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 — 1996）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生于印度支那西贡西北部的嘉定，十九岁定居巴黎前，一直生活在印度支那，这段生活影响了她的一生，成为她写作的源泉。《情人》获1984年龚古尔奖，畅销全球，让她蜚声国际文坛；她还被称为先锋派和新小说派作家。她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成就卓著，导演的电影《印度之歌》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语言。通常，她的小说和电影大多被认为是透露着浓浓的自传意味的作品，但在玛格丽特去世后，人们在她的手稿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些什么。关于我的一生，我的愤怒，还有疯狂奔向欢娱的这肉体，我什么也没有说，关于这个黑暗之中，被藏起来的词。我就是耻辱，最大的沉默，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什么也不表达。本质上什么也没有说。一切就在那里，尚无命名，未经摧毁。
“玛格丽特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
与杜拉斯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埃德加· 莫兰这样评价道。
杜拉斯就像一个故意弄乱线索的自信的小女孩，狡黠地将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片段隐藏起来，又乱序地将湿漉漉的它们拎出水面，一面是作者的现实生活，一面是作者讲述的生活：
如何区分真实生活与故事、真实生活和谎言呢？在岁月的流程中，她一直想要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传记。
▲ 《杜拉斯传：我的生活并不存在》和《爱、谎言与写作 : 杜拉斯画传》
《杜拉斯传：我的生活并不存在》试图将无数个不一样的杜拉斯汇聚在一起，彼此观照，揭示了一个如此喜欢躲避的传奇作家的真相。作者劳拉·阿德莱尔（Laure Adler），法国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记者，与杜拉斯私交十二年，掌握大量私密信件、私藏照片和手稿，她通过详尽的采访、冷峻的叙述、严谨的解读，直面杜拉斯生命中的真实和谎言。作者想要照亮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区域，那是杜拉斯用自己的天赋一手炮制的：童年结束时和那个中国男人的关系，她在世界大战中和解放时期的态度，她对于爱情、文学和政治的激情。因为杜拉斯的生活是一个世纪儿的生活，一个深深介入时代的女人的生活，一个与20世纪所有战斗紧密相关的传奇作家的生活。杜拉斯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女儿，母亲的女儿。母亲对杜拉斯的影响是巨大的。杜拉斯的父母都属于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印度支那的一批法国人，1921年杜拉斯的父亲病故，母亲多纳迪厄夫人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继续留在印度支那，生活很拮据，多纳迪厄夫人不停地同殖民政府斗争以争取抚恤金。杜拉斯有两个哥哥，大哥是个恶棍和无赖，经常欺辱打骂小哥哥和杜拉斯、偷窃母亲的钱，生性残忍，后来还吸食鸦片、当皮条客，终日无所事事。但是母亲对这一切并不加以管束，她将所有的爱都给了大儿子，以至于童年时代的杜拉斯和她的小哥哥几乎从未得到属于自己的公正与安宁。▲ 玛格丽特和大哥皮埃尔，她在《情人》中这样形容他：“他还算不上匪徒，他是家中的流氓，撬柜的窃贼，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
