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晚，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逝世，享年103岁。
杨苡先生出身世家，哥哥杨宪益亦是著名翻译家。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中译本，她也是第一个将“呼啸山庄”这个中文书名赋予这部世界名著的人。
本文选自杨苡先生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纪念她，就读她吧。
▲ 翻译家杨苡先生（1919 — 2023）
我说自己“生正逢时”，那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大环境，可从小环境，也就是我们家的情况说，我出生的就太不是时候了。父亲的去世是我们家的转折点，从此一落千丈，我恰好就出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过去有好多迷信的说法，莫名其妙瞎联系，就因为出生不久父亲去世了，我就有了“妨父”的恶名。女孩在家中没地位，原本就不受待见，我的婴儿阶段，家里天下大乱，先是父亲的病，后来是办丧事，更没人管我了。有的就是因“妨父”的“另眼相看”，似乎我就是不祥的。喂我奶的奶妈进门后没好好检查，后来早就自己停了奶，喂我奶只是做样子，背着人给我喂点水什么的，所以我身体特别弱。后来还是一个德国医生来，检查追问起来才弄清是怎么回事。医生把我母亲说了一顿（母亲是姨太太，又才二十来岁，医生敢熊她，对娘是不会的），母亲也只有听着，不吱声。那奶妈马上就被辞掉了，换了个新的。
▲ 杨宪益、杨敏如、杨苡与母亲徐燕若
带我的保姆姓张，家里都叫她“张妈”。她领着我，住母亲大房间后面的一间小屋，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张妈对我不好，背着人偶尔还会拧我一下，掐我一下，我胆小，也不敢对人说，就这么过了两年。她和我睡的那张床是架子床，挂着蚊帐。有天晚上有蚊子，她起来点了蜡烛打蚊子，蜡烛没放好倒了，把整个帐子都给烧了，她瞒着不说，家里人居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在房间里发现一小堆帐子烧成的灰，追究起来，才知原来有这事。这可了不得，不是我有多重要，而是家里下人的管束问题。父亲去世以后，没了权威，娘是软性子，早就有议论，说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这次娘也惊动了，把人都叫过去，包括我母亲，大大发落了一通，张妈就让她走人了。那时我五六岁，以后好几年，我就一个人睡在那个小房间里，直到十一岁得伤寒病。年纪那么小，我一个人住很害怕，特别是晚上。可我不敢讲，也没人管我。那时伤寒可是不得了的病，弄不好要死人的，而且还传染。我就被弄到一个大房间里去，比我原先住的小屋亮堂多、漂亮多了。还请了个护士日夜侍候，就待在里面，不许出去，有人守着门，也不许人进来—要是传染给小少爷，那还得了？ ！头一次有点好了，后来有次二姨太吃馄饨，问我要不要尝尝，我馋，吃了一个。就一个，不知怎的又不行了，比原来还厉害，真的要死了。亲戚间都在传，还到庙里烧香拜佛，求签问卦，不想抽到的是个下下签。于是就有人说，别治了，治不好了，还白花许多钱。这话居然还当着我母亲面说。平日的生活，家里的费用都是娘那儿出，早饭我们自己吃，中午、晚上都是一起吃的，也是娘那儿开支，但给我看病，这钱要母亲自己拿出来。母亲过去听他们议论什么“妨父”之类的，也疑疑惑惑的，至少是不敢反驳，就算不服，反正这里那里总觉得我不好，这次她拗起来了，发脾气说：我就不信治不了！我生出来的，我就是要让她活！我就是要把三个孩子好好养大！她当然是舍不得我，同时也是把平时在家族里受的气发泄出来。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倒不信烧香拜佛那些个迷信。看病之类，她是崇洋的，比如她就信那个德国医生，相信西药。那段时间她对我特别好，家里也特别做这做那的给我吃。我被隔离在那个大房间里，雇了一个德国医院的特别看护照顾我，当然是很贵，前前后后，为那场病花了六百大洋。