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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弗兰奇,一个很懂北平的老外

碧山讲堂 碧山旅行 2022-04-13


2018年《邪不压正》即将上映的时候,“人物”写了一篇关于保罗·弗兰奇的专访,里面写到了他伦敦家里的布置:书房里放着中式太师椅,某个中国人家的老米桶被他当成了花瓶,不知哪家新娘带到上海的嫁妆木箱,在他的储物间里盛放着杂物,他的胳膊上带着一块印着“上海”标志的手表。

 

姜文在拍电影的时候让编剧团队去找他,说“这老外比咱们懂北京”。

 

很可能事实确实是这样。


《午夜北平》中的英国大使的女儿被谋杀案件是真实事件,当年保罗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花了大量时间走访了书中提及的地方,发现尸体的狐狸塔,被谋杀的英国女孩在北京的住所——盔甲厂胡同1号,以及嫌疑人居住的地方等等。

 

《午夜北平》是一本能把我们带进北京胡同里的犯罪小说。


 

最近保罗发布了他的新书《Murders of old China》,这一次碧山读书会就将这位比咱懂北京的英国作家邀请进了直播间,听他借由“谋杀案”这个非常独特的角度,来聊聊那个时候的北平,那个时候的中国。



Q:您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本新书,以及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吗?


保罗:对于英国和美国,包括其他地方,我们现在事实上都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可以重新去看待所有事情。我们就来说英国吧,其实美国也一样,我们对于曾经在中国的外国人历史,知之甚少,我们其中的大部分人其实也不明白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是如何发展到目前这个状态的。
 
就拿现在全世界都处于新冠疫情中来说,当时疫情首次出现在武汉,武汉被封锁,然而我们中间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武汉在哪里,“武汉”这个词在英语中怎么发音?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这件事其实很奇怪,因为如果你是英国人、美国人或者你来自某个欧洲国家,你的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肯定会像我的曾祖父母一样,知道武汉是个贸易重镇。当年我们和上海、天津这样的通商口岸都是有关系的,很多人带着他们的家庭,包括我的家庭,要么是服务于驻扎在那里的军队,要么是在外交使团中任职,或者是供职于某些大公司,都是和中国有过关系的。
 
但是现在这种联系丢失了,所以当人们回过头去看,一个英国女孩被谋杀的案件在1937年的北平会引发那么大的轰动,很多人是会感到很惊讶的。或者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放到1930年左右为了躲避法西斯逃到上海的25000名犹太难民,同时仅上海就有超过30000名为了躲避俄国革命的白俄罗斯人。
 
北京和上海在当时应该都属于半殖民地,如此数量庞大的流亡难民到了这些地方,就好像我书中所写的,其中一些黑帮势力和犯罪分子近似于去到了他们认为的地球尽头,他们不再受美国、英国或者法国本土的法律约束。
 
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在1949年之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再去过中国,这个联系就断裂了。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中国人,这一段历史就在集体记忆中消失了。
 
我自己是1980年代到了中国读书,但是直到2000年初,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曾祖父曾经也在上海呆过两年,当时在浦东为皇家海军的远东舰队运营加油站。

 

Q:是什么促使您用“谋杀”这个特别的角度去追溯当年的历史?

 

保罗:现在有不少作家将纪实犯罪变成很吸引人的写作类型,例如美国的作家埃里克·拉森。对于我来说,当一场谋杀发生,没有人知道答案。警察、法庭、报纸,所有人都在提问。同时,所有和这个事件有关的人,他们自己无论做了什么,比说一些坏事,或者外遇,或者任何事,都无法假装没事发生然后走开。

 

谋杀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同时,谋杀也就成了一个看待事物非常有趣的角度。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被摆到台面上。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你尝试去读一些传教士留下的书,你经常会读到一些沉闷的外交官、自以为是的商人、中产阶级的妇女,当然这些书对于我来讲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某个地方的建筑物是什么,我想要去调查的某个地方的地址是什么。

 

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类书基本上不会告诉我们什么,而且它还会让我们陷入一种假象,那就是当年来到中国的都是外交官、传教士或者商人。但实际上,当时来中国的还有其他人,皮条客、妓女、黑帮,他们来中国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当然了,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在某个周末,你想要去坐下来用一本书打发时光,你会选择一本传教士写的书,还是去看一个犯罪小说,体验一下一个充满危机的生活,那个生活里可能会有谋杀,甚至会有死亡。所以这也是吸引更多人去了解中国的一个方式。

 

Q:您能聊聊鸦片战争之后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中国,司法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吗?

