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后疫情时代，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

导读

新冠疫情在全球已经有超过4000万确诊病例，死亡人数超过110万。对于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感染新冠和转为重症的风险较高。理论上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新冠感染率、死亡率相对会更高。当然这也受到国家的防疫系统、政府的行为、当地的文化，包括人们对隔离的基本态度等因素影响而产生很大差异。在这个时候讨论人口老龄化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著名人口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7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彭希哲，在“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为大家讲述在新环境下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思考。以下为根据速记整理的主要内容。

疫情冲击养老服务产业

应对老龄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老龄社会形态的影响涉及到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我今天讲的主要聚焦在老年服务体系。

老年人的免疫系统比较弱，新冠病毒更容易通过攻击呼吸道的粘膜细胞感染肺部，总体来说受新冠影响风险最大的是老年人。这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对老年群体的忽视。

当人们面临公共安全危机，或者说面临紧缺资源在不同人群当中分配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最近有个跨国家的调查，有一个问题是说当两个人都要做心脏手术，一个30岁、一个70岁，你觉得应当给谁先做？有很高的比例说不应当有年龄歧视；但还是有近一半的人觉得应当先保证年轻人，老年人可以往后拖一拖。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不同国家和社会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心理预期和价值观，这直接反映了老年人的地位，也影响到有关老年人的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发展等。

 新冠疫情造成经济下挫，对养老产业有很大冲击。养老机构存在巨大的病毒感染风险，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长期护理场所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但新冠导致的死亡占了死亡人数40%以上。隔离、消毒等使得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加大，资金链发生短缺、甚至断裂，居家养老服务也由于社会隔离等措施陷入了暂停。

疫情对于老年人还有其他的影响，WHO的研究说发生在家庭场景、护理机构中间针对老年人的暴力增长，网上针对于老年人的诈骗激增，原来很多线下的场景转到线上了，老年人一定程度存在数字鸿沟，这个数字鸿沟就会造成老年人被欺诈的个案不断增加。还有社会孤独、年龄歧视、性别不平等，老年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会比一般其他的老年男性更严重一些。

新冠疫情对所有人、所有的企业都有影响，但对老年人的影响会更大一点，老年人在社会中总体来说是弱势群体，和这个群体相关的服务机构总体来说是比较薄利微利的企业，相对来说，为老年人服务的企业运营模式也是比较脆弱的。如何针对老年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或者是商业市场的服务，相关的企业机构、社会团体怎样共同发展，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市场发展的重要领域。疫情也给很多以网络为基础的老年人服务机构一定的拓展空间，为未来养老产业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建设基础，比如健康码就是最重要的数据基础。

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老龄化是怎么形成的？

最主要两个原因，生育率下降、寿命延长。

以65岁为标准，当人口中老年人的比重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阶段。当然在某一个具体地方也可能和迁移有关，比如说上海，如果按照户籍，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35%，但如果是把所有的上海常住人口都算里面，老龄化程度比重庆、四川还低，因为上海除了1400多万的户籍人口，另外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其中超过85%都是劳动年龄人口，一下就把上海老龄化的整体程度冲淡了。

有些人觉得中国是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开始生育水平下降的，实际上不是。1970年代实施 “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那时生育水平就开始快速下降，到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公开信，全面鼓励大家只生一个，但整个80年代生育水平一直在波动，直到92、93年前后，生育水平才进一步持续下降， 并长期维持在低生育水平上。

除了生育率在不断下降，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从1840年到2020年，全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直在持续增长。到底人类的寿命有没有增长极限？科学家还没有定论。未来如果把基因治疗、基因编辑等应用进来，就很难说我们的寿命增长会有极限了。

在2015年，已经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会有157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人口变化必然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社会经济越发达，人就越不想生孩子，或者生得少，寿命则会延长。全世界各国和地区或迟或早都要进入人口老龄化。

中国于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但是像上海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像青海这样的地区，到现在还没有进入老龄化阶段，这说明中国不同地区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中国老龄化的特点：