住到大房间，是母亲抱我过去的，我搂着她脖子，有气无力的，还说话，说生病真好。母亲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后来病好了，我因为那段时间的特殊待遇，又说，生病真好。母亲瞪我一眼说，别瞎说！母亲对我一直都是很严肃的，所以我怕她，我姐敢跟她吵架，我不敢，她教训我我从不敢回嘴。我犯了错，母亲要打，都是让我把手伸出来，拿尺条子打。打得不重，象征性的。每次我都赶紧抢先说，“下次不了”，“再不敢了”。我姐没怎么挨过打，每次还没打呢，她已经尖叫起来了。母亲最要我守规矩，比如吃饭，只许吃面前盘子里的菜，不许乱伸筷子，到对面搛菜更是不行的。别人搛菜给我，她都让回去；让我吃海参，她说我不吃；往我碗里搛松花蛋，她说我不喜欢……其实我嘴一点不刁，什么都吃的，我想她是怕我不懂规矩让人看低了我们。在大家庭里，遗下一点口实都会被扯到“姨太太”上面去—姨太太养的嘛。虽然都是庶出，我和我哥我姐又不一样，我哥被宠不用说，我姐因是母亲自己带的，也比较惯，我在家里是地位最低的。家里人时常笑着说起，说是每逢吃鸡，我哥和大公主吃腿，我姐吃鸡胸肉，轮到我，只有吃鸡皮的份。事实上有鸡吃就不错了，母亲是但凡像样点的菜都替我让回去的，我因此常常觉得没吃饱—是真的吃不饱。经常别人给东西，我就吃，这又是母亲不许的。我哥老拿好东西给我吃，有时正吃着，母亲见了，就问，哪来的？我说，哥给的呀。我哥做什么都对，谁都说不得的，母亲听我理直气壮的，有时就骂我，说我这是“狗仗人势”。若是吃了下人给的，那就真生气了。下人吃饭都是等我们吃完之后，有专给他们的菜，再加上主人的剩菜。其实也蛮不错的，我常在他们桌边转来转去的。他们逗我，让我喊他们一声，比如“来凤姐”，就让吃一口；“喊‘张奶奶’，不喊‘张妈’”—平常年纪大的女用人都是喊“张妈”“王妈”—我照她们说的喊了，就喂我一口。母亲知道了，就说，你就是贱。就是因为经常不饱，我老惦着吃，对吃的事情印象也深。祭祖时吃得特别好，要做一桌菜，影像挂起来，牌位请出来，一桌菜摆在前面。祭祖完了，菜就端到饭厅去吃。其他事情上，母亲对我不满的也多了。她认定我哥我姐是能读书的，我不用功，而且笨（我的确是贪玩，不大用功），一直都是这印象。家务活、伺候人之类，她从来没觉得我姐应该会，反正她会读书，事实上我姐一辈子都不会做家务，基本上也没做过。我就不同了，她觉得应该会，她就教过我怎么给人捶腿（她是给娘捶过腿的），怎么伺候人，还有各种家务。有什么事，她都是跟我姐说，跟我姐商量，她觉得我是什么也不懂的，直到我姐上了燕京，走了以后，母亲没人说话了。不仅母亲，娘因为大公主嫁了人，也觉得家里冷清，我于是也成了家里的一号人物。▲ 在蒲草田房间里。住的时间不长，在昆明，这里是我住过的几个地方里条件最好的，房间里还有沙发，比起后来住的几个地方，简直称得上奢侈。我那时倒不太想家。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虽然昆明不够现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没有高楼大厦，但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在昆明西山。联大还没开学，最轻松的时候。在昆明的亲戚要在西山的一座庙里搞什么活动，那天把整个庙包下了。我们就跟了去玩。是杨纮武拉我去的，说是“去吃他一顿”。虽然不像后来那么艰苦，但生活和在天津自然不能比了，他馋啊。照片上我穿的工装裤是在香港逛街时买的，在天津母亲再不会让我穿这样的，现在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了。这样式是不分男女的，后来和赵瑞蕻谈恋爱，他看了新奇，也穿过。
到得早，联大还没开学，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一起聊天、逛街、吃馆子。经常是我请客，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家很有钱。后来联大同学开玩笑，叫我“dollar”。其实用我哥的话说，杨家早就“败了”，只是我对钱完全没概念而已。在天津除了最后一段时间母亲给零花钱了，买唱片和一些小玩意儿什么的，我没自己花过钱。出来以后家里给我一个折子，要用钱到中国银行去取，也没个数。