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图书馆里的贝多芬

张璐诗：虽然贝多芬未曾踏足过英伦，在大英图书馆为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举办的展览中，依然可以发现不少和其作品有关的英国往事。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璐诗 Lucy Cheung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年纪念。贝多芬虽然从未踏足过英伦，但伦敦的多个机构也如他的出生地波恩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维也纳那样，备好了系列纪念活动。可惜遭遇疫情，活动最终都不得不延期或取消。疫情发展到现在前路依然模糊，大部分延期的活动都已取消。不过，每年临近贝多芬的受洗日12月17日，依然是众多音乐爱好者都会记得的日子。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就趁此时机推出了策展于2020年、两度改期的贝多芬特展。
未走到大英图书馆门前，就远远望见了路边摆着的贝多芬展览告示牌。进入位于地下一层的展厅，发现这场展览不过占据了三个小厅而已。展厅内的背景音乐来自大英图书馆的音像资料库，循环播放的曲目中包括了由德国钢琴家布伦德尔演奏的《上帝保佑国王》，这段乐曲原本是18世纪的颂歌，贝多芬将其改编成为钢琴曲。这段颂歌的旋律填上词后已成为今日的英国国歌，名字也早已改为《上帝保佑女王》。这也算得上是贝多芬与英国的一段渊源吧。

贝多芬展览告示牌，摄影：张璐诗

展览专门辟出了“贝多芬与不列颠”的部分。作曲家与英国打过的交道屈指可数，其中最直接的关联就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简称“贝九”）了。不过在皇家爱乐协会正式向作曲家委约创作这部作品之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铺垫。当时英国乐坛极有名望的指挥家乔治•斯马特（George Smart）一直希望能为英国皇家爱乐协会与贝多芬牵线，让前者将作曲家请到伦敦来作客，就像贝多芬的前辈海顿与莫扎特那样。斯马特和贝多芬曾约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散步和午餐。两人一起喝酒，临别时贝多芬用古希腊的“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一句“艺术很长，生命很短”相赠。贝多芬的手迹就能在这次展览上见到。
2020年我在维也纳看过几个“纪念贝多芬250年诞辰”的展览上，对作曲家的饮食习惯印象很深。大英图书馆同样展示了贝多芬的日常食谱，除了面包、奶油、牛肉之外，“动物肝脏、骨髓”赫然纸上，也足以让今天的人戴上猎奇的镜片。而作曲家嗜酒，尤其爱喝朗姆酒和红酒，则是坊间皆知。
贝多芬大半辈子都在维也纳工作与居住。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在2019年策划了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年特展，原计划从2019年12月展出至2020年4月结束，可惜到3月中旬时已随疫情蔓延而提早关闭。十分幸运，我赶上了末班车。维也纳这场展览中最重要的手稿，是从柏林国家图书馆借来的《贝九》部分手稿，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欢乐女神圣洁美丽”（“Freude, schöner Götterfunken”）的乐段。这部分贝多芬的亲笔手稿，同时收录在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内。
回到大英图书馆这次的展览。我移步到贝多芬与英国出版商Robert Birchall之间的通信部分。展览说明，贝多芬当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各自有出版商，他一部作品出版，就能拿到多重版税。其中，贝多芬题献给英国摄政王腓特烈的《战争交响曲》（又名《威灵顿的胜利》）原本计划在伦敦和维也纳同时出版，但Birchall率先出了英国版，贝多芬闻讯后不悦。
作曲家在写下那篇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嘱》后，构思创作了他惟一一部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上》。这部作品1803年在维也纳首演，十年后，乔治•斯马特将这部清唱剧搬到了伦敦的皇家剧院（Theatre Royal）内上演。
英国出版商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民谣集》的书，当中收录了贝多芬在1818年以苏格兰民谣小调“The Cottage Maid”、“Of Noble Stock Was Shinkin”以及《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的旋律而写下的长笛与钢琴重奏曲。这几段乐曲在当时的伦敦和维也纳的舞台上都很受欢迎。
我在展览中看到，汤姆森经常请贝多芬“尽可能简化他的作品”，因为他的创作“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太复杂”。贝多芬开始还尝试去满足出版商的要求，但一来二去就失去了耐心，不久就用法文向汤姆森回了一封言辞强烈的抗议信。
1813年，英国皇家爱乐协会在伦敦创立。贝多芬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是爱乐协会组织的音乐会常客。1815年，爱乐协会一位名叫Charles Neate的负责人出访维也纳，与贝多芬见面后，将三部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带回伦敦：《雅典的废墟》、《史蒂芬国王》与《命名日庆典序曲》。作品在伦敦演出后反响极好，因此两年后Neate邀请贝多芬为爱乐协会创作两部交响曲，并希望他能到伦敦来亲自指挥演出。英国乐界十分盛情，可惜与作曲家谈判良久也没谈拢。直到1823年夏天，贝多芬在给大公鲁道夫的信中宣称：“我正在为爱乐协会创作一部新的交响曲，希望在两个礼拜内写完。”