1

老年人口数量特别巨大

中国现在有2.6亿老年人口，今年、明年、后年，老年人口增长会出现一个平台期，到2023年后又开始出现快速的增长。出现这个平台期是因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少出生2000万人，此后在1963年及以后又是一个出生高峰。所以从2023年到2040年前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中国老年人口将有急剧增长，这个状况一直要持续到2050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由于存量减少，增量也减少，整个中国老龄人口的规模会逐渐减少。

2

老龄化的速度特别快

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增长的比重达到 7%是进入老龄化阶段，14%已经是老龄社会，到21%就是深度老龄化。在法国、瑞典、英国等欧美国家，差不多10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变化；但是像日本、泰国、韩国和中国，只用了3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要100年时间完成的老龄化进程。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可以用100年的时间慢慢适应老龄化的进程，慢慢调整各种社会政策，包括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平衡、公共医疗等，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要在30年的时间里，把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服务从无到有建起来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在面临老龄化的挑战、面临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人们感觉到的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也会特别大。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要求提高，也会带来对养老金、社会保障越来越多的压力。

原来说独生子女家庭是 “421”模式，再往前发展，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了，上面有父母，有初老人，有老老人，下面有1-2个小孩，这就变成新的家庭结构模式，家庭养老模式整体能力就不够了。所以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要有社会养老和公共养老服务，因为纯粹靠家庭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群体的老年人，必须要有社会化的养老服务部分替代补充我们原来传统家庭的养老。

老龄化过程中给公共卫生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我们希望通过“健康老龄化”，通过预防而不是扩大医疗来缓解这种压力。如果还是跟原来的医疗模式重医疗轻预防的话，看病难、看病贵永远解决不了。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对公共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老人的退行性疾病能够尽量发展慢一点，通过合理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让人的良好的身体状况尽可能延长一点，公共卫生体系的压力才会大大地减少。预防的钱比起治疗的钱绝对是少得多。以美国为例，美国3%-5%重疾病的人要用掉美国公共医疗资源50%，实际上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也是一样的，都是最少数的人用掉最多的钱。

我们研究老龄化不仅要强调“优生”，还要“优死”。有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一个人去世前卧床不起的时间大概是3个月，中国人平均是3年。这和东西方对死亡的态度不同有关。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其他的文化可能会说去天堂了或轮回了。中国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生存质量、死亡质量是很低的。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过一个死亡质量测评，中国在80个国家中排名71位。中国老人到死的时候也没有尊严，也没有健康，把家里一点财产全部消耗掉，孩子也弄得筋疲力尽。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伦理和死亡哲学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应对老龄化，首先要改变对“老”的观念

从老龄化本身来说，主要影响的是人口的结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人口老化。在2012年，整个中国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到达顶点，过去8年中，劳动力供应总量在下降。但对于我们并不都是坏消息，劳动力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劳动力质量在提高，最主要表现是受教育年限在提高。1997年一年招收大学新生是100万，2017年后每年招收的大学生有700-800万。在20年的时间里，大学入学人数翻了7倍。按照人口比例，大学入学率已经超过50%，所以农民工越来越少是必然的。

因此劳动就业市场会出现问题，大学生的就业每年都将会是一个难题，而简单劳动力、农民工的短缺也会是长期的现象。这里又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劳动力供求平衡之间的影响。曾经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10年会对中国60%的行业职业产生影响，60%的工作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包括律师、记者以后可能都会面临被替代。AI和互联网技术会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也会使得未来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两个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为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资源短缺，抵消掉部分因此而产生的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

应对老龄化挑战要不要延长退休？

以前网上一个调查95%左右的人和企业都反对延长退休年龄。但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经济可持续角度来说，不延长退休，整个经济没有办法维持下去。这里有一个生命周期的收入与消费问题。