我是到后来才觉察到和别人的境况有点不一样，人家的行李都很简单，我的行李一大堆，一床厚被、一床薄被、英国毛毯、床单、枕头，东西多，我母亲买了个行李口袋，上面大花旁边格子的，英国的，欧洲货，打包的，还有一个大大的双层牛皮的箱子。人家就一个铺盖卷。从到达昆明到大轰炸之前这段时间，在我的一生中都要算是最轻松愉快的好时光。大学的学习还没开始，一点没有学业的压力，也还没有面对后面婚姻、生孩子一大堆麻烦事，和中西毕业后闲着在家相比，又更自由了，什么事自己说了就算。我在报上看到青年会办漫画班，就报了名。当时说青年会，都知道是基督教青年会，新教教会办的，其实还要细分为Y.M.C.A和Y.W.C.A，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各活动各的，没什么来往，这也算是教会色彩吧。我去的当然是女青年会，青年会在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天津也有，我去过的，所以会觉得熟悉、亲切。在天津，我去弹琴，在昆明我也去弹过琴。更多的时候还是去学画，负责搞漫画班的叫喻士海，他请了好多人来给我们讲课。喻士海是“左”倾的（其实青年会这样的地方，地下党不少），请来的人很多也是左翼的，比如蔡若虹他们。蔡若虹从上海来，左联的，当时画漫画已小有名气。他和章锷、夏蕾一道来昆明。夏蕾刚中学毕业，也可以说是私奔。
▲ 杨苡和巴金
到昆明他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三个人一间，两男一女，夏蕾睡床上面，他们睡地上，章锷开蔡若虹玩笑说，一觉醒来，地上就他一个了。蔡与夏当时还在谈恋爱。这让我想起中旅剧团在天津住惠中饭店时的情形。蔡若虹后来是中国美协的副主席，住在三里河部长楼里，我认识的时候还算小年轻，文艺青年，生活艰苦，同时又是很开放的。蔡若虹是从租界来的，我从小生活在天津租界，又都恨日本人，有很多共同话题，夏蕾刚念完中学，和我经历相似，更是一见如故。还有喻士海，都是年轻人嘛，我们一起玩，一起逛街买东西，一起下馆子去“共和村”，一起看话剧。朋友熟人也是“共”的，他们的朋友，很快也成为你的熟人。那时万籁鸣兄弟开了一家照相馆，叫“国际艺术人像”，有次喻士海带我们过去玩，说了一阵话，他们就说，给杨小姐拍一张吧。就照了一张，黑白的，后来我自己上了色。这样的心境，以后再没有了。我还记得有一次看的是陈铨的《祖国》，凤子主演的，没现成的服装，还是借了我的旗袍当戏服。那旗袍粉红的底，上面白色的小花，离开天津前母亲专门为我做的，一次没穿过。凤子比我个子还小，旗袍稍微有点长。能有一点贡献，我很开心，不光这个，在后台打打杂，我也很乐意。现在叫“副导演”，大概就干这些活。那时我有钱——其实也不是有钱，我根本没有钱的概念，只知道母亲说的，要用钱，到中国银行去取。所以吃馆子、看话剧，我请客的时候多。过了一阵，蔡若虹他们离开昆明到重庆，也许早就准备好再从那里去延安了。当时去延安多少还是要保密，不会到处说。不过毕竟国共合作，至少和延安那边有联系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往那边写信，都是寄到八路军办事处，公开的，由他们转。信封上就写“延安八路军办事处 ×××”，下面写个“杨缄”，那边就能收到。我给姐夫罗沛霖写信，他是到了延安，后来上面又安排他回到国统区的。我也给蔡若虹写信，还介绍他和罗沛霖认识了。他们从上海来，对延安都有些不习惯，会在一起说。给我的信里也说。和蔡若虹再见面，则已经是解放以后，六十年代的事了。学漫画之外，我还和人忙着跟李抱忱排练百人大合唱，排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还有黄自填词的抗日歌曲，那歌用的是《阿伊达》里《凯旋进行曲》的曲子—外国曲子填上中国词，传唱开来，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上中西时我们结业典礼上也用过《阿伊达》的曲子，不过是另一首。参加百人大合唱的都是平津流亡学生，经常找地方排练，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也是那段时间，“中电”（中央电影摄影厂）到昆明拍摄《长空万里》，捎带着还演了几场话剧补贴费用。“中电”的顾而已邀章曼苹随外景队来昆明，参演“中电剧团”排的戏，在陈白尘的《群魔乱舞》里演孙大娘一角。