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国中小学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文|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基础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它是培育健全公民的基础教育完成阶段。
基础教育是“有教无类”的
基础教育的第一基本属性是“公共性”。学校教育的“公共性”涵盖了三个基本内涵：其一，作为“共同性”的“公共性”，指对所有儿重，不是一部分特定儿童，都要保障其教育机会，谋求其发展。具体地说，是“有教无类”的。
其二，作为“公开性”的“公共性”，指学校的经营不应当封闭而应当是公开的，谁都可能平等地分享学校的信息。
其三，作为“公务性”的“公共性”，即使是私立高中也同公立高中一样，承担着作为学校的“社会责任”的“公共服务”的性质。高中教育应当“为社会公正而教”，绝不应当成为加剧社会分裂与阶层分化的工具。
基础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个学生“学会做人”
基础教育的第二属性是“基础性”。基础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奠定每一个学生人格发展与学力发展的基础，即“学会做人”。20世纪的《学习权宣言》标志着世界基础教育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时代进入“大众教育”时代。“大众教育”强调所有学生“共同的基础教养”绝不是“平庸教育”，而是“卓越教育”。“卓越教育”不是仅仅满足于培育少数尖子生的所谓“卓尔不群”的教育，而是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保障每一个学生能够达到他所能达到的发展高度，这就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定位和培育创新人才的价值诉求。
基础教育“成果累累”，但“乱象丛生”
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界可谓“成果累累”，但也“乱象丛生”。
第一乱象：豪言壮语
发达国家的大学本科尚且重视“通识教育”，我国一些中小学却张口闭口“培养拔尖型创新人才”。幼儿园“小学化”、中学“大学化”，早已是见怪不怪了。基础教育是培育“健全公民”的教育，不是什么造就精英人才、尖端人才的教育阶段，一些中小学自恃“升学率高”，以为无所不能，教育行政部门也居然任由其无法无天。这不是一般的浮躁，简直是狂躁了。
第二乱象：花言巧语
好些学校和媒体热衷于生造术语，“××教育”“××课程”“××课堂”之类的口号满天飞舞。某小学声称开发了一套“阳光课程”，充斤着27个带有“阳光”字眼的术语，诸如“阳光讲台”“阳光教师”“阳光少年”“阳光教室”之类，却找不到任何改革的思路与鲜活的经验。在“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一切为了学生”的口号背后，却是赤裸裸的“一切为了应试教育”。
第三乱象：胡言乱语
一些中小学为所欲为，苦心打造“应试集中营”，形成了一条或明或暗的应试教育利益链，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却受到应试教育 41 36249 41 14939 0 0 1078 0 0:00:33 0:00:13 0:00:20 3033 41 36249 41 14939 0 0 991 0 0:00:36 0:00:15 0:00:21 2910力的百般庇护，批而不倒。这些学校明明是“应试教育堡垒”，却偏偏打扮成“素质教育典型”，四处张扬，毒化教育环境，误导教育舆论。
所谓“优质教育”不是“任意拔高”的教育，也不是“胡编乱造”的教育，更不是“指鹿为马”的教育，而是“适切的教育”——合乎伦理道德、合乎学科本质、合乎儿童特质、合乎规范目标（养成健全公民）的教育。
我国中小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摆脱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的束缚，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上述种种乱象贯穿着同一种病症——教育的“狂躁症”，反映了我国基础教育界的教育思想混乱不堪，是到了回归常识、依据我国的教育法制加以整治的时候了。
延伸阅读：
【周彬教授已结束近4年的中学校长生涯，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履新，出版有《叩问课堂》《课堂密码》《课堂方法》“课堂教学三部曲”、《学校法制：理论与案例》和《教育考试与评价政策》等专著，在课堂教学、学校管理领域有独到的研究。他既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教育实践者，他带领着海宁高级中学引领全国新高考。】
彷徨于教授与校长的跨界生活
文|周彬（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省海宁市高级中学校长）
一提到教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那怕是在教育专家面前，每个人都非常坚守自己的观点；一提到治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可真到了医学专家面前，每个人都极易放弃自己的体验。作为研究教育的人，看到自己的研究所得，被一线校长和教师置之不理的时，要么为了自我满足而指责他们的“无知”，要么在接受事实时痛感研究的“无能”。可是，作为一线的校长和教师，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才不接受；作为教育研究所得，难道对教育实践又真的那么“无能”吗？我不相信校长和教师们的无知，我更相信步入和接受教育研究，可以让校长和教师们变得更加有知；我也不相信教育研究的无能，但我相信走近和了解教育实践，可以让我们的教育研究变得更加有能。
一、理论与实践难以相知，更难同行
