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群众与暴民》| 远离多数以求安全

《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

[英]约翰·麦克莱兰  著

何道宽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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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绝不是简单的乌合之众，群众里始终有另外的运行机制。

  在防止和惩罚犯罪都不是很有效的社会里，群众犯罪真的令人恐惧。

  凡是与群众保持距离的人都可能成为群众的受害者。群众本身是不安全的，但留在群众之外的人也不安全；在法西斯政治中，选择是最严峻的。

  倘若漫不经心的权威赋予机会，我们大家都会成为破坏性的暴民。

——约翰·麦克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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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远离多数以求安全

P383

   卡内蒂《群众与权力》的书名很妥帖，因为整个群众理论的传统都认为，群众与权力的结构和使用都有值得探讨的关系。群众绝不是简单的乌合之众，群众里始终有另外的运行机制。这另外的运行始终被认为是不祥的，人们对群众的初始反应总是恐惧，理论对群众的初始反应几乎就是鄙视，其原因就是这样的不祥之感。

然而，世上有一些令人瞩目的人物却鼓吹群众：马基雅弗利、米什莱、西盖勒、乔治·索列尔、希特勒和卡内蒂。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物看到的群众和反群众的理论家所看到的群众是同样的群众吗？简易的回答是：他们看见的是不同类型的群众，或者看见了同样群众的不同侧面，但这样的回答不解决问题，因为群众理论重大的共同主题是：几乎所有的理论家实际上谈论的是相同的群众。群众理论传统对自己有极强的传统意识。虽然理论家互扔泥巴，但他们内部的辩论很仔细。

事实上，勒邦能用圆熟的公式归纳这个传统，这就说明，对于什么样的群众重要、群众理论的问题是什么，理论家们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对理论家们为何意见分歧，另一个简易的回答是：他们研究群众时，带上了不同的价值判断。不过，这个回答也不行，因为没有任何群众理论家真正喜欢群众。到1900年，他们豁然开朗，群众实际上涉及每个人，所以用价值判断来研究群众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能用价值判断研究“他们”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我们能用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来研究自己身上的群众属性，用我们的理性来研究自己的非理性，用我们的开明来研究自己的蒙昧，不过，那是绷得紧紧的难以蹬打的操练，在直截了当的反对面前往往很脆弱，而这样的反对意见往往又是和内省的不可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上的哪一部分是理性，哪一部分是非理性呢？

P384

   群众理论家真正的分界线是对群众暴力的态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群众暴力和社会秩序关系的态度。如果群众被视为社会里暴力的随机、偶然源头，虽然可能发生，却是间歇爆发的，那么，群众就可以被视为放大了的犯罪。

一般意义上的犯罪会令人恐惧，群众的犯罪更令人恐惧，因为群众犯罪的规模更大。在防止和惩罚犯罪都不是很有效的社会里，群众犯罪真的令人恐惧，这样的社会里能看到容纳群众的现象，中世纪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如果用19世纪的进步主义观点来看，这种社会对暴力的态度看上去很原始，也就是说，在常态生活中，人们对暴力的接受是很广泛的。

在上层人与下层人的关系中，暴力不会引人注目，公开处决死囚或战争的威慑性暴力必然是非常令人注目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很难将暴力和公共秩序看成是界限分明的对立面，暴力和公共秩序的对立却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群众理论倚重的基点。

   于是我们要问，什么使暴力和秩序这个对立体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答案清楚寓于现代国家的发明中。现代国家声称独霸一切合法的暴力，首次区分合法暴力和非法暴力，独霸何为合法暴力、何为非法暴力的发言权。至少在原则上，现代国家里的暴力行为或者是国家机关授权的，或者是被允许的，或者是不受禁止的，否则就是犯罪。当然，即使在最现代的国家里，这个观点广为人知尚需一段时日，这是一个规划，而不是既成的事实。实际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过程：社会必然会广泛容忍比较旧的习俗，个人暴力被容忍、被认为是私事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由此而生的区分是：有秩序的暴力和威胁秩序的暴力。

   这一区分的坦率表现是：承认暴力的必要性，这一观点的基础是直到19世纪还存在的各种版本的原罪说。追求罪恶目的而诉诸暴力是堕落者天性永恒的一部分，国家的暴力也令人遗憾，但比私人的暴力好，因为国家的暴力是合法的，而且为社会和平的神圣目的服务，战争也可能是正义的。