杜拉斯第一本得以正式出版的小说是布隆出版社出版的《无耻之徒》，小说写了奇怪的家庭和一个相信爱情的年轻姑娘的幻灭。聪慧而消沉的母亲，沉迷于赌博、偷窃与背叛的大哥，小女孩试图叛逆却始终离不开这个令她窒息的家庭。在书的题词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本书是从我这里掉下来的：恐惧和欲望
源自艰辛的童年的恶意
杜拉斯式的配置——钟情于邪恶长子的母亲、无恶不作的大哥、温柔而懦弱的小哥哥、战战兢兢的小姑，在这部最早出版的小说中已经可窥一斑。此外，少女的贞洁被母亲和大哥视为家庭的钱柜，类似的情节在杜拉斯之后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情人》等作品中也再次出现。后来，虽然杜拉斯长期否定这部小说的文体和艺术，但她自己也承认，写这部小说是“为了从她的少女时代挣脱出来”。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的少女时代是在印度支那、湄公河畔、湿热的空气和她在作品中所写的扭曲的家庭配置下度过的，那段在殖民地的生活经历为她日后的人生和创作定调，她后来写就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影院》《树上的岁月》《情人》和“印度之歌”系列都来源于她在印度支那的童年。玛格丽特以他的大哥为耻，对她的母亲始终抱有复杂的爱与恨，而小哥哥的善良成为了玛格丽特之后的作品中的情人的温柔气质的源泉。《无耻之徒》出版时，她替自己找了一个不带任何文学色彩的名字：杜拉斯——白酒的的故乡、她父亲的出生地，她迫切地希望自己拥有属于自己的命运，离开母亲和大哥施加于多纳迪厄家族其他成员的命运。通过玛格丽特后来的情人迪奥尼斯的转述，我们得知，她之所以要起这个笔名，是因为她一点也不以她的大哥为骄傲，她“想要逃避自己非文学的出身”。如果说《无耻之徒》显得青涩、繁冗，《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则体现了成熟和完善，杜拉斯在后者的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不再追求故事的曲折，而是净化语言，将个人的体验、她对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生活的回忆转变为世界性的小说。以杜拉斯母亲为原型的女主人公用二十年的积蓄从殖民地官员手中买来的地竟是一块不能种植的盐碱地，海水扫荡了她对未来的一切幻想与描画，但她仍顽强地同腐败的殖民地行政署斗争，同自己的命运、同太平洋的潮水斗争。后来，这个日渐衰老的女人渐渐丧失了与世界周旋的生命激情，成为殖民吸血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直到今天，《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仍不失为20世纪关于母爱——痛苦、粗暴、毒害人的母爱——的最伟大的书。”
▲ 伊莎贝尔·于佩尔在潘礼德改编的电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2008）里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也是一本关于梦想生活的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和虚幻中的幽灵一样，一面清醒地生活，一面在幻想着别样的生活。在幻想和巫术之间，“真实生活”于是只能寄居在黑暗的一隅……
但现实中的母亲永远无法与虚构文学中怀揣幻想而斗争的母亲和解，也永远无法与女儿和解。在杜拉斯看来，她的作品是在表达敬意，是关于母亲的愤怒与自尊，但母亲看到的是女儿对自己的指责。《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出版，杜拉斯便带着书来到母亲居住的小城，焦灼不安地等待母亲的阅读，但她迎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辱骂，“母亲指控她撒谎，背叛，甚至是高度淫秽，把自己和母亲的生活片段拿出去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在短篇小说集《树上的岁月》里，杜拉斯又塑造了一个母亲，与《堤坝》中最后绝望的斗争着的母亲不同，《树上的岁月》里的母亲富有且孤独，她在临死之前非常想要见最喜欢的儿子一面，儿子但愿她快点死，并在她死后取下了她的金手镯。