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使徒杜嘉德：在华宣教22年，还编纂了《厦英大辞典》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年12月27日－1877年7月26日）
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生于英国苏格兰伦弗鲁郡Kilbarchan，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育有六子，杜嘉德是最小的儿子。
1851年，杜嘉德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神学院（ Divin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深造，四年后完成神学课程。1855年2月20日，杜嘉德被格拉斯哥马太自由教会按立为苏格兰长老会牧师。3月，他被派往中国宣教，是苏格兰长老会抵华的宣教士，在闽南地区宣教二十多年，因此被不少人称为“闽南使徒”。
闽南的使徒杜嘉德
Cartairs Douglas
作者／ 魏外扬
来源／ 宣教士群像
编辑排版 ／随手君（ID：suishouchuanfuyinjun）
一、编纂「厦英大辞典」
杜嘉德毕业于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于一八五五年随英国长老教会所差派来华的第一个宣教士宾惠廉(William C. Burns)来到中国，定居在闽南的厦门。由于他在语言学方面颇有基础，又肯下苦功学习，所以很快的就能够讲出一口标准流利的厦门话。
每当他听到一个新的词汇，他一定立刻记在小笔记本上，反复加以练习，直到能够纯熟运用为止。一八七三年，他所编纂的「厦英大辞典」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由伦敦的杜鲁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为此他获得母校所颁赠的博士学位，也使他的名字被排列在当代著名的汉学家之中。
距这部辞典的初版五十年之后，由于科学的发展与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在中国语文中增加了很多新词汇，使这部一度被公认为搜罗完备的辞典，愈来愈变得不敷使用，于是有另一位毕业自格拉斯哥大学的来华宣教士巴克礼(Thomas Barclay)为之增补，而成「增补版厦英大辞典」，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听见台湾的呼声
提起在台湾的宣教先驱者，一般人都知道南部是英国长老会的马雅各医生，北部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的马偕医生(Dr. George L. Mackay)，然而第一个听见台湾的呼声并且转达给西方教会的宣教士却是杜嘉德。
一八六○年杜嘉德由厦门渡海到台湾来访问，当他发现厦门话在这里仍然通行无阻时，感到非常意外与兴奋，于是在十月一日的日记上写道：
「我们于九月十九日离厦门，二十四日安抵本港(淡水)。......这巿镇有疏疏落落的几条长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确数多少，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很难作正确的估计。我们还访问过附近唯一的大巿镇艋舺。......整个地区为福建漳、厦一带所迁来的移民，说的也是闽南话，而台湾全岛也以闽南话为普遍。......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现象——跨过海峡，这里仍旧通行着同样的语言；在中国大陆，隔了一百哩，就使我们觉得言语不通了。因此，我们耳中似乎听到一种强烈的呼召：『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直到上帝的福音在这里发扬光大起来。」
经过杜嘉德的报导与呼吁，几年之后，英国长老教会果然差派了马雅各医生来台，以台南为中心，展开医疗与布道工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杜嘉德也停留在台湾，协助马雅各渡过最为艰困的创业时期。
三、拟订福音的战略
杜嘉德律己极为严格，对凡事都有周详的计划，随时准备将自己的智力与体力发挥到极致，不敢有丝毫的荒废。在厦门的日子里，他经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布道，有时乘看月夜赶路，动辄数十里。即使在回国休假的期间，他为了将「厦英大辞典」付印，每天至少仍有八小时花在它上面。对于与他一起工作的宣教士们而言，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
一八七七年的五月间，来华的宣教土们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福音会议，由于他们的国籍绝大部份属于英美两国，所以大会的主席即由英籍与美籍的宣教士各一人共同担任。杜嘉德获选为英籍主席，与美籍主席孙罗伯(Robert Nelson)两人轮流主持大会的进行。
他也在大会中宣读了一篇题目长得惊人的论文：「目前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不当，有待各差会进一步努力与更有系统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够遍传中国。」(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sent Means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and the necessity for greater effort and more systematic coope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ifferent societies，so as to occupy the Whole field。)
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单是四万万的人口就足够说明中国是一个最富挑战性的福音工场。同时他希望宣教士们以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为殷鉴，不要再成为缺乏训练与计划的乌合之众，更不可互相嫉妒与倾轧。
他把中国当时的行政区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包括福建、浙江、广东的中部、东部与江苏的南部，这些地方已有许多差会建立福音的据点，新的差会不宜来此发展；第二级包括东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的西部、江苏的北部、山东与直隶，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虽已开始，却未普遍，新的差会可以考虑来此发展；第三级包括蒙古、湖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广西与云南，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根本尚末开始，最适于新来的差会加以尝试。
这位在中国的福音战略家还在论文中建议各差会划分福音的「势力范围」，以免有任何角落被忽略，也可避免因重复而浪费人力与物力。这是多么可喜的野心啊！
此外杜嘉德还强调来华宣教士的素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因为中国具有古老而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人也是非基督教世界中最精明、最勤奋、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他的这些想法，又是多么令我们这些身为中国人的基督徒引以为荣而又深觉任重道远啊！
大会有感于中国的需要太大，选出一个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委员会，写信给西方的教会，呼吁他们对这片广大的福音工场提供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杜嘉德也列名在委员会之中，而且从文字的语气上看来，这封重要的文件可能就是由他执笔起草的。信上有这么一段动人的话：
「在中国的许多福音战场上，我们都必须孤军奋战。除了孤军之外，我们也都已准备被过量的工作所吞没。事实上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承担了过量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中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健康大受损害，甚至英年早逝。」
怎料到两个月以后，「英年早逝」竟然成为他自已的写照呢？当大会进行闭幕礼拜时，杜嘉德建议十年后再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同时很感慨的说；「谁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能够出席参加呢？」对他自已而言，这句话又不幸而言中了。
四、受到霍乱的侵袭
从上海开会回来以后，杜嘉德再度回到「承担了过量的工作」的生活中，他出外布道、牧养教会、教导学生、从事汉学研究，毫不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由于过度的操劳，他的容貌看来此他实际的年龄苍老得多。
七月二十六日，杜嘉德突然受到霍乱的侵袭。这一天从清晨开始，他就腹泻不止。到了中午，他已经显得非常虚弱，来看他的孟医生(Dr. Manson)束手无策，只好劝他交待后事，并且安慰他说：「不要太激动，你是个哲学家。」杜嘉德立刻打断他的话：「不，我是个基督徒」，然后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在这时刻，基督徒要比哲学家好得多。」
一会儿后，他又透露了原先计划在下个主日讲道中引用的经文：「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藉以安慰在一旁为他悲伤的信徒们。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五点多钟，四十七岁的杜嘉德行完了今生的路程，进入永远的荣耀中。在第二天的追思礼拜中，主礼的牧师就以他原先选定的经文为题证道，令在场的人士都觉格外的感动。
杜嘉德葬在厦门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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