进化论者的暴力观和奥古斯丁①的教义差别不大，在社会理论层面上，基督教和群众理论中悲观派的达尔文主义不大可能有重大冲突，这也是越来越清楚的。双方都强调事件的源头在遥远的过去，将群体事件的源头尽可能上溯。无疑，在时间遥远的竞赛中，伊甸园神话难以和进化论的时间尺度相比；不过，从一种源头的理论迁移至另一种源头的理论并不需要很吃力的精神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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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古斯（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基督教神学代表人物，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和圣师，又是新教宗教改革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P385

当暴民横行并征用监狱囚犯以求达到自己目的时，群众理论家会请读者注意，悠久的遗传性动物激情在暴民身上起作用了。此时，无需任何想象力我们就能回忆起，耶路撒冷的暴民迫害耶稣基督，放走了盗贼巴拉巴。群众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进化论作为社会理论的基础是多么锐利的双刃剑。群众既现代又古老，群众理论越吹嘘自己是现代社会的社会理论，现代性自吹的进步就越成问题。群众是进步风景画上大块的污斑，这个事实是掩盖不住的。

   群众理论和选举权延伸同时发生，对民主而言，这是令人遗憾的巧合。民主尚未成为既定的事实，群众理论就已经成为反民主主张的一部分，群众理论的急匆匆发展有一点不太体面的地方。自从冲击巴士底狱以来，群众理论就在暗中埋伏，等待民主体制的来临。凡是强调法国革命重要性的观点至少暗地里是群众的观点，一切对立体最容易发生的对立是理性时代和革命群众野蛮之举的对立。

现代性始于暴乱，群众理论却说，暴力根本就不是现代性。一切人民主权论都被认为是暴民的心理对应，如果暴民不再被认为是肉体威胁，而是非理性的和倒退的心态，那就容易把选举当作一种形式的心理暴乱。成熟的群众理论给选举一个意外的结局，断言选举人是谁并没有关系；选区本身就足以成为选举人组成的群众。较早的群众理论往往把群众心态（crowd mentality）和下层阶级的阶级觉悟画上等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精英主义与群众意识就越来越难以协调了，群众意识并不尊重个人。

P386

阶级意识总是群众心态能采取的形式。但如果规定性的群体意识的心理机制在每个人身上都相同，再说一种形式的阶级意识比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意识先进，那就荒唐了。怀疑一切集体，这似乎是群众理论显著的道德寓意，但这种怀疑是不能用对个人的信任来平衡的。一切群众理论家都认为，个人主义不可能既是群众的缘由，又是群众的矫正剂。

现代群众脱胎于原子化的社会，个人主义是这种社会的最小公约数，传统的群体忠诚和制度忠诚弱化以后，整个公约数保存下来了，这个相同的公约数正是非理性群体心理（group mentality）的根源。更加偏重进化论的群众理论家甚至怀疑，如果准确地说，是否还存在人的个体，他们宁可相信，人是一种过度的聚集体，位于人的真正的个体即细胞和社会聚集体之间。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和个体的人一样，一个社会也有权自称为个体。

   于是我们要问，什么地方是远离群众的安全之地呢？用群众理论自己的话说，没有安全之地，因为卡内蒂之前的群众理论总是强调群众，而群众理论的成功似乎倚重一种能力：它显示群众是一个普遍的范畴，范围很广，一端是催眠师和受术者两人的群体，另一端是我们大家组成的庞大的群体。

宏大的群众理论总是有一种自毁的欣喜，它向我们沾沾自喜地显示，令人珍惜的制度和习俗具有酷似群众的属性。有些集体在群众属性上不如其他一些群体，比如教派、社团、密谋集团、等级森严且入伙条件严格的群体等，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诸如此类的群体常常是邪恶的，比如黑手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坦率地说是反动的，比如普鲁士参谋总部。

实际上，对古代社会社团的怀旧情绪弥漫，因此，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里辛辣地讽刺说：和大群人偶然聚集的骚乱相比，教会和军队更像是完全彻底的群众团体。对真正研究群众理论的人而言，选择是严峻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传统的沉重压力，这个传统宣示，群众对文明所代表的一切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不容误解的暗示表明，凡是与群众保持距离的人都可能成为群众的受害者。群众本身是不安全的，但留在群众之外的人也不安全；在法西斯政治中，选择是最严峻的。