19世纪初伦敦上演贝多芬作品音乐会的海报，摄影：张璐诗

在大英图书馆的展览中显示，爱乐协会先向贝多芬寄出了50英镑做订金，许诺交稿后再付余下的50英镑作为酬劳。1824年，伦敦如约收到了贝多芬寄来的《第九（合唱）交响曲》修订版手稿，总谱封面是贝多芬手写的“为伦敦的爱乐协会而写”一行字。与上文提到过的、今日收藏在柏林的贝多芬亲笔手稿不同，这份手稿是由几位抄写员在贝多芬的监督之下完成的，比起作曲家自己的潦草手稿，这一版更工整易读，如今就收藏在大英图书馆内。
然而，贝多芬原本承诺过，由伦敦首演这部交响乐作品，后来却出尔反尔，先在维也纳做了首演，作曲家还亲自担任指挥。《贝九》的英国首演也一直希望能请贝多芬来担任指挥，最终无法实现，最终由斯马特指挥爱乐协会的乐团，于1825年在伦敦上演。
展览中展示了贝多芬在完成受爱乐协会委约的《贝九》后，在50英镑的稿费收据上的签名。接着我看到在1827年贝多芬病重潦倒之时，皇家爱乐协会决定给作曲家寄去一百英镑做救济。这笔费用到达维也纳没几天后贝多芬就去世了，皇家协会原本要追回这笔救济金，后来也同意用这笔钱去补贴作曲家高额的葬礼开资。读者如果感兴趣了解：1824年50英镑约等于今天1.1万英镑的市值。

贝多芬在50英镑稿费收据上签名，摄影：张璐诗

不论如何，在贝多芬的葬礼上，维也纳街头万人空巷。当中响起一位妇人的声音：“下葬的是音乐界的大将军啊。” 贝多芬也许没有想到，拿破仑失于欧洲的自由理想，很可能已经由自己的鹅毛笔取而代之，在欧洲新一代热血青年心中重燃了希望。而在展览的最后“贝多芬的遗产”部分，从1970年智利的皮诺切特专政抗议活动、到维也纳“分离派”先锋艺术家克里姆特的《贝多芬长卷》；从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再到Lady Gaga的《Vogue》访谈，都向我们展现了贝多芬音乐创作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与年代。1941年二战期间，英国兴起以“V”手势代表“胜利”（V for Victory）的计划，英国广播公司决定以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的开头几个音作为“V”字的摩斯密码呼号。
但影响力也如硬币的两面。二战尾声，德军曾以“月光奏鸣曲”来为向英格兰考文垂发动的空袭行动命名；电影导演库布里克在《发条橙》的暴力镜头中用上了《贝九》作为配乐并引发了各界争议。一个月前，法国一位极右翼政治素人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宣布竞选法国总统的视频，视频中伴随他“反移民”挑衅式言论的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这次事件直接促使位于贝多芬德国出生地的波恩贝多芬博物馆，与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几地的国际贝多芬音乐机构发表共同声明，抵制贝多芬的作品“被极端主义劫持”。声明中称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中具有“深刻的人性”，是“为全人类而写”，因而他的作品和遗产不应被“想要通过仇恨和压迫而获取权力的人所滥用”。
谁还能说古典音乐缺乏当代性呢？


贝多芬展览：2021年12月3日至4月24日在大英图书馆展出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朱振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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