杜拉斯的大哥就是这样一个盗窃母亲的无耻之徒。1976年，作家在《纽约时报》上说：“小说的唯一主题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充满激情的爱，像大海的激流，在它所到之处吞没了一切。”母亲把所有的爱都给了邪恶的大哥，在杜拉斯的印象里，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作‘我的孩子’。她通常就是这样叫的。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被漠视与被抛弃，这大概是杜拉斯一生之痛。杜拉斯与母亲情感的搏斗掺杂了爱和爱而不得的恨。然而，尽管儿时受到母亲那么多不公正的对待和无视，杜拉斯却一辈子都奇怪地爱着母亲。母亲，自己对母亲的爱，以及因缘母亲的情殇，是杜拉斯的写作无法避开的话题。与大哥不同，杜拉斯后来经常到母亲家去，“她对母亲再也无所要求：不要钱，也不要感情。她只是在追寻她的存在……”在母亲死后，玛格丽特才说：“今天，我不再爱我的母亲了。”……《树上的岁月》正标志着这个渐渐远离母亲的阶段：母亲先是成了文学素材，后来，到了《情人》里，母亲已经成了“通用写作”——这是杜拉斯日后喜欢重复的一个词。她终于对她着了迷，这个诱人的母亲，殉道的母亲，从来不知欢娱为何物，却生下一个对欲望有本能的敏锐的女孩儿。
▲ 全家合影（1920年)。中间是玛丽·多纳迪厄，两边是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和穿着海魂衫的儿子皮埃尔与保尔。“有时候，母亲宣布：明天我们去照相馆。她抱怨价格贵，但她还是会花钱去拍全家福。”(《情人》)母亲是杜拉斯走向文学的最初的主题。杜拉斯曾经这样解释过她与母亲之间的斗争：面对母亲，面对让母亲进入我的一本书的问题，我重新开始了好几次，是的，我以为我要放弃这本书了，甚至放弃文学。接着，是的，还是因为她，我觉得我只能搞文学，如果做别的会非常困难，我只能这样来解决她。正是我在解决她的时候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情，于是我突然转向了文学。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说我通过小说来澄清自己的思想，我通过小说表现出来的这种趣味是很真实的。
母亲——多纳迪厄夫人的疯狂、绝望和抗争遗传给了杜拉斯，占据了杜拉斯童年乃至成年后所有的梦和现实。杜拉斯在她的《外面的世界》一书中也说道：“我写了那么多关于母亲的事，可以说我亏欠了她一切。”杜拉斯最初的情人般的爱给了她的小哥哥。面对大哥的威胁和母亲的漠视，玛格丽特与小哥哥保尔之间的情感带上了一层相依为命的色彩，兄妹二人相伴度过的时光是杜拉斯的童年和少女时代为数不多的温暖的记忆。后来，在1942年12月，杜拉斯得知小哥哥保尔去世，她几乎不能动、不能呼吸了，蜷缩作一团，好几个月都没有恢复过来，甚至不停用头撞墙。她不断地与她当时的情人迪奥尼斯谈她的小哥哥，谈她善良、英俊、温柔的小哥哥，谈他的经过雨水冲洗后的柔软的肌肤，“他从来都不会，你听着，从来不会做一点损害我的事情。”▲ 玛格丽特四岁。两个哥哥皮埃尔和保罗，后来书中的人物，簇拥在她两旁。他们坐在柬埔寨一座宫殿的栏杆上。小哥哥死了，她的兄弟、情人、保护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时，杜拉斯正在写她的小说《平静的生活》，后来，这部小说中大量出现对哥哥肉体、感官和精神上的爱，“我想要抱抱哥哥空了的眼眶，想要吮吸他暴出的眼睛，甚至吮吸出哥哥的味道来。”生于缺乏爱的家庭，小哥哥对于杜拉斯而言是唯一的温情之源。玛格丽特一生都在追寻失去的兄妹情谊，甚至后来她的丈夫罗伯特、情人迪奥尼斯和扬，都被她寄予小哥哥的温柔：情人，她真正的情人都是她的兄弟。和生活战斗，和死亡战斗。保尔死后，罗伯特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兄弟。迪奥尼斯，兄弟兼情人，他们之间永远在争吵，却又永远存在着不断更新的欲望。当然后来又有了扬，真正的、永恒的兄弟，闭着眼睛的同伴，和他在一起，他终于可以打破乱伦的禁忌，因为她挑起了一个原本只对男人感兴趣的男人的欲望。痛苦、残酷、反常的乱伦。在玛格丽特的生命里，与男人的一次又一次的相遇绝非偶然，那是一种现实，她自己也不甚明了的预感的现实，以前发生的种种事件在减速时的回音，在她的梦里，或童年生活里发生的种种事件。