中旅剧团在天津那段时间我和章曼苹、陶金就成了朋友，一直有书信来往，和曼苹在昆明相聚，当然高兴，看“中电”演剧、拍电影，也新鲜得很。外景队和演员都住在市区一个大庙里，生活相当艰苦，大殿后面空着的一进，中间大堂临时成了男宿舍，女的住里间，都是通铺，吃饭则是简单的大锅饭菜。没有谁是特殊的，我记得白杨、赵丹、金焰、魏鹤龄、高占非、顾而已都在其中。这让我想起中旅剧团在天津时的窘境，不过他们显然要更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没人抱怨，据他们说，与抗日演剧队的流亡生活比起来，这已经强多了。摄制组在滇池边的大观楼拍《长空万里》，曼苹约了我一起去看。布景已经把滇池的一角“改造”成西湖的样子，要拍的一组镜头是三个主要角色（白杨和金焰、高占非）湖上荡舟，在一起说说笑笑。好玩的是昆明的云彩总在捣乱，刚才阳光灿烂，导演叫一声“开始啦”，白杨才说两句台词，太阳又被云遮住，只好停下来。待到把太阳等出来，才又拍了没五分钟，岸上围观的游人中有人突然大声用云南话赞叹：“是嘞末！”（“是啦！”）就像是一声喝彩。这算是哪一出呢？导演只好叫停，急得直跳脚，又不好发脾气，连连对围观的人做手势，让他们别出声。我是第一次看拍电影，觉得特别有趣。我喜欢看电影、看话剧，对“幕后”一直有一种好奇心，像看戏，有机会就要跑到后台去看。这是从中旅在天津那段时间开始的，因为跟唐若青、章曼苹、陶金他们认识，我有特权了嘛。这次他们演舞台剧《塞上风云》，我也到后台去看他们化装。中旅的后台很小，到了昆明，他们在庙里的大殿上演出，后台倒是大—干脆就在大殿后面的院里，露天的，好些人挤在长桌前化装，每人面前一面镜子，上面一盏盏汽油灯冒着烟。我和曼苹站在白杨身后这之前我领她和曼苹去逛过街。白杨喜欢我穿的云南蜡染花土布旗袍，和我脚上穿的当地人手工做的带袢黑布鞋，我就带曼苹和她上街买土布，定做布鞋。我来昆明已经有段时间了，还会说几句本地土话，当向导是理所当然。那时候白杨已经演过《十字街头》等电影，算明星了，但是穿着朴素，一点架子没有，在街上走，到街头小店里，也没人认出来。那个年头没有粉丝一说，明星也和现在的明星不一样，我们一起逛街，不会跟人说我跟白杨在一起什么的，总是说跟朋友一起，不提名字。白杨在《长空万里》中演的角色活泼清纯（我还记得她穿一件白色短袖外衣，里面是彩色的泳装），《十字街头》里她演的女主角也很活泼，不演戏的时候，她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我去他们的住地，总是看见她静静地坐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脸上带着她特有的恬静的微笑。我和曼苹瞎聊，她不声不响捧着油印的剧本看。待有人大喊“排戏了”，一个个拿着油印本子聚拢到外间，别人对台词都马马虎虎一带而过，几个调皮的男演员施超、田烈等还嘻嘻哈哈举着凳子用上海话哇啦哇啦的，只有白杨在一字一句念她的台词，神情很专注。拍《长空万里》那次，因天气还有观众的搅局，一再地重来，男演员已经显得不耐烦了，她一声不吭，还是平静温和的样子。说到白杨，还有件事很好玩：蒲草田那个房东杨太太以为我是白杨的妹妹，说像得不得了。要是她在上海整容以前，可能真的有点像，这次我见到时，她已变了样。—白杨是整过容的，现在到处在说整容，其实那时候就有了。上海有个杨树英，很出名的，就是做这个。白杨原来是塌鼻子，整过之后鼻子高了，颧骨也弄了，的确变漂亮了。不过不是像现在的整容大动干戈，弄得面目全非，而且她做得很好，她在那里照镜子，我在旁边看，一点看不出痕迹。文字｜节选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杨苡 口述，余斌 撰写，译林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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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并不比幸福拥有更多意义 | 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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