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水浒与中国社会》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水浒与中国社会》

萨孟武 著

岳麓书社；1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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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一、流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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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章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豪族所凭借的是什么？吾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唯一的权力基础。但是四民之中，农民最苦。吾国的遗产继承制，以诸子均分为主，纵是大农，一传再传之后，土地亦必细分，由大农变为小农，土地的生产已经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而租税又以田赋为主，农民受了苛税的压迫，结果便如晁错所言：“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倘复被水旱之灾，……赋敛不时，……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宋时司马光亦说：“农民值丰岁，贱输其所收之粟以输官，比常岁之价或三分减二，于斗斛之数或十分加一，以求售于人。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田赋）不已，欲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无田可售，不免伐桑枣，撤屋材，卖其薪，或杀牛卖肉，得饯以输官。一年如此，明年将何以为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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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穷苦如是，豪族则乘农民的穷苦，兼并了许多土地。豪族多出身于官僚，依政治上的权力，以武断于乡曲。春秋时代已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乱……杀子驷（当国）子国（司马）子耳（司空），劫郑伯以如北宫”之事。

降至秦代，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汉兴，循而未改，虽然西汉初年曾徙郡国豪杰以实园陵，然而强宗大族的势力并不少衰，吾人观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一条乃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另一条又察“二千石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可知之。

然此压制未必就有效果，宣帝时代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言。到了东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国时代，北方则“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地”。南方豪族亦“势利倾于君，储积富乎公室……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此种兼并经南北朝而至隋唐，虽然北朝及隋唐均施行公田之制，然田之分配并不平均，而豪族且有封固山泽之事。唐自永徽以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

降至宋代，即在梁山泊草寇尚未出现以前，“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而他们又无科输，国家复将他们所免缴的田赋分配给平民负担，故史云：“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

产”。

这种豪族不必自己耕耘，可将土地借给佃农，按时收租，邀游都市，上结官府，下交游士。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常筑坞堡以自卫。而有野心者则可率其部曲，作争夺帝位的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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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呢？中国的流氓与罗马时代的贫民不同，罗马时代的贫民乃出身于公民阶级，他们有公权（选举权），他们可利用公权向国家及富豪勒索金钱，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虽然没有直接的贡献，而却有间接的作用。

罗马是奴隶社会，一切生产事业均由奴隶担任，而奴隶则由战争的俘虏而来。所以罗马只有不断的打胜仗，不断的侵服邻国，不断的扩张领土，而后奴隶的来源才不会断绝。但是要向外国开战，须有军队，而组织军队的人则为公民。因此，他们虽然穷苦，而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尚有相当的势力，中国的流氓既然没有公权，而在经济上又只有破坏的作用，没有建设的作用，何以他们也有势力？

    中国的流氓又与现代的劳动阶级不同，现代的劳动阶级在许多国家虽然过着穷苦的生活，但是他们乃是生产要素之一，只要他们停止工作，社会的经济就发生恐慌。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安定。他们地位既然如斯，何以他们竟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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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农业国家，中国的农业甚见幼稚。技术的幼稚已可妨害生产力的发达，而过小地的耕种又令技术不容易改良。其结果，农民当然没有贮蓄，而致再生产只能在同一规模上，不断的反复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西汉在文帝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东汉时代生产力似已提高，“亩收三斛”。由三国而至晋代，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降至唐代，“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到了宋代，太宗时，“亩约收三斛”；神宗时“大约中岁亩一石”。然据吕惠卿之言，“田岁收米四五六斗”。生产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遂“弃田流徙为闲民”。闲民增加，贫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了。王莽时代，“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阕而已”。

晋惠帝时代，“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终而引起流民作乱之事。

隋炀帝时代，“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获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唐僖宗时代，“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至宋，税重役繁，百姓多弃田不耕，“民罕上著”。而花石纲又复扰民，“方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起为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

