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安全隐私VS治理绩效，AI时代各国如何取舍？

导语

技术性的发明创造，仅仅提供了提升治理绩效的可能性，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作为组织形式开展有效行动的主权国家。智能化的数字治理，意味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应用前沿，与各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预示着后疫情时代的基本特征：一个打通线上与线下，数字与现实的更具活力和韧性的世界。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以人们事先难以想象的方式，对身处信息革命的当今世界，构成了全面的冲击和挑战。日趋清晰的迹象显示，除非以符合全球化时代内在规律的方式，将国际社会已经掌握的各种能力和资源进行充分的协调，在以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为典型代表的新技术前沿发展的有效支撑下，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否则人类社会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

沈逸
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01

疫情处于特殊历史阶段

全球化放大并提升风险

相比人类过去经历的那些以大规模传染性疾病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一个高度全球化，且正在经历通信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冷战结束为起点，跨越两极格局中地缘政治壁垒的通信信息技术革命，以互联网为典型代表，在全球高速扩展；与之并行的，是深度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某种意义上，直到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之前，人们始终被某种乐观的情绪所支配，以《世界是平的》等著作中表达的高度理想化的乐观视角，看待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深刻后果。但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提醒人们注意到一个被忽略的基本事实：全球化在释放生产力、提升福利的同时，也催生和带动了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高速的全球化，同样放大和提升了多种风险。
从统计数据上看，截至2020年3月3日，互联网全球总计用户数达4574150134，互联网渗透率达到全球总人口的62%；2000年至202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增长1239%，全球不同地区的增长速率由高到低，分别是非洲（12441%）、中东（5527%）、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489%）、亚洲（2109%）、欧洲（592%）、大洋洲（208%）、北美（279%）；各地区互联网渗透率，即互联网用户数占本地区人口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北美（90.3%）、欧洲（87.2%）、拉美和加勒比（71.5%）、中东（70.8%）、大洋洲（67.7%）、亚洲（58.8%）、非洲（42.2%）。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具有显著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仍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差距。

02

人与技术不应对立分析

需要良性互动有效互补

在通信信息技术革命推进的进程中，人们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通信信息技术革命的前沿领域中，如何认识与理解这组关系，变得尤其微妙。最终人们发现，简单地将人和技术进行对立分析，过度关注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取代的分析框架，必然最终被人和技术的良性互动、有效互补的新认知所取代。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去辅助人类的各种活动，提升效率，尤其是提升治理绩效，一如此前历次工业革命所验证的那样，才是真正值得去努力探究、实践、完善和创新拓展的战略方向。
作为互联网发源地，在通信信息技术产业具备显著技术与资本优势的美国，新冠疫情的治理绩效乏善可陈，以全球不到5%的总人口，占据总确诊数的26%和累计死亡数的23%，这一现象明确提醒人们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应用，尽管具有巨大潜力，能够有效提升治理绩效，但是最终决定实际作用的，仍然是治理能力和能力体系的建设。
换言之，除非得到有效的运用，将其嵌入实质性的治理过程，否则任何形式的创造发明或者是新型技术应用，都不会自动导致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些技术性的发明创造，仅仅提供了提升治理绩效的可能性，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作为组织形式开展有效行动的主权国家。

03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

疫情防控发挥重要作用

传染病防控的一般原理，就是俗称的防治“三板斧”，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本质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即不同生产方式所构建的时空环境中，人们都必须将一定的技术手段转换成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并遵循实践的反馈，不断进行持续性跟踪和完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提供了实践智能化数字治理的巨大潜能。当这种潜能具体发挥的时候，人们发现，借助移动互联网，能够实现对个体行动轨迹的精准追踪；结合具体算法模型，可以提升治理绩效，包括提升对医疗影像智能识别的速度，从而更快判别病例，包括对特定个体以及人群行动轨迹的高效判别，从而更快发现密切接触人群，并实现快速隔离，还包括一些创造性的应用，诸如运用无人机督促实现社交距离的保持等。
与此同时，正如人类已有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始终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比如如何在提升轨迹识别的同时，有效保障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安全问题？如何避免防控技术和应用对个体隐私的深度入侵？如何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运用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凡此种种问题，在防治新冠疫情的复杂实践中，提醒人们不断刷新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从具体结果看，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典型代表，通过快速研发的与移动互联网深度结合的健康码等方式，结合对移动互联网终端运行轨迹数据的中心化调用，可以极大提升治理绩效，但同时也对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考验。在欧洲，基于历史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强个人隐私保护倾向，促使欧盟着力尝试具有显著去中心化特色，以近距离蓝牙随机数调用为特点的密切接触者追踪方案，这种方案，无论是从设计还是实践的角度，都更倾向于以牺牲部分治理绩效为代价，实现对个人隐私的强化保护。
除了与疫情直接相关的治理手段之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外部支撑条件，即确保在大幅度降低人员直接交流的同时，维系最低限度的社会经济活动等领域，同样表现出了巨大的价值。物流和在线平台，确保人们能够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获取生存、工作以及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物质资源；在线教学与娱乐平台的大规模发展，提升了人们对防控措施的耐受性；与行业的全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嵌套的智能化系统，使得疫情时期精准个性化的新型制造生产活动，继续得以在全球范围以更具韧性的方式开展，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了社会经济体系应对新冠疫情的效能。

04

新技术与治理体系融合

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特征

当然，如疫情及其治理进程已经证明的那样，由互联网塑造的网络空间同样可以带来全新形式的威胁和挑战。比如，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个别行为体将网络媒介平台作为推卸责任与转移焦点的工具，以及被激进化甚至是极端化的情绪扭曲认知，煽动情绪的普通个体，都可能在全球网络空间为抗击新冠疫情带来障碍、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相关治理手段，至少在当下，仍然表现出了明显有效供给不足的严峻态势。
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不是后退，更不是切断全球网络空间，而是必须实现智能化的数字治理。这种智能化的数字治理，意味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应用前沿，与各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预示着后疫情时代的基本特征：一个打通线上与线下、数字与现实的更具活力和韧性的世界。
当然，客观地说，这仅仅是诸多可能出现的前景中，比较体现乐观预期和展望的场景。能否促成这种场景的实现，决定性的因素以及核心的行为体，并不是技术和应用本身，而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这种智能化的治理，意味着一种更高质量的深度全球化进程，是全球化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议题领域的深度发展。
对国家来说，数字化的智能治理，必然意味着数据以及相关内容的信息在全球范围的高速流动；意味着对战略性数据资源的共享；意味着在全球网络空间形成和塑造更具建设性的规范与行动准则；意味着对偏见和摩擦的有效克服；意味着在全球范围积极推进战略与政策的有效协调，以及作为战略基础的，各类行为体之间信任程度的持续加深。
正如人类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无论遵循何种方向和路径，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终将过去，人们终将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在这个复杂的动态进程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前沿应用，对各类行为体的传统治理能力和已经成型的治理体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对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本身而言，新冠疫情带来的治理需求，以及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体系持续演化完善的历史必然，也意味着前所未见的巨大机遇。而以负责任的方式，确保相关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够落到实处，通过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实质性地提升人类的福祉，则毫无疑问地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

文章来源丨新民晚报微信编辑丨王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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