中国人花在孩子教育中的费用非常高，但到老了以后消费降低严重，这和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消费模式，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消费引导的产业是不一样的。不过研究认为老年人自己不舍得花钱、却愿意在孩子身上花钱这种状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特别对老年服务产业来说。新的老人群体尽管可能不会马上像西方国家的老年人那样有大量的消费，但是不会像过去的老年人一样，挣的钱舍不得花，房子要给小孩，钱也要留给小孩。我们老龄化研究的时候发现，老年人并不是铁板一块，有很大的异质性，他们的消费模式，社会参与的行为都是不一样的。

社会要有再生产，前提是储蓄要大于消费，有储蓄才能转化为投资。那么这个时候你投资的增长，就是说你一辈子生产出来的东西要超过你消费的东西，然后有剩余，这个剩余转化为投资，才会有扩大再生产。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现在由于教育的普及，一个人读完硕士、博士差不多就要到快30岁才开始工作，后面如果还是在原有年龄退休，实际的工作年份是大大缩短了。那么怎么在缩短的工作时间中，保证创造出足够你自己一辈子用的那部分收入呢？如果你工作时间大大缩短，收入的增长又没有超过能够覆盖掉你前面受高等教育的时间应当获得的收入，肯定一辈子的收入不能覆盖一辈子支出的。上海的女性平均可以活到86岁，她前面20几年都在读书，工作到55岁，退休后还有30年要活，前面25年父母在养她，后面的30年是养老金在养她，等于人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工作。这种状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能够保证每个代际都是公平的，保证养老金能够维持，经济增长能够维持。

和延长退休年龄有关的就是怎么定义老年人，如果从身体状况来说，我们现在的能力和体能，60岁相当于过去50岁，70岁相当于过去60岁，因此有很多医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来论证为什么老年定义要改变。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科学研究所专家认为可以按照未来能够存活多少年来确定老年标准。他们提出，那么如果平均预期寿命是80岁，倒推15年，那就是65岁算老年人，如果寿命延长， 老年的起始年龄也随之延长。之所以倒推15年， 是他们考虑按照15年领养老金，这个制度精算是能够平衡的。另外有一些学者，包括复旦的学者，建议按人生的比例，把一辈子分成20%老年，20%小孩，那么中间的60%就算是中年人、年轻人。这些有关老年人定义的研究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政策应对的空间，营造理性的社会氛围。过去说年过半百就是一个老汉了，现在你50岁就说自己是老太或者老汉，大家觉得很奇怪，这就是观念的变化。

我们对老年人的尊重，并不是说从工具的角度来看他有没有价值，而是这个群体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为我们后辈的成长，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老年人的服务是对他们过去对国家、对家庭贡献的一种回报。

当然老年人对自己的价值也可以更充分地发掘。如果50多岁就退休了，也没有去给家里带小孩，闲下来确实容易感觉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对于老年人歧视，最主要就是的老年人不再生产，没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对他的投资也不会有更高的回报，在这个概念中间产生很多对老年人的歧视。那么就需要创造一种有利老年人的氛围，让老年人能够受到终身的教育，能够保持就业的能力，始终能创造价值。

日本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没有退休的社会”。意思是说人的能力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发挥。日本开出租车的司机几乎没有年轻人，都是70岁左右的老人。发达国家没有像我们说的空姐、空少，都是空大妈、空奶奶这个年龄段的。退休实际上是工业化时代的事情，因为是工人，当你体力不行了就要退出，农耕时代其实也没有退休的概念。现在到了信息化时代，可能退休的概念会慢慢越来越淡薄。

我们的社会也要做好准备，让这部分中老年人的劳动力继续发挥作用。比如大量的脑力活动，做志愿者，年轻的老人照顾年老的老人，或者是到学校里帮助小孩子做一些教育，做一些手工劳动……社会本身在帮助老年人的价值发挥方面还是有很多应当做的。

政府支持、企业助力

推动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前面我讲的是从学术研究角度，应对老龄化应当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下面我再跟大家讲讲国家的应对。

