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的日企，为何留不住人了？

（地图来源：大连城市规划馆）

摊开大连的地图，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这个城市西边的街道都是小方块状的，而东边街道则是中心放射状的。交汇处在大连火车站附近，交通网相连得很勉强，让人不得不怀疑城市的道路规划是否出了问题。

出租车司机证实了我的猜想。他告诉我，每到上下班高峰的时候，这段交汇处永远是最堵的一段。

旅顺站，一座造型别致，具有俄罗斯风格的木质建筑。

而造成东西交通不通畅，如此风格迥异的道路规划，则是出自近代俄国与日本之手。俄国占领的“达尔尼”时期，建设了大连的东边。日俄战争后，日本接手后的“关东州”时期，建设了大连的西边。直至今日，城市里还保留着不少颇具西洋古典、折衷主义以及和式风格的建筑。

不过相较于俄国，日本对大连的影响要大得多。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中，便还原了那段历史，这其中既包括甲午战争的旅顺大屠杀的血泪记忆，也包括后来日据时期对“东北亚桥头堡”的精心建设。在此时期，大连基本形成了现有的城市格局和工业基础。

日据时期，这里生活着50万中国人、20万日本人与朝鲜人。三个民族用日语交流了40年，影响久远，大连至今也是中国日语普及率最高的地方。大连的高校无论文理都开设了日语学科，因为在大连会日语要比会英语还容易找到工作。

良好的语言环境，加上地理优势，使大连成为了日企20世纪90年代进行产业链转移的主要城市之一，而这其中又以软件外包服务最具有代表性。

“中国的班加罗尔”

和“世界上的英语客服电话一半是印度人接的”雷同，大连人也揽了一大批日语客服电话。

20世纪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面临产业升级，众多IT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准备把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业务发包给海外。1997年刚刚提出“建设大连软件园，发展信息产业”愿景的大连抓住了机会，凭借语言、地理、劳动力以及政策多方面优势，承接了日本的ITO和BPO业务。

ITO和BPO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一些重复性强、技术性低的工作，比如呼叫中心的接线和录入会计凭证等等。活儿虽然低级，但大连依然有利可图。当年经济体量第二的日本，也是IT外包第二大发包国，如果大连能够全部吃下来，这对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具有极大的意义。

对于日企，大连同样是个绝佳的地方，通过外包可以降低企业约30%~40%的成本。美国记者托马斯在2004年的时候曾这样描述：日本企业在本国雇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在大连除了可以雇3个软件工程师之外，还可以再雇用一屋子呼叫中心的接线员。

共赢的结果，促使大连的外包服务蓬勃发展。1998年起，不到五年就有超过2000家的日企入驻大连，软件园获得了大量从日本发来的外包订单。

随着这套外包体系的成熟，中国不再满足于只做低端的ITO和BPO，业务内容开始向产业链上游转移。不仅是写代码，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KPO业务也逐步进驻到大连。

如今在中国各地百花齐放的软件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和现在大多数的“政府划一片地，给优惠条件”的模式不同，大连软件园是中国10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中唯一的民营软件园区。大连软件园自己总结为“官助民办”，一方面运用市场规律和手段，另一方面借力政府的宏观指导与协调。

大连软件园是中国10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中唯一的民营软件园区

当年为了吸引日本业务，软件园各方面都花了不少心思。大连软件园董事长魏巍告诉《南风窗》记者，1996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属于大连和日本合作的高速成长期。当时确立了“中日软件产业合作战略门户”的目标，甚至直接把办公室开到了东京去拉业务。

站在园区中央环视，你也能感到软件园选址的用心良苦。软件园几乎被大连最好的几所大学围了起来——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以及2002年软件园和东软联合创办的东软信息学院。

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刚毕业的大学生去日企发展，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事情后来起了变化。

年轻人与工资

“最近几年，越来越难招人了。”富士施乐大连分公司的总经理绪方弘二说。

一方面是因为东北经济发展停滞，全区域的人才外流。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日企给不出有吸引力的薪水。

