了我们名字的首字母。一天下午,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阵仗,我们来到朋友家里,用他家巨大的钢琴录制了这首曲子。谁说电影音乐一定要花很多钱?后来在侯麦两部电影拍摄的间隙,我还在《时尚》(Vogue)杂志担任总编辑助理,我提议为当时刚过世的、好莱坞电影明星照片收藏家约翰·科巴尔(John Kobal)写一篇悼文。我们决定用文字来缅怀这位世界领先的布光摄影师。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打电话给身居纽约的涅斯托尔(他早已跻身好莱坞最专业的摄影师之一,因此搬去了纽约),希望他能与我共同撰写,他答应了我。但几周后的一个冬日午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了涅斯托尔的电话,他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我他生病了,很遗憾无法跟我一起写作这篇悼文。
侯麦与涅斯托尔在片场
来源:mutanteggplant.com
一周后,我从电台里听到涅斯托尔·阿尔曼德罗去世的讣闻。我匆匆赶到侯麦的办公室,他正在为巴黎一家报纸撰写一篇关于他老朋友兼多年共事者的悼词。出于某种原因,一盏明灯就这样悄然熄灭了;我与涅斯托尔并没有深交,但我依然感觉这个“家庭”的一个部分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这就是埃里克·侯麦充满创造力的“家庭”,我依然会为自己身为其中一员而深感自豪。直至今日,每当我制作一部电影时,我都会想到预算,预算,预算。多请一位助理有什么用处呢?不过是多了一张要喂饭的嘴罢了……我可以自己跟其余团队成员一起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自己就是那位助手。成员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而我将会为他们做上一顿美味的中式佳肴作为回报!特别鸣谢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和法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授权翻译及再版。原文标题:Many Chinese Dinners Later... Family Business with Eric Roh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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