父亲的缺失、母亲和大哥组成的扭曲的家庭配置、充满绝望与吵闹的家庭氛围、对小哥哥的依恋，让杜拉斯成为一生都在寻找家庭、向往家庭的流浪者。在杜拉斯的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女流浪者、女乞丐的形象，杜拉斯幼时看见的那个无家可归的疯女的形象一直紧追在她身后，这个女流浪者唱着歌，徒步流浪于印度支那，一路怀孕、分娩，然后将孩子送给路过的人家，她则继续歌唱、流浪。没有她，疯狂的女流浪者，《副领事》就不会存在，杜拉斯这样说过。在杜拉斯笔下，女人是为爱疯狂的、充满欲望的、流浪着的。在《广岛之恋》里，二十岁的女人被剪光了头发，在纳韦尔的大街上被游行示众，只因为她爱上了敌军的士兵，爱人已死，她在地窖里吮吸自己被岩壁割破的手指的血；《劳儿之劫》中，劳儿·V.斯泰因在迷狂中散步、流浪……从《情人》到《印度之歌》，包括《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女疯子，女乞丐，大呼小叫的女人，从瓶子里跳出来的妖艳的女人，宁可喜欢带有恶臭的金鱼，也不要天堂里的水果的女人，这些形象一直充斥着杜拉斯的世界。在《呐喊》这幅蒙克的画中，画面中的男人满怀激情地投入恐惧与害怕之中。在杜拉斯笔下，女人摇晃着、抽搐着，处在疯狂的边缘。
▲ 玛格丽特和儿子让·马斯科洛。“有时，他打哈欠，我就吸他嘴里呼出来的气，呼吸他打哈欠的气息。”
在杜拉斯看来，疯子、女流浪者都是真理的预言家，在她后来的作品中，这类形象几乎都具有犹太人的出身：奥蕾莉亚、劳儿·V.斯泰因，甚至孟买的副领事都是犹太人。杜拉斯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犹太人血统或犹太人的名字，她最爱读的书是《圣经》，也为自己不是个犹太人而遗憾。“精神犹太人”，或许可以这么形容杜拉斯。流浪者、被抛弃与被放逐的族群，杜拉斯在这种身份的认同中也表达了她对战争与战争造成的死亡的痛斥。在《外面的世界》中，杜拉斯写道：我可以把犹太人写进故事，写进小说，写进电影里。但是我小说中的和电影中的犹太人和我一样保持沉默。……
她，她是站在犹太人一边的，可是你们瞧，不能相信她写的东西，她隐藏了自己的游戏。……
我惩罚德国人和这片屠杀犹太人的土地。这梦是如此强烈，如此可怕又令人心醉神迷。
在杜拉斯看来，流浪者、疯狂的女人都是真理的预言家，同样代表真理的，还有孩子。杜拉斯一生都喜爱孩子，梦想着拥有自己的孩子并能够守护自己的孩子。玛格丽特她第一次分娩生下了死胎，这巨大的痛苦令她窒息，她为自己不能创造生命而陷入深深的罪恶与悲痛，“孤独的童年，老是挨大哥揍的小姑娘，母亲的漠不关心，种种种种萦绕在她的脑际，淹没了她生的欲望，抹黑了她的记忆。”后来，她笔下的伊丽莎白·阿里奥纳（《毁灭吧，她说》）在回忆自己失败的分娩时也是这样痛苦。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孩子往往代表真理与自由，他们是古灵精古的小天才、理想的代言人、应该授勋的英雄、永远的流浪者，《80年夏天》走遍沙滩的小男孩，《琴声如诉》里的小音乐家，《塔尔奎尼亚的小马》里金色头发的小男孩都是如此。孩子是让你口舌生津的青涩的果实，玛格丽特说。对于她而言，孩子是这世界的缔造者，是宇宙的修补匠，是与上帝齐平的圣灵，是真正提出问题的哲学家，与成人的那些装神弄鬼的技俩相比，他们更接近真理，没有受到丝毫的污染。
▲ 玛格丽特和儿子“乌塔”在圣伯努瓦街的寓所里（1948年）。她非常爱他，把他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不停地亲吻他。