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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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变为流寇，先向最没有抵抗力的农民，肆行劫掠，而使疲敝不堪的农村，连馀喘也不能保。农村破坏之后，政府因田赋的减少，财政也日益穷匮，不能不用苛捐杂税来括索人民，然而一切括索最后都转嫁在农民身上。

例如南宋理宗淳佑八年，陈求鲁曾说：“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年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佑十四年者矣”。其结果也，不但不能挽救国家财政的穷匮，并且还使农村愈益破产，于是政府成为怨府，而朝代随之更易。

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的黄巾，晋代的许多流寇，隋的窦建德、刘黑闼，唐的王仙芝、黄巢，宋的方腊、宋江，元的刘福通、徐寿辉，明的李自成、张献忠，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朝祚因之断绝，甚者且把整个的中国送给漠北民族。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飘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三阮打鱼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则为闲汉。

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湖里“揩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也该与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

二、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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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同享，有苦同受”，是他们的口号，“大秤分鱼肉小秤分珠宝“，是他们的生活，由这口号与生活观之，可知梁山泊集团只是帮会，而非政党。帮会依义气而结合，政党依主义而团结。在帮会，既已加入，就不许中途脱离，中途脱离，视为不义之事。在政党，政见相同，是我的同志，政见改变，又变成我的敌人。改变之人道德上毫无过恶，视之为敌之人，道德上也无反于友谊。

帮会只能横行江湖，依“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观念，互相合作，纵有小愆，亦不能夺其“福”，而加以“苦”。反之，政治所需要者乃是刑赏，管子有言：“明主之治也，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商鞅之言，更合于为政之道，他说：“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种不顾过去之功与善，只看目前之败与损，在帮会是办不到的。

    帮会的组织均以下层阶级为基础。他们多无产业，所以他们团体关于经济方面，常接近于共产主义。不过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而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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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不但流氓团体只能实行消费上的共产主义，就是学者也只能主张消费上的共产主义。这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幼稚，而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产生这种幼稚的共产主义。何以故呢？

古代工业未曾发展为大工业，手艺匠乃个个独立，而表现为生产上的个人主义。要令生产者合作，非常困难。反之，人们的生活条件却很简单，任谁都没有特别的欲望，他们在消费方面颇能一致。因此之故，遂使古代的共产主义只能取消费形式，不能取生产形式。

    梁山泊的共产主义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但是有了生产，而后才配谈分配。他们不是生产者，他们的货财从什么地方得到呢？固然他们首领之下有许多喽罗，他们的经济生活就是筑在喽罗制度之上。但是喽罗又和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不同，不是用“汗”来生产主人的生活品，乃是用“血”来略掠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

但是他们的生活既然不依靠他们自己的生产，所以“仗义疏财”及“劫富济贫”逐成为他们的最高道德。即他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想改变生产形式，只想劫掠富人的货财把各种消费品另行分配。这种“劫富济贫”的观念，不但流氓阶级视为最高道德，就是普通人民也视为合于天理。案古代财富的集中，就其原因与结果言，都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

现代资本的集中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而增加工业生产力。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尤其是政治手段，来剥削一般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的。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须将利润贮蓄起来，藉以添置设备，改良技术，至于个人所得消费的不过其中小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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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古代富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利润的来源非在于技术的改良，而在于过度的刮索。他们刮索所得的金钱均供为个人享乐之用，所以财富集中少数人的手上，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然而这种消费品又不是个人所能消费得完，所以把它分散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古人以仗义疏财为最高道德，用此以结交朋友，用此以增加权力，其原因实在于此。

三、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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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伦理观念。

    据社会学者所言，澳洲土人不以杀儿为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生了一个儿子，未到四五岁，而又生了一个儿子，不但无法养育，而且行动不便，所以只有把后生的杀死。美洲土人对其家中老人，往往置之死地，而不视为悖理的事。因为他们过的也是游牧生活，而生产力又甚幼稚，人一天的生产只能维持一人一天的生活。年老的人既然不能随群奔走，而又无法觅食，所以只有听其死亡，使他不受现世的苦痛。

