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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英国恐将迎来第二波疫情？
与习惯强调集体利益的中国行为准则相比，英国人的准则是个人利益至上。英国的抗疫之难，就难在这个原则。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何越
上周五，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英国可能将进入第二波新冠疫情。他说：“第二波正在法国、西班牙以及整个欧洲发生——第二波发生在英国，恐怕将无可避免。”
尽管目前医院收治的新冠病毒病人只在千位数，每日死亡案例在两位数以内（9月20日的死亡数字是18人，单日新增检测阳性3899例），但据英国政府报道，过去一个月，新冠病毒阳性确诊人数开始以每7天翻一倍的速度增加，R值在1.1-1.4之间，如果不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到10月13日每日新冠检测阳性数字将高达约4.9万人。
今年3月英国疫情开始爆发之初，英国媒体的比较对象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和美国；现在，统计比较图表上只有欧洲国家。而这样一比，因为有更糟糕的西班牙和法国垫底，英国局面似乎不算太糟。
约翰逊说：“如果看看过去几个月，我认为英国人民做得很棒。他们控制了那个高峰并将其降低了，通过自我纪律降低了感染的数量，每个人都在调整自我行为和生活方式，包括手（指用高酒精含量的洗手液洗手），脸（戴口罩），空间（保持一米社交距离）。但现实是：很难长期维持这种纪律，现在这种疾病再次在年轻人中传播，而正是这一年龄段导致法国和西班牙疫情重起。现在，同样的事态在英国开始出现了。”
尽管每个年龄段都出现了病例增长，但数据显示，20-30岁年龄组是增长最快的，这导致几周前年轻人违反“聚会只能在30人以下”的规定大规模聚会被批评。政府批评他们将把病毒传给其祖辈，导致英国老年人死亡数字增加。一周前，英国已经收紧聚会人数，将其限定在6人以下。
而如果以中国抗疫成就为标准，那英国在各项指标都远远落后：控制病毒扩散不力，追踪病毒携带人群不力，病毒测试能力低下，等等。可英国媒体除了一直追问为何病毒测试能力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其他两个重点问题似乎不是问题，或者说是社会默认的事实。
几种关键的中国抗疫思想和行为，如“行动一致，同心同德，共同抗疫”、“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放弃个人信息隐私”等广为中国人接受的观念，在英国没有丝毫阵地。
与习惯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中国行为准则相比，英国人的准则是个人利益至上。英国的抗疫之难，就难在这个原则。在过去半年的抗疫过程中，政府一直以尊重个人利益为核心，媒体亦是。政府希望英国人能够增加一点集体意识，比如9月21日早上，英国医学专家说，不遵守各项防疫政策不是“冒个人风险”的个人行为，而是冒集体风险的个人行为。BBC也很快在新闻里专门播放此话。但有多少英国人听得进去，很难说。
为提高抗疫效率，英国人是否应该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集体利益？至今为止，英国媒体上从未见过主张“放弃个人利益，放弃个人信息隐私，服从国家利益”的声音。原因似乎全民有共识：英国人祖辈花费多少努力，多少运动，多少生命，才从强势的旧日英国政府手里夺回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断不会因为这一场疫情，就将英国公民与政府关系送回几百年前的老态，断送几百年的社会进化成果。
01
为何控制病毒扩散与追踪病毒携带人群不力？
这样的自我隔离全靠公民自觉，无人监督。比如出了海关，可以乘搭任何公交回家，然后自动隔离。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先把乘客送入特别酒店封闭两周。英国也没有居委会那样的组织介入隔离管理。总之是个人自觉行为。
但靠自觉很难严格落实隔离与追踪。如政府说的“冒集体风险的个人行为”，不少人仍然没有集体意识，认为自己违背政策只是“冒个人风险”的个人行为。这一点也许让中国人特别难以理解。可这和英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如何能轻易抛弃个人利益，主动配合政府号召一样。两国切入点截然相反。