尽管我自己是从事教育研究的，但这所学校接受我作为校长，教育研究只是一个背景，最直接的理由，是我曾经在好几所中学，尤其是几所高中兼任过职务，或者在这些中学推动过一些改革。由此可见，虽然我们总认为理论与实践是可以相互了解的，也是可以相互交融的，但在教育实践中一定有一套实践的标准，正如在教育研究中也有一套学术标准。在来到这所学校之前，没有人去查阅我究竟写过多少篇论文，出版过几本专著，有多少篇论文曾经引用过我的观点，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人是否有过相同或者相近的经历，这个人是否有足够的激情去点燃这所学校的激情，这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带动这个团队。同样的道理，当我在大学里参评教授职称时，也没有人问过我，在中学当校长有什么感受，自己是如何管理这所学校的，究竟把这所学校管出个什么样子出来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同样的教育领域中，用来评价他的标准却是迥异的。在大学里，如果你说你是多么的辛苦，你为了工作是多么的早出晚归，除了大家当面说你是一个勤奋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在内心深处佩服你。大学里追求的是智慧，追求的是思想，当然如果是个性化的智慧和独特性的思想，那就更容易被他人所敬仰。至于这些智慧和思想是不是真的有用，并不是判断智慧和思想是不是正确的标准，毕竟有些智慧和思想是滞后于实践的，更多的智慧和思想是引领实践的。如果你非得固执地用今天的实践，来判断今天的智慧和思想是否正确，那你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是要受到大家鄙视的。但当我来到中学以后，明显感觉到大家更关心的是你对这份工作是否有足够的投入，大家都相信，只有在足够投入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推动教育实践的智慧和思想；而且判断智慧和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准，肯定是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能够改变教育现状。
之所以说，从大学到中学里工作，是我在自找苦吃，并不是说在大学里的生活都是甜，到了中学里就都变成苦的了。真的苦，并不是中学生活的苦，也不是大学生活的苦，而是指在大学和中学双重标准的要求下，在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纠结与彷徨。但正因为有了这份彷徨，才让我明白了，教育研究并不是用来达成教育实践目标的，而是拿来为教育实践者纸上谈兵提供术语和思维操练，如果真的要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还是需要教育实践者自己去排兵布将；与之相应，教育实践者也并不是对教育研究感到无知，而是教育实践者必须在众多教育研究成果之中，选择出能对自己办学思路起到引领作用的研究成果，否则教育实践者会因步入教育研究成果的丛林中而迷失自我。
二、理念越理想，实践就要越现实
理想中的重点中学校长，对自己而言应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对学生而言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校长，对教师而言应该是一个关怀备至的领导。对我来讲，来到中学做校长，本身就是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而来，似乎更应该少了那些现实的世故，少了那些功利的急躁，似乎更有条件让自己做成理想中的校长。然而，当你真做了这所学校的掌门人时，你就发现理想只是个人的，而现实则是学校的，对校长而言个人的东西你得暂时保留起来，而学校的东西你得大踏步地追求起来。只有当学校已经稳步发展起来后，你的个人理想才有可能转变成你的办学理念，让学校沿着理想的路径发展下去。我是一位为理想而来的校长，可一旦把脚踩到中学的地盘上，你就发现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只有战胜了现实的校长，才可能让自己的教育理想生根发芽。到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温文尔雅不是外在表现出来的，而是对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那份淡定心态的外在表现；当一所学校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时，这份雅致就变成了奢侈品，毕竟仓禀实才知礼节！
来到中学，我的一直主张要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也就是说，有了全面的办学，才会有可持续的教育质量。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这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对于实践来讲，很多的人都很是质疑，你不要先讲全面发展，你得先把教学质量搞出来。我说没有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教学质量；那他们就说，这就表明你所谓的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只是一个美丽的理论而已，我们需要的是教学质量，你先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说要全面发展，我们都认了。这就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理想主义者认为，只有满足了我的条件，我才能够产出什么结果；而现实主义者认为，你先产出了什么结果，我才可能满足你需要的条件。于是，理想主义者指责现实主义者过于功利，甚至于过于霸道，哪有没有条件就有结果的道理；现实主义者指责理想主义者过于理想，甚至过于幻想，哪有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提条件的！
做了校长，教师们对校长最大的企盼，并不是你有多么完美的办学理念，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是不是能够提高大家“待遇”。校长的办学理念越完美，教师们要把理念转变为现实就越艰难，教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投入就得更大。既然要让教师们对工作的投入更大，那么他们对自己待遇的预期也会更高。与之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有更好的成绩或者有更好的成长，但不管是更好的成绩，还是更好的成长，都会对学生的当下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你凭什么来要求或者吸引学生对当下的学习有更多投入呢？你用更遥远的目标，来要求或者吸引最当下的他们，这样的效果是很难显现的。面对这一系列现实的问题，那怕你有着更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你对学生学习过程有着更科学的指导思想，可你用什么把他们变成现实呢？其实，不管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从教育中要直接换来经济回报，或者立马就要换来享受或者享乐，都不是一件现实的事情；但如果你要教师或者学生为了过于遥远的目标，而牺牲当下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这个要求也是过于苛刻的。于是，这就需要学校管理建设与教师发展相适应的教师荣誉体系，与学生学习相适应的学生荣誉体系，用这两个荣誉体系把师生的未来和当下联系起来。只有为师生提供一个在近期可以实现的目标，你才不会去指责他们对前程过于不负责任，你才不会去指责他们对当下过于享受主义。所以，这儿的“待遇”即不可能是纯粹的当下利益，也不可能是抽象的遥远理想，而是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荣誉”，这个“荣誉”即可以兑现当下利益，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实践遥远的理想。
