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智库 | 三个灵魂拷问,一场全球治理能力的极限测试
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累计造成了超过10万名的感染者。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全球范围的治理能力极限测试,在国际体系、国家以及国家内部,全方面的对以公共卫生协调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制、对主权国家的危机管控和应急响应能力、以及国内各级政府的认知和执行能力,进行了一场突如其来且近似极限的能力测试。
从宏观和整体上来说,这场测试涉及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对表层行动能力的检测;
第二个部分是对行动能力背后观念认知的追问,大致涉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程序和实质的关系、认知和行动的关系等几个方面;
第三个部分则是对价值观念的挖掘,涉及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命究竟有多重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3月8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超过10万例,达到106893例,3月7日当天,全球新增3735例,其中中国新增确诊102例,新增死亡28例,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当日新增确诊3633例,新增死亡78例;全球共93个国家和地区发现确诊病例。
为了指导各国抗击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开放课程(Open WHO),翻译成了17国语言,已经有161000名学习者进行了学习。作为联合国下属的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拥有的能力和资源的基础上,正在以人们可以感知的方式,发挥着相应的作用。
从实际效果看,包括向全球发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预警,就WHO的设计职能而言,也基本上属于满功率运转了。但是客观的说,新冠病毒全球扩散的实际数据,反映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现有WHO能够达成的全球协调,可能还有相当的提升空间。换言之,在体系层面上,新冠病毒爆发后的初步测试结果显示,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安排,确实有持续提升和完善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行性。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有自媒体发表文章讨论,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这一类文章的解读,从潜意识里使用的方法论来说,是建立在三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第一个错误的假设是历史处于一种循环的状态,在状态A和B之间不断反复切换,但这不过是用二维视角去理解三维体系导致的误读,历史是螺旋上升的,不可能循环,更不可能倒退;第二个错误的假设是将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人为追求的状态,没有看到全球治理背后的全球化是市场——或者更直白的是资本,内生的结构性需求,对全球一体化大市场的追求,不过是当初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全球翻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实质性的阻断这个进程;第三个错误的假设是可以用退回前全球化时代的方法,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到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问题,当然比看不到问题是一种进步,特朗普及其团队就是凭借这一点,在2016年击败了希拉里,欧洲国家所谓的反全球化、英国的脱欧,核心也在于此。
新冠疫情全球局势
数据来源:WHO
但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对全球治理的良性变革来加以实现,而不能通过摧毁或者实质性阻断全球化来加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贸易摩擦措施也好,对华为公司的制裁和限制也好,迟迟无法发挥预期效果的深层原因。
新冠病毒疫情的出现,同样也是如此,人们事实上已经发现,新冠病毒要求的是一种更高质量的、优秀的全球治理,而不是各个国家消极的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在主权国家层面上,伴随病毒的爆发和全球传播,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央/联邦政府,到地方/州政府,以及更基层的治理单位,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更重要,人的生命,还是市场的信心与经济的发展?
理论上,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至少从非西方的视角来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还记得当初感动无数人的美制经典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么?不过在现实中,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中,人们在相当数量的欧美国家看到的,似乎并不是现实版的《拯救大兵瑞恩》,可能也不是其他的美剧,而更像是变异后的著名诗篇: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为了绝对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以意大利为典型,在是否带口罩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某种比较让人迷惑的执着的抗拒;甚至还有所谓哲学家用疫情来探讨政府虚构严重程度来扩张自身权力的,当然有人会津津乐道地说,这种观点得到了回应和反驳,体现了西方言论自由之美;但是,如世界卫生组织考察团首席专家在回答《纽约时报》评论时所指出的,抗击疫情的核心要素是速度,换言之,就是时间。任何这种看上去很美的言论自由,其所耗散的时间,都是以病毒的扩散以及人的生命面临的威胁来计算的。
另一种令人感到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操作,出现在美国。这种操作的核心,就是强调新冠病毒是个大号的流感,绝大多数可以自愈,多数是轻症,死亡率大概在2%到4%;但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关于轻症的误解。
面对疫情在美国扩散,特朗普一直表示:不担心
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思考特定场景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任何顽固坚持帕累托最优,为了防范疫情不肯短暂调整任何个人自由的、绝对化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新冠疫情的整体需求,可能是难以完全适应的。
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思考约束边界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通过主权国家以及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充分发挥的问题。如WHO专家组组长在中国指出的,新冠病毒迄今为止,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没有疫苗,但是中国确实发挥出了非技术手段的作用,有效的控制了疫情。这就是人和技术的辩证关系的体现。如果只是两手一摊,优雅地躺下,被动等待特效药和疫苗的突破,人命就是直接的代价。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思考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期,在全球治理两性变革的实践中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使命。套用一句西方的谚语,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传统上,西方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和所谓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理念和实践模版的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治理,确实已经在走向没落;但是世界无法退回全球化之前的时代,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需要更加高质量的全球化,需要更加高质量的全球治理,需要更加健康、良性、平等的全球治理新秩序。面对新冠病毒的共同威胁,地球上的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人能置身事外,所有人都可以为抗击新冠病毒做出自己的贡献,所有人的命运也将取决于能否有效的团结起来,最终达成实质性消除病毒威胁的宏伟目标更离不开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抗击新冠病毒的中国战役,通过艰苦的努力,已经逐渐看到了阶段性胜利的曙光;在人类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役,则刚刚在全球展开;中国以及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必须为此付出共同的努力,中国也将因为自己的优势,成为人类抗击新冠战役的“兵工厂”,和所有国家一起,为战胜病毒威胁,建设更加安全、健康、美好的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家园,努力前行。
来 源 | 观察者网,原题为“新冠疫情检验各国治理能力,这回真的是体制问题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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