英国政府已准备提高不自我隔离的罚金，从1000英镑至1万英镑不等。卫生大臣汉考克还呼吁公众主动提供不按规定自我隔离，或是聚集人群超过6个以上的人员线索。这样的呼吁非常罕见，但目前尚未看到有反对呼声。而对于那些低收入人士，政府将提供一次性的500英镑补助，以帮助因不能上班导致的经济损失。据BBC报道，目前已经开出的19000个罚单中，超过一半的人还没有缴纳罚金。
02
为何病毒测试能力低下？
但此表无法显示获得测试结果的时间有多快，是否能在测试点直接获得。而近日的英国媒体纷纷报道英国单日测试水平跟不上社会需求，而且大多需要3-5日才能获得结果。
迪多•哈丁男爵夫人是国家卫生防护局的领导人，此机构在8月才取代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成为全英国领导抗疫与追踪疫情的机构。
据9月17日《卫报》报道：“哈丁说现在的测试总容量为242817个测试：四分之一的寻求检查的人没有症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步入式测试中心就可以在24小时内获得结果。到9月9日开始的那一周，只有14％的测试在24小时内提供了结果，低于一周前的32％。”
而8月初政府宣布即将推出的据称90分钟就能出结果的LamPORE测试方法至今没有音讯。《卫报》在8月5日发表的《政府为何要购买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效的新冠测试？》提供了原因，因为尚无机构能证明LamPORE有效。可如同新冠疫苗一样，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临床实验，就无法证明试剂的有效性。面对新冠这个新病毒，目前大概各国是各设国政，由本国医疗机构设定试剂合格标准。可英国的医疗标准非常难下科学推论，因为一定要得到足够时间和临床证据的支持。在亚洲国家，“口罩对防疫有效”早就被视为科学常识，在英国仍需要临床证据与实验；祖辈带的孩子糖尿病病发率高大概是个明显常识，不过这在英国是个课题，要等到课题组做完调查，才可以在英国发表研究结论，说“祖辈带的孩子糖尿病病发率高”。
03
质疑哈丁领导力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精英体制为何失灵》说：“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传统阶级结构开始瓦解，它们被一种基于考分、成绩和智力（至少是智商这个狭义定义）的新的教育和职业发展体系所取代。突然间，聪明的工人阶级孩子可能成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文章还说，Meritocracy（指任人唯贤的精英体制）下，“古德哈特和哈佛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都认为，这些人（指不计出身背景、受过高等教育的统治精英）代表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可能比之前的世袭上层阶级更具毒性。”
而这个毒性，也许能在9月19日的《卫报》文章《精英制时代已经完成使命。还有什么藉口来解释迪多•哈丁的崛起？》中找到一个解释。文章认为哈丁本人并没有申请该项职务，亦无公共卫生管理经验。她是直接被约翰逊政府看中并委任的。文章认为，约翰逊政府如今挑选官员的第一条件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与其脱欧路线是否契合，凡是留欧派思想的人，再能干，也不用。
文章说：“我（指作者尼克•科恩）在采访历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时感到震惊，因为她的理解是，精英制的一个版本可以是一党制。在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晋升并不取决于能力与功绩，而是取决于对统治精英意识形态的忠顺臣服。英国退欧运动为英国公务员的政治忠诚度测试奠定了基础……在政府中，它继续表现得像斯大林主义政客一样，搜寻真正和想象中的思想犯罪。公务员被随意标记为留用者或离职者。留欧派被列入黑名单，而离欧派则不论资历如何就能得到晋升。”
9月20日，《卫报》再次引述福尔克纳勋爵（Lord Falconer）的话批评哈丁，称哈丁的任命腐坏了英国的宪政。
而9月21日早上BBC电视新闻里播报了最新的“如果面临大选，你将选谁？”的民调结果，约翰逊已完全失去2019年12月大选时的绝对优势，得票数与最大在野党工党党魁斯塔默平齐，都是40%。这暗示着民众对其治理疫情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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