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疫情如何互相影响：欧洲黑死病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启示

王涵：历史经验证明了控制疫情和重视公共卫生对城市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城市长期发展息息相关。

 文 |  王涵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病毒在全球各大城市肆虐。纽约、马德里、伦敦、巴黎等全球大都市感染人数更是呈指数型增长。评论家和政府官员在粗略观察了病毒传播轨迹后，将疫情加剧的直接原因归咎为城市的人口密度。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更是在推特上直言：纽约市必须在未来计划降低人口密度，目前城市的人口对于防疫而言是毁灭性的。人们普遍将人口密度认为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元凶，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全球的城市化将画上句号。另一方面，迫于经济压力，越来越多欧美城市在病毒传染还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正准备仓促复工。在许多西方政府看来，即使疫情的死亡率还在不断攀升，为了减少封锁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就业压力，立即准备复工才是当下他们解决燃眉之急的最佳方式。

然而，高人口密度真的是疫情传播的元凶吗？盲目的复工又将如何影响城市的长期发展？本文将从历史的纬度来解答以上问题。我们的研究将首次回顾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两次传染病危机与城市之间的联系：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城市以及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美国城市的情况。1347年开始蔓延的欧洲黑死病直接造成了当时世界上大约7500万人的死亡。在瘟疫爆发期间，中世纪欧洲约有30%-60%的人口死于黑死病；1918年流感大流行（也称西班牙大流感）是仅次于黑死病的人类史上第二大传染病，共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感染，导致约1700万至5000万人死亡。我们将从人类史上最大的两次传染病危机与城市的关联中，探索历史对今天的新冠疫情和城市化之间的启示。

人口密度不是疫情的元凶

我们首先关注欧洲黑死病。与新冠疫情十分相似，黑死病的传播和致死率有很大的地理差异：欧洲不同城市对黑死病的控制差异悬殊。139个欧洲城市的平均人口死亡率为40.8%，防疫较成功的城市能将人口死亡率控制在20%以下，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城市人口死亡率达到80%以上。举例来说，疫情在德国的明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等城市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死亡率仅为5%；而西班牙的普埃尔托利亚诺（Puertollano）的总人口死亡率达到93%，整座城市几乎毁灭于黑死病。

将黑死病传播前（公元1300年）的城市人口密度与疫情中的总人口死亡率（1347年-1352年）进一步匹配后发现，城市规模与疫情扩散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14世纪初的欧洲大都会如米兰、布鲁日和格拉纳达的疫情死亡率远远低于许多当时的小城市。相反，许多规模较小的城市如特伦托（Trent）、科西嘉（Corsica）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图（1）中，我们用拟合线来系统性地描述城市人口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39个城市的疫前人口密度与黑死病死亡率几乎呈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这向我们证明，中世纪黑死病期间，高人口密度的欧洲城市甚至比低人口密度的小城市有更好的防疫表现。

城市人口密度与黑死病死亡率无关的现象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我们采用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美国49个城市的情况来继续验证这一结果。如图（2），对比美国49个城市的疫前（1910年）人口密度和1918年疫情人口死亡率，我们发现，在大流感期间，美国的城市人口密度与传染病死亡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该结论与欧洲黑死病的结论一致。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使用了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死亡率数据进行度量，得到的结论依然一致。不仅如此，1918年流感大流行中，以纽约、芝加哥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大型城市中的人口死亡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2所示）。

回到今天，通过观察新冠疫情的地理分布，也明显体现了城市密度与疫情扩散的不相关性。尤其是当我们把视角拓展到更大范围的亚洲城市就会发现更多的城市密度与新冠病毒扩散无关的例子。到目前为止，许多亚洲的高人口密度城市都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和感染率。

政府治理才是控制疫情的关键

为什么高人口密度不会增加疫情的传播概率？如果仅将注意力聚焦在城市人口密度的负效应上，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就是疫情迅速扩散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在没有任何防御措施的情况下，大量人口近距离地进行日常生活与工作，传染病的确更容易在城市内扩张。然而人们忽略了，现代城市以人类高度集聚的形式存在，其最大优点就是高效集约地为生活工作提供更有质量的保障。

如果有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力作为基础，城市完全可以发挥出规模效应的优势。许多亚洲城市的地方政府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当城市的管理者积极并且充分准备对抗传染病的时候，高密度的大城市能够更从容地面对这一次新冠病毒的危机。新加坡政府在新冠疫情传播初期率先禁止来自武汉的入境航班，并对来自受感染国家的旅客进行隔离；在政府的全方面宣传下，城市居民更积极地戴上口罩，主动保持社交距离。此外，新加坡政府在疫情扩散初期就开始储备关键的医疗设备，并在医院系统中增加存量，以最大程度降低疫情一旦爆发后医院超负荷的可能性。从疫情初现到全世界范围的蔓延，几乎所有建筑和餐厅外都需要进行温度检测。

历史也证明了，倘若运用得当，人口密度完全可以成为防疫的有力武器，为市民的集体行动提供土壤，进而帮助城市规避疾病带来的风险。14世纪欧洲黑死病期间，高密度城市中大量的教会医院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19世纪起，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地方政府逐渐提升城市的卫生水平，为城市提供清洁的饮用水与安全的排污系统。根据哈佛大学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的研究，20世纪美国城镇在清洁水和下水道方面的支出与联邦政府在除邮局和军队以外所有方面的支出相当。相比农村，大城市内优越的卫生条件更有效地抑制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传播。因此，如果同时考虑人口密度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城市人口密度高无法成为政府防疫不利的借口。

今天，大型城市普遍拥有更专业的医疗条件，更畅通的政令传达方式和更严密的疫情侦查手段。这些有力的条件本应该在地方政府的有效组织下更好地控制疫情的传播。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发现的却是欧美政府之间相互的推诿，政府甚至不愿承担组织联结城市的责任。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拖延消极的手段去处理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问题，最后导致城市错过防疫的最佳窗口期。在新冠病毒传播初期，美国新奥尔良市依然坚持举办2020年度的狂欢节。结果导致该市仅占0.1%的美国总人口中，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却占据了全国总数的3%以上。

懒怠的政府管理，滞后的防疫宣传，导致了薄弱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规范；才使人口密度在疫情扩散中更加致命。一些西方政府官员为了推卸自身防疫不力的责任，人口密度成了他们最后的遮羞布。

盲目复工影响城市长期发展

目前，在疫情死亡率还在不断攀升的严峻情况下，许多欧美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备复工。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压力，表面看上去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博弈结果，立即复工似乎能对城市经济进行及时止损。然而，在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仓促复工，是否有利于城市长期的经济发展？

观察黑死病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我们得出了否定的答案。我们用一个世纪内城市人口变化来衡量经济的长期增长，结果发现在1300年到1400年之间，黑死病死亡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欧洲城市人口在100年的增长就会下降8.1%。甚至有部分欧洲城市，由于没有及时控制黑死病的传播，最终导致永久性的崩溃，人口不断缩减 （图 3）。对比之下，成功防疫的城市如布拉格（Praha），在黑死病之后迎来了长达百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用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美国城市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图4）。疫情死亡率较高的城市如匹兹堡（Pittsburgh）和斯克兰顿（Scranton）在100年内的人口规模都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黑死病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历史经验证明了控制疫情和重视公共卫生对城市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防疫力度与城市的长期发展息息相关。如果城市官员在疫情期间忽视市民安全而选择贸然复工最终导致疫情失控，从长期来看，人们很可能会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抛弃不负责的地方政府。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地理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刘波：[e-mail]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