三、不是失败，而是对失败的反思，才是成功之母
我所在学校是一所县中，是一所年年都要直面高考成绩的学校，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最受应试教育压迫的学校。曾经在一次高三教学的校长表态会上，我说这可能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让一位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来向大家表态我们会如何让学生考出更优异的成绩出来。其实之所以敢到高中来，就是因为在我的骨子里，认为教育学是可以和优异成绩调和起来的；当然，我也知道这个调和的过程注定是艰辛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一直对立到现在。今天，很多人都会站在教育的道德高地上，批判今天的教育为了成绩，甚至说是为了政绩，在干着如何“反教育”的事情，是如何让孩子们因为教师的“毁人不倦”，而滋生出各种“非教育结果”。可是，我们人虽然站在了道德高地上，可是我们自己的脚踩在哪儿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观点变得高高在上的时候，我们的行动究竟为教育的人性化和科学化做了些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教育高标，但我们不能天天幻想高高在上的教育高标；可能我们只能真真切切地经历过成千上万次的教育试误，才可能靠近这个高高在上的教育高标。我不相信整天摇旗呐喊的人，我更欣赏脚踏实地的人。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包括在我以前的心目中，我也认为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与教师的教学业绩挂钩，应该是一种极其机械而又落后的教育理念。可一旦面对教育现实，特别是面对学校管理的现实，你就发现，校长与教师之间是很难在先进教育理念上达成共识的，于是只好在落后的教育理念上相互博弈。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学生的成长，但学生的成长又表现为什么呢？我们不能用学生眼前的成绩，来替代学生长远的成长；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学生眼前的成绩，去一味的追求长远的成长吧？换句话说，我们只能踩着学生当前的成绩，去追求学生长远的成长。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学生成绩时，要有可持续的教育理念；可这并不是一种号召，而是一种理念，一种需要足够多的智慧和足够多的投入，才可能予以落实的理念。现在大家都在指责中学，尤其是高中只看重成绩，而不注重学生成长；我到是想问这些指责别人的人，你说的学生成长究竟是什么；学生成绩离学生成长究竟有多远，从学生成绩到学生成长需要怎么走，是不是获得了学生成绩就会必然丧失学生成长？我无意于为应试教育辩护，但我提倡要脚踏实地地搞教育，真正找到一条从应试教育通往素质教育之路，而不是通过高调的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教育理念是多么的先进。
理想的管理或者教育境界，并不是你自己想想就出来了的，当然你得有这个理想。你必须经历诸多并不理想的管理过程或者教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完善和理想化，才可能进入这种理想化的管理或者教育境界。否则，越是理想的管理或者教育境界，就越只是一种想象的境界，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境界。管人和管心，最理想的管理境界，肯定是管心，因为管了心，人自然会跟着心走。这是多么简单而又多么理想的管理理念，可事实上，每个人的心是跟随着自己的利益而走的，只不过这儿的利益不仅仅是钱或者物质，当他的心跟着利益走久了，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以文化人了。当你要形成管人的文化时，你就得从具体的利益开始，而不是整天唱着以文化人的高调。刚来到这所学校，最先启用的就是最原始的管理模式，那就是要求教师几点上班，几点考勤；当大家养成上班的习惯后，逐步放松了考勤，但加强了对教学质量的考核，从而把“把上班当成任务”转变成“把好的教学质量当成任务”。目前还期待着，逐步放松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进一步加强对教师教学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考核，从而把“把好的教学质量当成任务”转变成“把做一名好教师当成任务”，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教师才会把自己的利益、学生的利益和学校的利益融为一体。
在大学里，一直追求的是更科学的方法，更前沿的思想。可到了中学里，你才发现，要在学校里实现科学的方法，既要付出探索科学方法的成本，承担实施科学方法的成本，还要承受抛弃旧有方法的成本。一旦写在纸上，你会觉得这些都只是成本而已；可一旦到了实践，方法就不是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成本也不是钱多与钱少的问题，而是方法与成本都是与人融为一体的，要改变的不是久有的方法，而是拥有久有方法的人；要承担的成本远不只是钱，而是要让敢于改革自己或者迎接改革的人，敢于抛弃昨天的自己，追求明天的自己，从而享受今天的自己。学校管理与工厂管理最大的区别，就是工厂升级换代需要淘汰和更新的是工具，而学校需要淘汰和更新的是人；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最大的区别，就是企业升级换代可以通过人才流动来实现，而学校往往是优秀人才流出去了，而更多的人却巍然不动！所以，学校是“人育人”的场所，当我们不能象工厂淘汰工具那样淘汰教师，当我们不能象企业流动员工那样流动教师时，“人育人”最重要的工作，就变成了我们怎么去理解、信任、培育和激活“育人”的那个人了。
（本文为周彬教授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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