2019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示了未来10-15年时间政府大概要做的事。国家希望在快速老龄化到来之前的这两三年里，能够把制度安排、产业体系、老龄事业的框架搭好，多部委相继发了很多关于推进老年服务体系建设的文件。

第一，全生命周期概念。

这个规划的核心是在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为你的养老做好准备，个人要做好准备，家庭要做好准备，国家也要做好准备。这里有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

第二，要改善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教育体系要分流，一部分是大学体制，另一部分是职业教育，还有发展终身教育等。就业中介公司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劳动力的供求之间实现有效的连接。

第三，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应体系。

未来中国老年的产品、服务和相关产业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甚至有的学者是把它跟中国的城镇化放在同一高度来看。

第四，要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科技创新。

人脑的功能已经通过科学技术方法得到延伸和扩展，我们过去读书的时候要记住所有的知识点，现在不需要，只要会用网络一搜索就可以找到。未来人脑的功能是否能通过科技创新得到进一步拓展。

 第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老年人要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也要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过去只强调老年人要公平地分享成果，但是我们对老年人社会经济参与是基本不说的。老年人能够尽可能自食其力，当他们需要照料，需要经济的支持、社会的支持和心理支持的时候，社会能够给他提供，这两者实际上是平衡的关系。

关于放开生育的问题，从我现在得到的信息来说，不太可能在十四五期间鼓励生育，但是我们有可能把现在生育的限制进一步去除。现在生三个小孩还是要罚款，我们是希望未来应当让每个家庭都能够自主地生育，选择少生或者多生。从全社会来说，最好平均生1.8个，这样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劳动力下降也不是那么严重。

对于养老服务体系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纳入法治化、多元化，重心下移有一些新的趋势。对于养老服务来说基本上是三种模式，一种是居家养老，一种是社区养老，还有一种机构养老。居家养老，过去以为就是在家里养老，可以不需要别人任何帮助的，其实居家是指老人居住在家里，但是有专业的社区为老服务机构来提供服务的。社区养老包括日托中心、老年综合服务中心等，老年人可以寄住，有服务，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叫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我们比较好理解，就是养老院或者是护理院。这三种主要模式实际上都是有利有弊，适应不同人群。我们过去一般强调“9073”，90%的人是居家养老，7%是社区养老，3%是住在机构里面养老，实际情况不会那么的严格区分。老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是需要大量的照料，光靠子女、一般的钟点工也没有办法解决，需要专业的，包括医疗机构长期照护的照料。过去我们有五险一金，很快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还会有长期护理险。长期护理险2016年开始试点，现在已经开始第二轮的试点，说明在实践上我们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案。也可能不会有统一的全国性标准，这个还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间。

在长期照护中间，最大的难点是认知障碍，通俗的说法是“痴呆”。阿尔兹海默症是认知障碍中最主要的病因。按照世界阿尔兹海默症机构的相关统计，中国有近900万人有比较严重的认知障碍，到2035年会有1600万。到现在为止，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治疗老年认知障碍，老年认知障碍也是不可逆的。过去养老机构一般是不收这类老年患者的，要送到精神病院去。未来老年认知障碍将是对老年服务最大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挑战严峻，