后来，儿子乌塔顺利出生，杜拉斯是那样喜悦。她钟情于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放在与她自己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在《外面的世界里》，玛格丽特讲述了自己带着年龄尚小的孩子走在大街上的情景，写孩子的笑让她“听见了大海的声音”。杜拉斯后来决定拍电影也是因为她更想走进儿子乌塔的世界，她本人早年更加喜爱的表演形式是戏剧，但乌塔对电影和摄影的痴迷让她决心尝试电影，她后来编剧的大多数电影中，她的情人是演员，摄影工作者是儿子。杜拉斯后来一直没能摆脱掉做电影的欲望，她说：“在文学界我没有家庭，可在电影界有。”孤独的流浪者玛格丽特，当她用创作得来的报酬买下一栋属于自己的住所时，她说：“我没有故土，而这就是我的故土。可以尽情欢笑的故土，似乎它生来就是为了等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个流浪的小女孩渴望寻找家庭、寻找故土，这表现于她情人之爱与兄弟之爱混杂的爱情中，以及她对女疯子、犹太人和孩子的温情中，在文学与电影创作中，她不断地诠释这一主题。杜拉斯对自己的天赋确信无疑，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她不断地谈论着自己，不断地构建那个名为杜拉斯的雕像，不断为自己撰写神话，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她更原因相信自己小说中人物的存在，而不是现实生活中陪伴过她的情人和友人。对于杜拉斯来说，文学与电影赋予她一种持续不断的激情——被观众与读者注视所带来的激情。注视，也是杜拉斯的作品本身挥之不去的主题，电影中的人物并不张口，只是互相看，注视对方或注视远处，人物的台词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注视”出来的，有时甚至没有说话人的镜头，只有对话和海边风景。谁在说话远远没有怎样说话重要——文学对于杜拉斯而言，应当是体现语言原初性的证明，而不是用来造作粉饰。或许是受到她喜爱的作家福克纳，以及同时代的文人萨特、维托里尼的影响，杜拉斯认为，对于写作来说，词语之于小说就像音乐之于剧本，除了机械和外在的含义，词语还赋予语言一种诗化的含义。因此，在《树上的岁月》出版后，人们为她粗野和强硬的笔调所震惊，一个女人，竟然能写这种风格？
▲ “女文人”，玛格丽特 · 杜拉斯的护照上是这样写的。作家1955 年在书桌前创作。
玛格丽特认为话语是一种人类的声音，通过写作、通过使用某些词，可以达到另一种无法形容的事实，表现出我们“内在的影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影子，所以每个人都能写作。
写作并不是描述现实，而是一种和自己妥协、回顾并澄清自己的过去、发现“内在的影子”的方式，找到重新阐释真实的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真实观”，杜拉斯可以在文学创作和电影改编两方面从容地切换。“如果谈到忠实，最重要的是风格的忠实”，忠实于内在的影子的气质，而不是故事情节或表层结构。杜拉斯对自己的小说可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以更好地适应电影的表达，甚至比许多改编者更为大胆，她说：“我对自己的作品有很大的自由，而这正是别的改编者所不敢的。我相信说到底，改编者都是太忠实了。我可以为电影重写这一段或那一段的场面，本着同样的精神，却似乎和原书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她甚至没有去过日本，便找到了《广岛之恋》的风格。后来，杜拉斯开创了一种新的电影风格，退了色的画面，昏厥而扭曲，交杂着倦怠、眩晕、狂喜、绝望与平静，在《印度之歌》——这部被杜拉斯成为她唯一的电影的作品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杜拉斯的风格是属于黑夜的。“黑夜”是杜拉斯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她的小说和电影中，黑夜都是重要的元素。《广岛之恋》中，纳韦尔和广岛无不属于黑夜，德军占领时的沉沉黑夜、年轻女子被关地窖时没有尽头的黑夜、广岛繁华的黑夜；《琴声如诉》中，安娜和朔万在夜晚散步、在打烊了的小酒馆分别；《印度之歌》里印度支那无休止的黑夜里有午夜时分安娜摇曳的身姿、副领事追随的目光和迷狂的呐喊。