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峰：反思增强技术以增进人类福祉

作者

杨庆峰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两个亮点，一是要贡献中国智慧，让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二是要注意到诸如生命技术带来的与生命设计和改造有关的伦理、风险与治理问题。这为思考当代新兴增强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关注技术本身及其问题的理性反思路径，是技术哲学所要承担的责任所在。

引发人类从未体验过的变革

通过神话形式增加了人类文化发展与形态的多样化 

人类增强技术能够带来文化的丰富性。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增强观念成为各国神话的一个重要素材。比如后人类形象、飞行增强与情绪增强。以后人类形象为例，古希腊神话中至少有四个神话形象：潘（Pan）和提丰（Typhon）是半人半动物，萨提儿（Satyr）和马人（Centaurs）是半人半马的形象。在中国的《山海经》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形象，如人面蛇身、半人半鱼、人面鸟身，这类形象甚至远比西方故事中的多。飞行增强的例子主要是代达罗斯（Daedalus），为了逃离险境，他为他的儿子伊卡洛斯（Icarus）制作了一双翅膀，用蜡粘住羽毛。但是后来他儿子飞的时候离太阳太近，蜡融化后，掉进大海里淹死了。情绪增强是奥德修斯神话中的东西，吃了忘忧枣的人会遗忘记忆，从而忘记了回家。

提升身体机能 

2002年，美国报告《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指出，通过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等汇聚技术提升人类的身体机能；

2020年一份欧洲报告《2020—2040科学与技术趋势：探索前沿》指出，利用遗传修饰、药理学制剂、机电设备和神经学接口增加人类生理和神经学性能，使其超出人体的正常生理和认知范围；

中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领域是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其中关于脑科学研究，蒲慕明院士指出，脑科学有一体两翼，一体是研究脑的运作机制；两翼中，一是研发重大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二是利用脑科学研究来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要发展通用人工智能（AGI）。

这些都明显表明：通过上述技术手段可以增强人类的身体机能以及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以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力疾病来说，光遗传护目镜的出现，提升了病患微弱的视力，能够让他们很清楚地看清眼前的物体，从而改善生活质量。

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朱利安·萨夫拉斯库（Julian Savulescu）认为，增强技术带来了巨大机遇，不但提升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福利，也提升了个体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的质量和福利。这一点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将当代增强技术看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他谈到人类增强技术会改变人类自身。他主要讨论了三个技术领域：生物技术、神经技术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在他看来，这些技术将在我们自身体内产生作用，改变我们与世界交互的方式，突破身体与心灵的界限，提高身体的技能，甚至对生命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技术不仅是工具，而且能够增强人类能力、影响人类行为或侵犯人类权利，对此我们需要特别留意。

不仅如此，这些技术带来的转变是“数字—模拟结合的神奇生命体”，会“重新定义人类的本质”。在一些神经科学家看来，增强技术可以超越生理限制。在基因、机械以及电脑科技等领域，技术与科学的进步都将会引发人类从未体验过的变革，改变我们对人类的定义，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社会以及世界。可以看出，工业革命宏大图景的描述展示了增强技术带来的一些明显的问题：改变交互方式，突破心灵界限，提高身体机能，定义生命本质，改善生活质量，等等。

新的可能性路径：条件路径与体验路径

当然，在讨论技术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到一些问题。从生命本身来说，增强技术不仅涉及改造生命与设计生命，还会带来对人类本质的冲击、改变人类定义、重新定义生命质量等问题。这些都是技术发展本身的问题所在。然而，我们还要关注指向这一技术本身及其问题的理性反思路径，这也是技术哲学所要承担的责任所在。当前反思增强技术本身的主要路径是什么呢？ 

常见的路径是本质路径，即从人类本质（HN,human nature）出发的讨论。但是由于术语本身的理解差异，往往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其一是偏重道德性的人性路径，其二是偏重形而上的人类本质路径。

从前者看，又往往细分为技术性路径与价值性路径。技术性路径强调的是如何让技术更具有人性或者伦理性。我们从维贝克、兰登·维纳等技术哲学家的著作中能够隐隐感受到这种理论色彩，从他们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到如何让技术变成道德能动体、如何让技术创新更加富有责任。价值性路径强调的是如何让人类本质或人性始终保持一种本然状态。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点会成为批判的基础，比如桑德尔等人捍卫的要让事物本来的样子在技术的肆虐中保留下来；哈贝马斯认为人性具有不可抛弃的特性，要让人性在技术高速运行的离心力中保持下来。偏重形而上的人类本质路径的假设设定人性是一种不变的、以基础主义形式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种假设称为实体论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道德性路径的讨论明显多于形而上的讨论。

本质路径目前受到了诸多批判，比如缺乏历史意识的概念混合使用、基础主义的实体论假设。实体论假设至少有三个问题：首先，人性被看成现成的、不变的，而这一点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国内外的当代学者开始将人性看成建构性的产物。比如自由是社会建构的，人的道德性是技术调节建构的，等等。然而有一些开始强调人性是可变的、被构建的观点仅仅是做出了一些修正，还不够彻底，所以还需要寻找不同的出发点。其次是偏执的道德预设。通常人性讨论被看作道德哲学的范畴，增强是追求完美的。有很多学者开始了反思。在这一表达中，还存在着更为根本的东西，比如人类自身的有限性、缺陷应该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对待。最后是脱离现实的抽象命题。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性总是表现为一种抽象的产物，我们需要从现实条件出发，去探讨现实条件如何有利于个体的自我构成。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我们发现了两条新的可能性路径：条件路径与体验路径。

条件路径即从人的条件（HC,human condition）出发。“人的条件”的说法来自阿伦特的《人的条件》，这本书讨论人类主要的三种活动形式：劳动、工作和行动。可以说这是一种基于类活动的讨论。阿伦特关于劳动与工作的讨论与现代技术密切相关，能够提供一种理性思考，让我们有效思考由技术高强度发展带来的劳动记忆与劳动意义。她对类活动的思考也是对一般性的人类条件的讨论。但是除了一般性的人类条件之外，还有时间性或者历史性条件，这直接表现为历史条件。这是一种类活动的记忆。这种说法更多见于利科的《历史、记忆与遗忘》。而在历史条件的讨论中，利科指出了将历史本身上升为自我认知历史的思辨傲慢；在智能时代，历史本身的思辨傲慢中渗入了算法、数据以及增强的傲慢，变得更加强烈。

体验路径是从人的体验（HE，human experience）出发。这条路径不应该与人类增强（HE，human enhancement）混淆，而是强调基于体验构成与特定体验类型展现的路径。体验并不能理解为能力、机能层面，而是肩负有抵抗与反思本身的责任范畴。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理性内在地有着怎样的普遍情绪。我们以往的思考揭示出理性与技术傲慢成为内在的普遍情绪。如果说条件路径让我们看到一些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却又因为混合性而受到批判。体验路径则是一种吻合傲慢批判的可能性方式。当我们谈及体验的时候，绝不是认知的，这种路径终究是实践路径的对应物，难以摆脱理性的渗透。我们需要的是一条摆脱认知附属论的以记忆为内核的路径，在记忆哲学与记忆研究的推动下，这条路径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其中记忆增强以一种不同于认知增强的方式凸显出来，使得与反思生命体验和生命理解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来源 | 社会科学报

排版 | 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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