根据2019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报告，大连日企普通员工平均月收入为3165元，工程师为5205元，管理层为8405元。在国内IT行业领域，工程师年薪动辄30万元以上，而腾讯、华为等巨头的薪水更是可观。对比而言，日企的薪水实在难说令人满意。

相较于华为在日本提供的每月40万日元的底薪，日企的薪水缺乏竞争力。

东北财经大学的日语教师胡伟说，2018届日语专业班级有30名学生，选择留在大连的只有3人，还都是本地人。“学生在日企的职位大多局限于企业的行政和翻译岗位。应届生进入日企后事业上升空间有限，薪水薄弱，不愿留在大连，更多的人去一线城市从事非所学专业的工作。”

日企在大连薪资低下的问题，有其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国内经济停滞徘徊，加上中期的金融危机冲击，使得日企本身实力不足以在海外提薪。这一点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报告中“在华日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雇员工资不断上涨”也可体现。

另一方面，则是日企的发展策略的问题，日企长期把大连作为承接中低端业务的地方，却忽视了二十多年来当地经济的高速发展。某些层面上来说，大连已不适合大规模承接技术性低的分包业务了。

大连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商务洽谈会现场。

“会日语，而且工资仅为上海的一半，这样的地方只有大连”，这是日企曾经如“捡了大便宜一般”沾沾自喜的一句话，然而如果现在仍然笃信，恐怕人才流失的问题会愈发严重。

2008年后，大连的软件外包业务，并没有落入“成也日企，败也日企”的困境，而是看到了日企自身的瓶颈与局限，向业务端上游、欧美地区以及新兴互联网业务去做了更多尝试。

先是通过对日业务吸引了IBM、惠普、埃森哲、思科等一批欧美公司入驻，开拓共享服务中心、数据开发及金融后台服务中心、数据仓储及云计算等新业务，软件外包领域培植起东软、文思海辉、大连华信、亿达信息等一批本土龙头外包企业。

如今的大连软件园，呈现的是本土企业、欧美企业、日本企业数量上三足鼎立的态势，业务也扩大到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云计算、智能制造、物联网等领域。

大连东软集团软件园的办公大楼

留下还是离开？

除了日企软件外包的比例下滑，在大连的“加工贸易型”日企也在近几年逐渐撤退或缩小业务规模。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常驻大连领事办公室丸山所长指出，截至2019年，大连的日资企业减至约1500家。这个数字比起2016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的1700家，又减少了200家左右。

大连的日企数量虽然年年下降，但仍在全球排第三位，

当然除了人力成本原因，这里也有中美贸易摩擦方面的考虑，日本企业认为美中对立长期化不可避免的看法增强，正在把成为加征关税对象的商品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三菱电机、小松、东芝机械等已于2018年完成了把一部分在华生产转入其他国家的工作。

企业的行政命令移动容易，而在大连生活习惯的人再移动的话，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日本员工。

大连现在长住的日本人有5000人，除了从本国派遣来的管理层之外，还有不少从日本迁移至大连的日本雇员。他们是在外包业发展的早期来的，那时候会用流利商业日语接听电话的劳工，还没有很多。

这些人大多厌倦了日本社会的高压生活，以一种以低薪换低压的心态，来到了大连过着惬意的生活。这些人的起薪仍远高于中国同行，只是因为是“接电话”这种技术性低的活儿，薪资变动幅度很小，且通常被排除在向上的职业流动之外。

社会学者川岛久美子做过一份对大连日本人的调查，发现对于那些已经习惯大连悠闲工作节奏的人而言，他们无一例外地害怕回到日本的工作文化中，这种文化需要对工作百分百的投入。

森茂大厦，大连的日企集合代表性大楼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回国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具备一定的挑战性，因为他们在中国呼叫中心的工作经验，对他们再就业并无太大帮助。虽然年龄在一天天变大，但他们却在社会建构的“时间表”上的进展上停滞不前。

是留在大连还是离开大连，这不仅是日企在考虑的问题，也是在大连工作的日本人纠结的问题。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胡万程 [e-mail]

编辑 | 谭保罗 [e-mail]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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