P387

19世纪群众理论玩味这样一个概念：有些群众领袖远离群众受玷污的心灵，至于这些领袖从哪里来，群众理论家并没有清晰的思想；更大的可能性是，群众领袖是病态的，是易激怒、半疯癫、操纵性强的人，可这样的领袖正是群众理论长期告诫我们要警惕的人物。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真是这样吗？用一个时代的社会理论去解释该时代的政治，并且说群众理论所预测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很危险的。当社会理论预测未来在总体上声名狼藉时，如果群众理论竟然可以预测未来，至少可以说，那十分怪异。有人以希特勒为例刻意说明，群众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那样的说法也足以使人怀疑。我的猜想是，到20世纪30年代，群众理论的思维方式十分常见，几乎任何可能发生的东西都可以用群众理论来解释。

而且我想说，群众理论所继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理论形式正成为它成功的牺牲品。群众理论的兴趣使它自己远离法国革命的“真正的”群众，群众理论再也不是很清楚，它所议论的群众究竟是什么。群众理论的抱负是成为研究一切人类群体的理论，它为此而付出了代价。这成了一个数字问题，直到一位领袖给其中一部分人注入活力，大众社会里面目不清的群众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群众。

这是被激活的“真正的”群众，是议会选举那种秩序井然的选民难以匹敌的群众；不过，没有重大分歧时，情绪不沸腾时，选民群众可以替代被激活的“真正的”群众。群众理论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它回到法国革命前那种形式的群众。除了一些令人注目的例外，法国革命成了一个鄙视人类共性的载体。

如此，群众在此成了涵盖每个人的群体，倘若漫不经心的权威赋予机会，我们大家都会成为破坏性的暴民。现代国家征召的军人战后复员时，或者在战争快结束哗变时，就成了身着现代服装的李维笔下的群众。从他们身上，我们隐约听见古人群众观点的回声，这也是马基雅弗利和孟德斯鸠熟悉的回声。

军人复员，不再佩带武器，他们享有民主权利和某种程度的富裕生活。此时，除了卡内蒂，除了紧急状态之外，人们都难以明白，现代西方群众的道德问题是什么。那样的紧急状态改变了群众的性质。

P388

群众不再应召去拯救国家，或去推进反对派的事业，或去恢复一个腐朽文明的活力。如果说有被允许的群众，那就是应召去对抗国家暴力的群众，他们对抗西方社会里暴力的制度化形式；这样的例子有民权运动的群众、反越战的群众、要求核裁军的群众。它们是公民不服从温和形式的反暴力的群众；它们陷入两难困境，原则上既接受国家垄断的合法的暴力，又讨厌国家暴力采取的一些形式。

这样的群众有引人注目的领袖，但他们对领袖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愿意把领袖放在类似国家政权的权力地位，宁可给领袖这样一些称呼：服务员、勤务员和主席。群众理论解释为什么应该这样。这些群众最不喜欢的是群众理论传统观念里的那种群众。他们不想在回归野蛮举止的道路上倒退，不想对领袖惟命是从，因为他们看见国家领导人就在这条道路上倒退。他们目睹的核灾难威胁只会引起帖木儿或成吉思汗的羡慕。

这些反暴力的群众报复群众理论，使“我们”成为社会和谐和人类和平的储藏所，使“他们”即合法的秩序和防卫力量成为对和平的威胁。这使传统的对立关系颠倒过来。“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不再是被保护的防止群众侵扰的“我们”。“他们”是群众，“我们”需要保护，防止群众侵扰。

   这样说没有丝毫的牵强附会，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味道，没有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颠倒。相反，这是从正统的群众理论里自然生发出来的，其核心洞见之一是：群众越完美就越像军队。勒邦也许是正确理解这一点的第一人。万众一心自动服从领袖，无私，无坚不摧的感觉，时刻警惕并寻找攻击对象，本质上富有暴力——这就是进攻中的军队的完美形象。

勒邦是爱国主义者，他将自己的发现献给战争中的祖国。战后，弗洛伊德吸收勒邦洞见的隐含命题，将其用来研究一切群体。弗洛伊德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军队和教会是最原始的，肯定比无组织的群众更原始，因为军队和教会的心理结构是心理分析所能找到的最原始的心理结构。对相信弗洛伊德观点的人而言，此说使最古老的秩序形象破产，根据那一形象，纪律严明的军队力量对抗群众无序的力量。用勒邦和弗洛伊德的话说，只存在群众对抗群众的现象。如果说群众的原始性使之成为令人恐怖的对象，而原始性意味着难以抑制的暴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害怕军队，而不是害怕军队要对抗的群众。同理，我们就应该更害怕警察。