但可使用的资源更多

上海现在6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有518万，占户籍人口的35%，比重已经非常高了，整个上海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要比全国快很多，未来每年大概会增长25万-30万的老年人，最高的时候会到680万人。上海在推进养老服务方面，除了前面说到的基本养老模式，还有医养和康养相结合。医养是在养老院中设医疗机构，老人有绿色通道，有什么疾病马上到医院去看。另外推进15分钟服务圈，建立综合服务中心，提倡嵌入式养老，老人不离家、不离亲、不离群，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在亲情的陪伴下，在原居地养老，这个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康养实际上更多是旅游养老。不管你是做的房地产，还是旅游、文化、养生，未来在这里会有很多的商业机会。不过到现在为止，在专业的养老服务领域，还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盈利模式，实际上大家都在摸索。国企、房企都在介入，一些新兴的创新企业、互联网企业也在加入，思考面对这么庞大的人群、巨量的服务需求，怎么找到商机。养老服务企业不可能成为暴利企业，做得好是可以持续的。上海政府对养老服务有足够的重视，也有足够的能力整合资源，通过政策的支持、保障的供给、需求的评估，还有监管、保障等五个系统“五位一体”共同来推进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上海推进“六个提升”就是设施提升、功能提升、质量提升，业务水平、支付能力等等。养老服务平台能够把养老的需求、养老的供给整合在一起。区块链的技术、大数据库、物联网智能穿戴……这些和养老服务怎么匹配，有很多企业在做，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旅居养老近几年也成为旅游行业积极发展的养老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特别适合高龄之前的老人作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补充，也是遵循健康养老的目标。

还有就是异地养老，上海人经常说在上海很方便，服务照顾很好，不愿意出去。但是在中心城区，类似老的静安区，常住人口28万人，将近40%都是老年人。这个地方怎么建养老院？没有办法的。这时候你要让老年人获得良好的服务，又能够有支付得起的成本，异地养老就成为一个增加的可能选项。比如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已经有深化长三角区域养老合作，你到外地那些经过认证的养老机构居住，上海所有的待遇都能够享受，生活成本比较低，服务不一定差，因为是通过上海民政部门认证的，素质、资质都跟上海一样。包括医疗、医保异地看病都是能够认同的。这对国家、对上海、对外地，对有老人的家庭都是有利的事情。

如果从我们企业的角度来说，目前主要的房企都布局养老地产，万科、绿地、恒大、复星、万达、泰禾、华润等都有养老地产的项目，业务逐渐从房地产转型到房地产、健康、养生、医疗的整合，越来越多元化，变成养老公寓、养老社区这样的模式。大企业可以做，中小型的房地产企业一定程度上也能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在不同的地方，如果上海拿地的价格太高，可以在上海周边找到一些，特别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间，在示范区、临港新片区等价格洼地，还是可以进入养老地产。养老保险产业、养老理财产品这几年也有比较大的发展，国家在推进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会给一些政策优惠。与智慧养老相关的智能穿戴也有很多企业在做。可以是一个终端产品的生产者，也可以做一个平台的集成者，也可以做整个产品、整个体系的创造者，这个过程中除了硬件之外还可以生产很多软件，未来养老产品应用的科技会有很大的发展。上海做的嵌入式养老服务有很多，养老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很多基本的帮助，比如基本的服务场所和服务网络，产品如果能够进入他的服务平台，同样也是能够创业的。老人呆在家里，通过社区机构各种各样嵌入式服务，不用给老人以及家人带来太多的麻烦，这样的服务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

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应对老龄化有一些特别的制度优势或者是文化优势，比如说在中国养老服务始终是政府主导的，西方国家是市场主导的。政府会来布局养老的事业，投资养老的机构，他也会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帮助小微企业来提供养老服务。养老金不够了，把国有资产盈利的10%转拨给养老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能使用的资源，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相比。虽然我们觉得老龄化的形势比较严峻，面临很多挑战，但是相对来说资源更多。

中国有悠久的养老、孝老、敬老的文化。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家风、家训、家教，强调家庭，不管社会怎么变迁，家庭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通过文化把中华民族能够凝聚在一起，能够把家庭凝聚在一起，也能够在解决养老实践发挥很多的作用。十四五期间以家庭为目标的家庭政策体系也有望得到大的发展。

- 彭希哲 -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创新基地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等职。曾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上海社工协会会长，国家卫计委公共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也曾在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全球环境变化人文研究（IHDP）、地球科学伙伴系统（ESSP）、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委员会老龄社会理事会等多个国际学术团体中担任专业委员会或科学委员会委员。长期在中国人口动态和人口政策、老龄化和社会政策、社会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关的领域从事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中华人口奖、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杰出贡献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

来源 | 复旦大学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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