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中国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成长很快
沈逸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来源|北京青年报
10月18日至20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将在长沙举行，论坛下设二十余个分论坛，将聚焦维护“一带一路”安全、网络空间治理、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等议题共商共议。针对前述几个热点话题，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进行了专访。
网络空间的变革
当今我们在网络空间的活动，已经不像从前只单纯局限在虚拟层面上。现在它和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深刻地嵌套在了一起，不可分割。
首先，对于国家来说，作为广义上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好，作为一个国家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数字化中枢也好，各个国家都越来越深刻意识到网络空间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举个例子，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成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当下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实体经济新的动力来源。
其次，从实践和认识的两个方面来看，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国家或早或晚都会认识到，全球网络空间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其自身的变革，在国家治理的方面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但同时，互联网本身也为解决这些风险提供了机遇。而能否把握住这种机遇，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治理国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三，从国家博弈角度看，上述这些变革意味着，网络空间将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一个新场域。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展开的试探和互动，既要维系互相的合作，又要保障自身的安全，有些国家还要建立安全秩序。
总的来看，我认为这些变化和其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做是当今世界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调整期间中，最突出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治理网络空间以应对安全威胁
分类来看，首先一类是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威胁。这一分类下，又分别有下面三种情况。
第一例，美国近几年曾发生过一次网络安全事故，因为一家域名企业出现问题，大约一半的社交媒体网络都无法访问，包括推特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平台。这种情况哪怕不直接造成损失，也需要耗费人力去解决。同时，也会对民众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
第二例，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美联社的官方推特账号被其他组织盗用，公开发布了一条假消息：“白宫爆炸，奥巴马重伤。”消息发布后的短短90秒钟时间里，标普500指数浮动了180点。即消息发出45秒时，指数下跌90点；45秒后，美联社进行辟谣指数又回升了90点。这种通过舆论影响金融交易的行为，和盗取金融系统的资产并不一样。从金融交易的层面来说，它本质上是市场正常的反应，这中间的风险和可获利的空间不言而喻，对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第三例，涉及国家之间的经济甚至政治竞争，典型就是大规模网络监听。棱镜、以色列“飞马”间谍软件等案例已被大家熟知。另根据公开报道，美国和欧盟进行商业谈判时，波音竟然向美国政府借用监听装置去窥探空客的商业谈话，借此获取商业机密。这些本质上就是在威胁全球商业乃至政治交往的基本规则。
第二大类威胁是，系统地对网络空间信息进行加工、编辑、扰动，从而让受众形成错误认知，意图在重大问题上对人进行干扰。最为典型的是，通过网络空间煽动他国进行所谓“颜色革命”。再比如，在对于新冠病毒溯源信息操控上，美国反华媒体和美国极右翼媒体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反华媒体的目的是编造谣言对中国进行舆论中伤，而美国极右翼媒体其实和这些极端反华势力并不具备太多共性，但是他们发现可以利用这种谣言来塑造、放大美国民众的恐慌，从而推销美国右翼本来希望夹带的“私货”。这些“私货”中就包括了民众对于民主党当局种种政策的不满。这样的逻辑下，两方势力就形成了非常奇怪的偶合，这种诡异的“合流”事实上是以牺牲网络空间正常秩序为代价的。
第三大类体现在有组织犯罪层面上，典型的即为身份盗取基础上的电信诈骗、金融犯罪等等。
前面提到的各类威胁，对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即多方协作。从一国内部来说，要应对这种威胁，需要形成跨部门、线上线下联动的应对体系，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只靠单一部门单打独斗是难以应对的。从国际社会来看，应对网络安全威胁要求各国进行有效协调和协作。长久以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待全球网络安全问题时，固执地认为不能同中国合作，他们自信于自身的危险抵御能力。而在不久前的新冠疫苗谣言事件中，事实表明在谣言和假消息大范围传播时，美国国内也难以进行有效控制。
这方面中国政府整体上的能力建设成长很快。比如在治理网络谣言上，也许在具体方法上我们还有许多可以讨论、提升的空间，但总体上中国比美国要更完善。讽刺的是，从前欧美国家在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面经常嘲笑、指责中国，但是具体危机爆发后，他们的应对举动却比他们曾批评的中国举措要落后。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看海外利益
1 货轮堵塞苏伊士运河
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在讲全球治理体系时，可以用网络上的一张照片来形象比喻。
前不久有一艘货轮堵塞了苏伊士运河航路，而巨大的货轮下面有一台体积完全不成比例的挖掘机在进行河道疏通。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今天全球治理所面临的矛盾缩影，即供需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愿意或无法主动提供全球治理体系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导致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短缺。
中国的崛起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变化
用最经典的“一带一路”倡议举例，中国以提供公共治理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体系的发展，兼顾自己的利益、地区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达到三者之间均衡。这中间，中国人提供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当年加纳独立时西方国家设计的债务陷阱有非常大的区别。
中国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深度契合，当然中国也获取利益。但是第一，我们赚取合理的利润；第二，我们不需要任何额外附加条件；第三，我们力图通过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去催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生态，这个生态可以让欠发达国家以中国提供的公共物品为基础，获得经济发展的长久、可持续的机遇。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理念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曾经有外国作家专门撰写著作评价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书里称铁路建好后的几年里，铁路周边村庄都有着远超从前的发展。
中国面临的海外安全威胁
我们一定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去看待、理解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所在国家、地区安全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理解下，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海外安全风险，都有治标和治本两种方式。
从治标来说，面对近期威胁，中国要和当地国家搞好关系，形成很好的行为准则，还要具备联合建设应对体系的能力。这种体系，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亚丁湾护航。总之，出现了问题和风险就协调各方积极应对。
治本的思路下，核心治理理念就是带动这些频发风险的国家、地区一起发展。还是用亚丁湾举例，国际社会除非带动沿岸落后地区一起实现发展，否则永远是只能提供地区护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正因此，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认为是解决风险、全球治理的根本方案。当然，这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共同努力。并且具体操作上不存在四海皆准的方案，需要不断推陈出新。
排版｜赵娅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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