P389

用政治语言来说，权力抗衡权力，那种抗衡是真正的抗衡。群众的力量是原始态的力量，是不能协商的力量，因此，它处在社会群体的常规力量的关系之外。和群众打交道是很困难的，群众对领袖心存疑虑时，尤其难以与之打交道。既存的权力寻找群众的领袖，群众有具体的要求时，它总是如释重负；它等待群众离去，希望和群众领袖协商，借此把群众变成选民，使其领袖社会化并参与既存的权力游戏，其中的游戏规则业已固定，现有的领袖玩游戏规则已经炉火纯青。

群众对此心知肚明，离去时恋恋不舍，他们同意再次相会，密切监察领袖，以求继续为既定的事业而奋斗。实际上，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领袖正是群众既定的事业，这是因为反暴力的群众之所以相聚，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传统的领袖是麻烦制造者、暴力密谋的头目和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者。

群众理论陷入有序群众（crowd of order）和无序群众（crowd of    disorder）对立的困境，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以此为出发点，他试图解密群众理论的传统。他意识到，在群众理论最发达的形式里，“群众”几乎意指一切群体，于是“何为群众特征”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表述。当人们意识到，军队只是一种特别完美的群众形式，卡内蒂在普遍接受的这个观点上向群众理论发起攻击。

他从来没有阐明，他抨击的“军队即群众”究竟是哪一家的版本，所以我们对此作这样的理解：他在抨击这一理论的所有版本，以及导致这一观点的整个群众理论的发展过程。他精心构建了群众的分类系统，根本不重视领袖在群众的形成和行为里发挥的作用。据此，我们意识到，他一心一意为群众恢复名誉，向我们展示，和表面现象相反，军队不是群众，而是群众的对立面。军队的特点是僵硬的指令结构；相反，群众是自我指令的，只有蛊惑人心者的自我欺骗例外。为了进行证明，他不得不克服令人尴尬的一个事实：蛊惑者的历史已达2500年，姑不论另一个常识：即使群众并非总是有领袖，他们至少有时是有领袖的。而且，历史上杀伤力最大的一些群众有特别杀戮成性的领袖。如此，我们开始看到，卡内蒂对群众理论的修正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

P390

   卡内蒂的路子是从理论上把领袖的权力和群众区别开来，这是隐约可见的反霍布斯的力量。其思路是，群众不应被认为是离析的、原子似粒子的集合，不是偶然或挑选出来拱手送给君主（或临时君王）的群体。卡内蒂证明，群众是不受指令影响的庇护所，又是消除指令对个人心理造成影响的一种方式。借此，他试图瓦解群众的君主政治理论；古底比斯的寡头熟悉这样的理论，并因此而感到不安。

如果卡内蒂说得对，由古代“凯撒”指挥的群众的形象、现代精英操纵的群众的形象，都不可能是国家的形象，从古至今，都不可能。如果卡内蒂说得对，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群众理论传统多半都在诱人得出错误的结论，使人误解从古至今西欧政治的许多方面，因为群众不可能是大多数群众理论家所阐述的那个样子的群众。

   问题依然存在：既然如此，群众却始终被误解——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简要的答案是：古代是由于柏拉图能言善辩，以及后继者给君主政治的涂脂抹粉；近代则是由于法国革命暴乱的源头。19世纪群众理论的主要意图是解释暴乱如何失控，如何引进了现代性的一些属性；对这样的现代性,群众理论家的态度大相径庭，有些人鼓掌，有些人憎恶。

群众理论的进化观点是反群众理论家（anti- -crowd theorist）畏惧的一切东西的源头。进化论使他们进退维谷，难以逃避。这是因为进化论教导他们，群众是回归原始野蛮行为的载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进化论者又置身于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一边。为了向前看，社会思想家似乎认为，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即群众）对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构成威胁。

随着“群众”范畴拓宽到涵盖许多社会群体，人们就容易怀疑，现代性是否就是人们吹捧的那样好。只需再迈出一小步，你就难免怀疑，人类展望的是否就是倒退而不是前进；无需再迈一步，你就看到，未来是群众的未来，人们会抛弃一切进步的行囊以求轻装，启蒙时代给19世纪的馈赠就被抛弃了；人们会利用群众期许的前景：用粗鲁的野蛮精力去振兴腐朽之中的文明。