    伦理观念随生活方式而不同，而生活方式又随阶级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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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绅士生在财主家里，幼有保姆看护，壮有师傅训导，到了长大，又继承祖宗的财产，过其安乐的生活。试问他们的生活何以这样安乐？因为他们有财产。他们的财产从哪里得来？由于祖宗遗留。他们享受现世安乐的生活，不能不回想到安乐生活的来源，既然回想到安乐生活的来源，当然对于祖宗，感恩感德，油然发生一种孝的情绪。

绅士以“孝为百善先”，是有理由的。但是祖宗的财产何以不被别人抢去？因为有国家保护。国家是谁人的国家？“率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当然是皇帝的国家。我们现在安乐的生活，由于祖宗的财产，而祖宗的财产所以能够存在，又由于国家的保护，即由皇帝的保护，则我们为了感恩感德，而须尽孝于祖宗，当然也须感恩感德，而尽忠于皇帝了。

    绅士阶级的道德是忠孝二字。

    流氓呢？流氓生在穷人家里，他们自呱呱堕地以来，除了母亲的乳汁之外，未尝受过祖宗的馀荫，有时连母亲的乳汁，还要让给财主的子弟去吸。他们幼年的生活未必比鸡豚为优，因为鸡豚养大了之后，可以卖给别人，其利益是直接的，而儿子有没有“出息”，还是不可知之数。

他们稍稍长大，就帮助父母，从事各种劳动，或入山陵讨柴，或到河边捞鱼，或则上街卖油条，家庭的幸福既未享过，对于家庭，当然没有爱情。反之，他们讨柴捞鱼卖油条的时候，为了预防野兽及暴徒的来袭，则常结伴同行。这个时候，朋友是他们寂寞的安慰者，又是他们生命的扶助者。

到了他们长大，流浪江湖，朋友的重要更见增加。他们看重朋友，以义气为最高道，实是环境使然。朋友愈多，则他们的义气范围愈广，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很容易由爱惜朋友的义，变为爱惜人类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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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阶级的道德是义字，而发扬光大之后，则成仁。

    梁山泊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所以他们重义而不重孝。孝子王进不上梁山，而最初出现于水浒传的好汉便是气死母亲的史进（第一回）。宋江虽有孝义黑三郎的绰号（第十七回），但若研究其生平行为，尚不能称为养志。其他的人更谈不到什么孝字。李逵虽然动于孝思，回家取娘，然而半路就送给老虎充饥（第四十二回）。

这个事情可谓世上最悲惨的事，然而李逵回山，诉说杀虎一事，宋江竞然大笑，众好汉也没有安慰的话（第四十三回）。假使李逵所取的非其母，而是其友，则难保梁山泊诸好汉不责李逵谋事不慎。重友而不重亲，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乃是因为他们的伦理观念与绅士的伦理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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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们却极重视义气，鲁智深在菜园舞起铁禅杖，因为林冲一声喝采，即认为知己（第六回）。后来，林冲受了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鲁智深便一路跟去，暗中保护，走到野猪林之时，董超、薛霸将林冲缚在树上，举起水火棍，望着林冲脑袋劈了下去，而树后忽然飞来了铁禅杖，救林冲于将死，鲁智深又直送林冲到沧州（第八回）。这种义气还可以说是林冲是他的知己。“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只唯下层阶级方能做得出来。

杨雄吃酒半醉，途中为张保等抢去财物，石秀挑着一担柴来，路见不平，便放下了担，一拳一个，都打得东倒西歪，杨雄方才脱身，而与石秀结拜为兄弟（第四十三回）。此种路见不平，奋不顾身，恐非士大夫能够做到。他如武松为施恩而打蒋门神，施恩亦三入死囚牢去看武松，这都是出于“义”字。吾人以“义”为下层阶级的伦理观念，并不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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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与中国社会》