 

保罗:我当时看过几个天津的案子,都和通商口岸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数个通商口岸,借由一些不平等条约,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先后在中国建立了领事裁判权,于是在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些“例外”的领土。

 

这个概念非常奇怪,就是在这些地方,你是不受中国本国法律约束的。比如你是一个英国人,你谋杀了一个英国人,然后目击证人也是一个英国人,那么你可以向英国法庭提起诉讼。但如果你是英国人,谋杀了一个美国人,其中一名目击人是德国人,另外一名是法国人,那么你将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法律上的噩梦。

 

当时这里还有所谓的混合法庭,由西方法官和中方地方法官坐在一起,去裁决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冲突。比如说当时一个外国人从中国人那里租房子,但是不支付租金,这种事情该怎么办?两国人之间做生意,出现了坏账怎么办?这些法律问题和语言问题、种族矛盾、白人特权以及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混杂一起,就会非常复杂。


而且我不得不说,当时在中国的外国法官,可以选择他们想要遵守本国的什么法律。举个很有趣的例子,当时美国是有禁酒令的,在上海的美国人应当也是受到这样的法律约束,但是当时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是没有禁酒令的。这时候有个美国人到了饭店的吧台,那里有威士忌、香槟,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不能给美国人提供服务的,然后他们发生争执,所有的东西被打碎了,就因为中国人不希望成为美国人违反他们自己法律的”帮凶“,但是美国人却非常想喝酒,而且他们丝毫不担心违法。

 

这样的案子最终都会引发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样奇怪的制度下,正义的审判该如何发生呢?

 

Q:您曾经提到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有发现一些沉睡了多年的线索,这种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保罗:这个情况在《午夜北平》中曾经发生过,后来在新书里也曾发生过几次。当时有人告诉警察他曾在哈佛大学读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杀过人,但是如果他撒了谎,那这一定会影响到警察对这个人的判断,所以警察对这件事就很有兴趣。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是1937年。

 

如果你在当时的中国,你会怎么做?写一封中文的信件,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哈佛大学,这至少要花六个礼拜。幸运的话,这封信到了美国,工作人员去查了档案,写了回信,然后又要花至少六个礼拜寄回去。而当时中国正在和日本打仗,即使这封信回来了,也没有人接收,因为国民警察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但现在我可以直接发封邮件给哈佛大学,并且能很快得到回复,对方的回答是当时那个人,确实没有在哈佛读书,所以我可以根据现有的线索,得出当时警察查不到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来自于新书里的,当时有一个美国法官在中国审理一个谋杀妻子的美国人,因为都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在中国就没有用陪审团,而是直接通过基本审判,由法官裁决,结果最后的判决是那个人被释放了,当时的人虽然很惊讶,但是大家都觉得毕竟那是法官,他知道的实情会更多。

 

但是没想到,我后来将这个法官和那个嫌疑人的数据放进了报纸数据库,竟然发现了当时美国有个小镇报纸报道了一件事,大概是当时那个小镇上举办了一个慈善晚宴,在晚宴上他们做了关于中国的演讲,这个演讲的人正是那个法官,而报纸上列出的十五个与会者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嫌疑人。所以这个法官和嫌疑人其实是认识的,但是这件事被他们自已隐瞒之后,在中国是没有人知道的。

 

在新书中讲述的十二起谋杀案中,有两个就是法官和被告相互认识,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国,这些从国外来到这里的人,他们可以改变名字,改变年龄,认为自己可以摆脱任何事,他们曾经在西方做过什么,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不可能被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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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的内容,保罗还在读书会中分享了很多民国初年,北京和上海的外国人的生活故事,还有在他的笔下“青帮”和杜月笙的故事是什么样子,以及很多他的调查和写作细节,非常精彩,有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最后还想特别推荐一下他的著作《午夜北平》(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拉到文章最后,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此书),当初这本书的写作只是源于保罗读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一本传记,他是在那个书的注脚处发现了这则旧闻,然后一路抽丝剥茧,进入了时光隧道,回到了1937年的北平。

 

他找到了“一位古怪却有着多姿多彩过去的父亲,鞑靼城中作祟的狐狸精,对不正当性行为的暗示,鸦片的气味,人们悄声传播的丑闻,以前少有提及的属于罪犯和堕落外侨的城市底层世界,自大的英国外交官别有用心的搅局,以及正义在最后令人震惊的缺席。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注定将陷入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但不久后,帕梅拉·倭讷就被人遗忘了。”

 

而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当他在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报纸档案室里发现了那个女孩的照片后,他的写作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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