   群众的诸多表现，尤其是它的暴力表现无不使人畏惧。这样的畏惧说明，期许进步和振兴的视角或与之类似的视角并未死亡。

P391

事实上，群众能使社会恐惧；用前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群众是社会控制的范式；在这种社会里，官员伏案工作，军队和警察忠诚而敬业。除非直接受到群众威胁，个人就很难看到恐惧的理由，我们也难以看到整个社会恐惧的理由——除非你认为，群众是一个理论楔子的大头，而这个理论楔子又继承了多半的群众理论传统。曾经有人说，大众社会理论是一切社会学家接受的唯一社会理论。现在看来，大众社会理论已是明日黄花。现在可以说，群众理论是法国革命以来所有社会理论中最顽强的理论，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远离多数以求安全的问题。

作者简介

约翰·麦克莱兰（John S.McClelland），英国政治学家，曾在英美几所大学执教，著有《西方政治思想史》、《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法国的右派》等。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已推出中文简、繁两种版本，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享有盛誉。

中文版序

我撰写《群众与暴民》距今二十年有余，这使我有机会思考，倘若现在写这本书，那会有什么不同。我发现，有两点赫然呈现眼前。

首先，我会更加强调，西欧的群众理论有何特点，它何以是对自由主义的回应；彼时，群众理论正在西欧各国发展，缓慢而不均衡。甫一问世，群众理论对自由主义的回应旋即开始；同时，它对历代群众的兴趣亦随之兴起。群众人（crowd man）和自由人（liberal man）决然对立，毫无共同之处。一般认为，群众人是自由、理性、自主的，他和其他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法律的公共理性之上。自由主义并不急于拥抱民主，然一旦拥抱民主，它即视政治辩论为理性的会话，视选举为知情投票人的理性选择。但群众政治对自由主义的这一切构成挑战。有人谓群众政治是民主的，其意义是：民主调动大群人，但这些人并非大群的自由个体。群众人需要摧毁使他和其他公民分离的关系，他想贴近群众领袖。对议会博弈的繁文缛节，群众人没有耐心，想要的是适合英雄人物的高涨情绪和政治运动。群众人需要的是“红肉”（red meat）。这是法西斯政治，法西斯政治侵染许多国家，其数量超乎我们的记忆；无疑，这是大多数群众思想家不愿看到的局面。也许，群众理论家最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他们有一些憧憬未来的思想。

其次，我会更加强调，群众理论家是多么雄心勃勃。大多数群众理论家并非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们尝试解开人类最大的谜团之一：什么力量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连在一起？什么是这一联系的根本的黏合剂？社会思想家通常绕过这个问题，仅仅把人结为群体当作人性的既成事实。群众理论家则开始拷问，归根结底，大多数群体是否就是乌合之众。一些群众理论家比较粗糙，喜欢概括，倾向于说几乎一切人群都是乌合之众。这就使人害怕集体，因为说到底，一切群众都可以被视为暴民或伺机而起的暴民。实际上，对于什么构成基本的社会黏合剂，不同的群众思想家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无论什么机制使人结为群体，那肯定不是理性。今天，距离认识人的社会黏合剂，我们还差得很远，并不胜过昔日的群众理论家。至今，社会学家似乎仍然满足于将重点放在研究社会群体的差异上，他们设想，不同群体的黏合方式各具特色。这样的学者不妨向群众理论多多请益。

约翰·麦克莱兰

2013年11月

目录

中文版序…1

译者前言…1

绪论 群众概念的历史沿革…1

第一章 古代的群众…43

第二章 中世纪群众例举及马基雅弗利论罗马人…75

第三章 群众与自由：

     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和美国…103

第四章 法国革命前后的史家论群众：

     吉本、卡莱尔、米什莱和泰纳…135

第五章 群众是揭开现代世界之谜的线索：

     泰纳对启蒙运动的抗拒…169

第六章 从犯罪群众到社会理论：

      西庇阿·西盖勒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91

第七章 群众理论的流布：

     勒邦现象…239

第八章 领袖与群众：

     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1921）…283

第九章 群众的胜利：

     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1924-1925）…319

第十章 群众的健全与权力的疯狂：

     埃利亚斯·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345

作者后记：远离多数以求安全383参考文献…392

索引…396

译者后记…410

[ 本文摘录：杨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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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本期专题 ：“群众”

7.【书摘】《群众与暴民》| 远离多数以求安全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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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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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 3:11 和合本)

Here there is no Gentile or Jew, circumcised or uncircumcised, barbarian, Scythian, slave or free, but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Colossians 3:11 NIV)

所以，你们既是　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是穿；下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歌罗西书 3:12 和合本)

Therefore, as God’s chosen people, holy and dearly loved, clothe yourselves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gentleness and patience. (Colossians 3:12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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