萨孟武 著

岳麓书社；1987-11。 

目录

自序（1）

梁山泊的社会基础（3）

一、流氓集团（3）

二、经济生活（8）

三、伦理观念（10）

1.“替天行道”的意义（14）

2.杀猪的郑屠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23）

3.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29）

4.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41）

5.何以草料场的火烧不死林冲（46）

6.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51）

7.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泊领袖（60）

8.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66）

9.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71）

10.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82）

11.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103）

12.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113）

13.由祝家村与曾头市说到中国的军队与官僚 119）

14.林冲的地位何以在关胜之下（130）

15.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138）

16.燕青何以能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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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书在抗战以前出版，抗战以后，此书就不见了。我写此书，不是自动的，最初由王世颖先生之敦促，他接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之后，要我写点轻松文章，并且希望每星期至少要写一篇。副刊的性质与社论不同，不是“太太式”的，而是“姨太太式的。如何写法呢？友人初次主编副刊，为了捧场，不便拒绝，而把宝贝时间去写杂文，只觉得光阴可惜。想了数天，才决定以水浒传为根据，说明中国社会。

    第一篇刚刚写好，王世颖先生突然离开中央日报，到杭州大学去了。中央周刊主编刘光炎先生不知由哪里探得我有此种文章，即向我要求将文稿交中央周刊发表。刘光炎先生也是老朋友，我即将文章交他。第一篇发表之后，阅者甚感兴趣，刘光炎先生又要求我继续写下去，每月四周，本书共十七篇，大约是于四个月内写完。写到第十七章，我不想再写了。

    来台之后，常常接到书店及素昧平生的人电话，问我家里尚有此书否。甚至各地华侨也常常写信给我。问此书由哪个书店发售。我平生写了一篇文章，过了数月，即觉得不妥，甚至不愿再看，所以我在大陆时代的文章，是随写随弃的，本书也是一样。

    数年来，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很希望我将此书再版，我因为家里没有此书，而此书又须修改。最近刘先生借到此书，我于两个月内一篇一篇的细看，也一篇一篇的修改，或删去不要，或加料说明，所以本书可以说是一种新著，旧著保留者只有一半。

    要研究中国社会，关手豪族士人、农民、土地，户口、水早，钱币、商业资本、官僚组织、军队制度等等，均须注意。本书乃借用水浒传的故事，用历史上的资料，加以说明。当然要研究中国社会，最好是参阅拙著之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册。读者看了本书之后，若首再看中国社会政治史，更可明了中国社会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  萨孟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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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萨孟武，1897年生，福建福州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历任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院校教授，是著名的社会政治学家。抗战前，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从《水浒》故事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章，很受读者的欢迎，因而结集为《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出版。我们这次刊行的，是他晚年修改后交台湾三民书局所出的本子。

    萨氏戏称自己这本小书是“姨太太面孔式”的，诙谐地道出了本书写作上的特色。一般“正规”的社会学著作，板起面孔，理既深奥，辞亦艰深，很难博得普通读者的青睐。萨氏这本书从人人都感兴趣的《水浒》故事谈起，虽征引了不少典籍，但叙述和论理都能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确实做到了雅俗共赏。要全面介绍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恐怕非许多本大部头不可，本书却以四两拨千斤，以不多的笔墨勾勒出一个简明的轮廓，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功力是莫能为的。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通过交流，增加了解，固然可以发现两岸文化的许多不同之处，可以相互启发或互资借鉴，同时还可以发现我们之间本来就有着更多的共同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一个共同的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正是这悠久而优秀的传统，才使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分割。

    不可否认，由于政治观点的差异，本书中有些观点为我们所不能同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据《风凰丛书》的原则，我们在重版本书时，除改正一些错字及删节了两处字句外，其馀一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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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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