黑夜：死亡、离别、混乱的心绪、内心的游历、迷狂、孤独……杜拉斯，这位喜欢早起工作的典型的“晨型人”，却如此热衷书写黑夜，或许黑夜所包含的种种意味早在她那印度支那的少女时代就埋下了种子？邪恶的大哥赌博归来、来自中国的情人的晚宴、和小哥哥并肩而躺的温情、母亲在夜晚向死去的丈夫倾诉、殖民署的腐败、流浪的女乞丐的歌唱……后来杜拉斯塑造了一系列“暗暗的不愿生存的欲望的具体代表”，《广岛之恋》中的法国女人，劳尔·V.斯泰因的迷狂，还有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如何走出黑夜”几乎成为《劳儿之劫》以及之后的作品的中心主题。
▲ 两位荣获梅里艾奖的电影人：《广岛之恋》的编剧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四百击》的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
杜拉斯是属于黑夜的，她有变幻莫测的阴影，每一个影子都好像是在躲避什么，又好像在追寻什么。什么是真实的杜拉斯呢？她晚年在喋喋不休的欲望和沉默之间挣扎，在现实和构建出来的自己之间反复横跳；她曾一度因为酗酒而迅速衰老，又因为扬——这位年轻情人的爱而焕发青春活力。杜拉斯，恶毒而自恋的天才，像有着无数张面具的狡黠的孩童，她用写作和影像试图找到“内在的影子”，与自己的过去妥协、和解，这个从印度支那的黑夜里走出来的小女孩，流浪着寻找家庭的小女孩，孤独的小女孩，一生都带着从黑夜中幻化出来的无数个自己，注视着爱欲、温情与黎明。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在爱：该书作者劳拉·阿德莱尔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交往12年之久，期间采访了许多与杜拉斯生活相关的人物，包括她儿时的邻居和当地政府，因此掌握大量私密信件、照片和手稿。她以详尽的采访、冷峻的叙述和严谨的解读，直面杜拉斯生命中的真实和谎言——书中的真实远比作者本人所经历的一切更加真实。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收集照片与原始资料最多的杜拉斯画传，也是一部弥足珍贵的致敬并纪念杜拉斯的传记作品。全书以图文结合、图片主导的方式阐述了玛格丽特从出生到死亡的传奇的一生。近两百幅的图片，不仅囊括了玛格丽特的个人照片、家庭照片、与情人朋友的照片，还包括她参与的电影、舞台剧剧照，以及她的创作手稿留影。◆ 杜拉斯的一生带有20世纪的鲜明印记……她将她的经历转化为荒凉、诗意的小说，即使不熟悉这些作品，阿德莱尔这本精心建构的传记也会如杜拉斯的小说一样紧紧抓牢读者。◆ 1943年，她很年轻、很漂亮，有点欧亚混血儿的模样，她很有魅力，也常常施展她的魅力……是的，她就是这样，已经有一点我们在她身上都见识过的爱操控的个性，她统治着她的小世界，我们都愿意接受，因为我们爱她。 ◆ 对待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学没有中间路线。要么为之倾倒，要么厌恶至极。我认为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种针锋相对从来没有间歇。 ◆ 杜拉斯，她是一个火球，一个所到之处无不留下温柔灰烬的火球。◆ 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是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莫迪亚诺，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 文字 | 耒云；部分文字选自《杜拉斯传：我的生活并不存在》，[法]劳拉·阿德莱尔 著，袁筱一 译，大方 | 楚尘文化，2022年3月1日图片 | 选自《爱、谎言与写作 : 杜拉斯画传》，[法] 蕾蒂西娅·塞纳克 著，黄荭 译，大方 | 楚尘文化，202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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